我穿行在歡樂的、興高采烈地談論著要去享用的晚餐的大羣觀光客之間，覺得自己幾乎是個無形人。
關於我自己失音的心靈，我決定不告訴任何人。我不願給別人造成負擔。
回到旅館後用晚餐時，我盡最大努力輕鬆地説笑，心裏很明白，蔡茲早晚會問起那令人痛苦的問題。稍晚，當我們安靜地坐在遊廊上時，他問道：“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你和鍵盤的重逢啊。”
我右手左右擺了擺，表示“還行”。
他平靜地説：“給自己點時間，會恢復的。”
他不明白。他怎麼可能明白呢？
默默思考了幾天以後，我做出了決定。我應停止悲傷。我不願給家人帶來痛苦。要不是有他們在身邊，我可能會從某個美麗的山崖上往下一跳了事。但現在艾倫就要讓我當伯伯了。到了不再躲藏在這個幻想的世界中的時候了，這裏的景色美得脱離了現實。
蔡茲已經成功地使我相信了菲茨傑拉德①的座右銘（借自喬治·赫伯特②）是對的：生活得好是最好的報復。
①菲茨傑拉德（1896-1940），美國小説家，20年代美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了不起的蓋茨比》為其代表作。
②喬治·赫伯特（1593-1633），英國重要的玄學派詩人，工於格律，全面掌握韻文技巧。
“在你的情況下，”弟弟以在嚴峻的考驗中新獲得的成熟補充説，“我開始時會先去過一段平易的生活。”
我想笑一下。在正常社會交往中這個非常必須的面部反映，我還得想法重新掌握起來。
那天晚些時候，我開始按自己的決定行動起來。我把衣服扔進箱子裏，弟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你不是當真的吧，對嗎？”他質問道，“你不會真回非洲去吧？”
“啊，看來你還沒有大到從哥哥這裏學不到東西的程度，蔡茲。這叫做實踐諾言。我簽了3年的合同，上帝知道，他們非常需要我。我要回到我能做些貢獻的地方去。”
他看得出我決心已定，只好幫助我進行重回蠻荒之地的準備。由於一切醫療費用都由國際醫療隊支付，而且在我住院期間照付給我工資，所以我們有錢花。因此我給所有的人都買了禮物，包括一瓶給莫里斯的荷蘭杜松子酒（常規量）。
只是當我們坐在候機室，聽到我的航班最後一次呼叫登機時，蔡茲才激動起來。其實，對他來説，這一定是場極其殘酷的精神上的考驗，而他一直表現得十分堅強。在我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磨難後，我們之間變得更加親密了，而他直到此時才有所流露。
我拍拍他的肩膀。
“別擔心，蔡茲，我會完整地回來的，我向你保證。”
“上回你就是這麼説的。”他苦笑着説。
“我不是完整地回來了嗎？替我特別吻吻艾倫。”
我們擁抱在一起。然後，我徑直登上飛機，沒有再回過頭去。
飛機剛一升空，我就意識到忘了給弗朗索瓦帶禮物。幸而在開羅轉機時有機會糾正這一疏忽，我花了25美元給他買了個石膏的獅身人面像模型。唯一的缺點是，他既不能拿它當煙吸，又不能拿它當酒喝，不過這至少説明我想着他。
當他在電話上聽到我説我已經定好了回去的機票時非常高興，説要來接我。正如他所答應的那樣，他在阿斯馬拉機場跑道上等着我。
我走下頭幾級舷梯時幾乎感到無法呼吸。這次不像過去，不是進入未知世界的旅行，這次是回到一個過於熟悉的世界中來。
弗朗索瓦一把抱住了我。
雖然我一再抗議説我很健康，很有勁，他還是非要替我把包提到車子邊。但他最慷慨的行為是為了尊重目前我那來自瑞士的純淨的肺，忍着沒有吸煙。
一路上他幾乎對我講述了所有的事情：人事的變化，甚至連我離開期間發生的最小的事也一件不落。他一次都沒有提到西爾維亞的名字，簡直是場使出了渾身解數的出色表演。
正如那晚其餘的時間證明的那樣，她是徹底地、無影無蹤地消失了，從所有人的詞彙中給抹去了。
“我們很想念你，”令人驚奇的是，弗朗索瓦的口氣中沒有了往常那帶冷嘲的幽默，“只有當你不在這裏以後我才意識到你的價值。”
“不管怎樣，”他拍了拍我的大腿説，“你回來以後我們就滿員了。我設法把候補的那個澳大利亞人弄來了。”
“他怎麼樣？”
“作為一名醫生他是第一流的，作為一個人卻是零。顯然，傳説在大洋洲謙遜並不多見是個事實。他並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具有非凡的魅力，但在他到來的時候丹妮斯在感情上已十分脆弱，她相信自己的祈禱全在他身上應驗了。要不是這樣，他的自負就會死於營養不良。其實，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人去恨對士氣十分有利。”
照例，弗朗索瓦的社會觀察切中要害。
大家在等我回來，都沒有睡覺。他們準備了當地產的聖喬治牌啤酒，某個大方的人還把最後四分之一瓶免税威士忌貢獻了出來。
他們一個接一個走上前來和我擁抱，只有一個健壯的大個子除外。他只是伸出只猿猴般的手，用十足的澳大利亞口音介紹了自己。
“小杜格·梅特蘭。”他宣稱道。（好像我有可能認識老杜格·梅特蘭似的）“太遺憾了你受傷時我不在，老兄，”他“謙虛”地説，“不然我可以當場給你醫治。”
“啊，”我問道，“你是腦外科醫生嗎？”
“不是，是矯形外科。不過我對腦袋很熟悉，從我所聽到的，你的傷不算重。不管怎麼説，老兄，歡迎你加入進來。”
等等，我心裏在想，這話該我説。是不是他現在覺得自己比我先來這裏？弗朗索瓦想必把候補名單挖了個透才找到了這麼個角色。
看見大家真高興。連沉默寡言的馬爾塔也給了我大大的一個吻，艾達也是如此。我給她買了香水，她特別感動。
然而我還是做到了從蘇黎世旅行幾千英里，而沒有去想在終點真正等待着我的是什麼。
我不在期間，弗朗索瓦沒有改變宿舍安排。他們給了我一個電筒，吉勒斯幫着我把東西拿到了11號棚屋。他把我送到門口就走了，我獨自進到屋子裏。室內有一股黴味，不過可能以前一直就有。我過去住在這裏的時候，從來沒有注意過這種氣候上的細微特點。
我用手電照了照牀，牀上一條淺色的牀單，疊好的毯子放在腳頭，鋪得很整齊。僅僅3個月前我們還一起在此做愛，而現在我卻孤零零地獨自一人，好像她從來沒有存在過。我身不由己地來到當時匆匆為我們做成的衣櫃旁，拉開了右邊的抽屜。我的衣服和我離開前一樣，原樣未動地放在裏面。我拉開了左邊的抽屜，她的衣服也在裏面。消失了的只是她的心跳，她的聲音，她這個人。
今晚我將怎樣在此入睡？
回答是——很難。
我不在期間，組裏的人際關係有了新發展。看來，我們的澳大利亞同事是帶着比他的自滿更為強烈的權利感加入到我們中間來的。他幾乎立即就開始遊説，為自己和丹妮斯爭取11號棚屋。（“見鬼，”他爭辯道，“那地方空在那裏，他們兩個人誰也不會再回來了。”）
弗朗索瓦的回答是：“等我相信他們不會回來之後，我再考慮重新分配的事。”
小杜格·梅特蘭初來時被分配和可憐的吉勒斯同住。至少這造成了一種文化衝突。在他和丹妮斯熱情高漲之時，好像總是挑最不方便的時候讓吉勒斯離開，或者用杜格的話説，“去找你那寶貝渡渡鳥去”。
我立刻提出搬回我的老地方去，但弗朗索瓦很堅決。
“這樣做不能給那個澳大利亞人任何教訓。不過如果你真想幫助吉勒斯，要是你讓他到11號來和你同住就太好了。”
“沒問題，”我説，“我不願意讓那個大洋洲的傢伙得意。”
結果是，雙方都認為自己勝利了。弗朗索瓦私下對我説，這是當好領導的秘訣之一。
自然，要給吉勒斯清出衣櫃來。這就使弗朗索瓦有權利把西爾維亞的東西分發到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去。
沒有多長時間，我就重新適應了那一套常規。病人不同了，但得的病沒有變，仍舊有如此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們的許多病人仍在死去，而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本可以當場給他們治療，他們回去後還可以長久地活下去。
一天晚上，我們坐下吃晚飯前，弗朗索瓦把我擠到一邊對我説：“對了，馬特，明天是星期二。”
“很高興聽到這一點——特別是因為今天是星期一。如果明天不是星期二，我就要擔心了。”
“得了，馬修，你知道莫里斯和我每個星期二下午要幹什麼。”
“啊，對了。”我突然記起來了。“是白內障手術日，對嗎？”
“對，我希望你來幫我們。”
“你這種手術做了也許都有一千次了，從什麼時候開始需要起幫手來了？”
“從這以後。”他把手伸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指關節部腫了。如果不是最近腫的，那就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看來情況不妙。
“可能是什麼問題？”我問，同時禮貌地給了他保留他不想講的細節的可能。
“來吧，馬修，診斷一下。看上去像風濕性關節炎，實際上也是。”
“啊，真糟糕。”
“沒關係。我已經有了時間去習慣這一點。幸運的是，我喜歡教書，坦白地説，我已經在盼望看到巴黎明亮的燈光了。同時，在這裏也有現成的解決辦法。”
“什麼辦法？”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着説：“你，我的先生。從明天起你開始接受訓練，好接替我做白內障手術。”
“杜格不會喜歡的。”我説。
“哦，我也不喜歡杜格，所以我們兩清了。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手術，我們的組織向來訓練非外科醫生專門做這一項眼科手術。別擔心，不會讓你做角膜移植之類的事的。”
我不知道應做出什麼反應。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知道對於像弗朗索瓦這樣的人，做出這個決定肯定是十分困難的。
“馬修，你為什麼一副難過的樣子？”他責備道。
“呃，我知道這可能使你吃驚，可是我實際上很喜歡你。”
“謝謝，不過看在上帝的分上別告訴別人。我不願失去我的形象。”
“見鬼，沒有你我們怎麼辦？”我説。
“會辦得很好，我想。你會成為第一流的領導的。”
那晚，我腦子裏帶着完全不同的思緒回到棚屋裏。前一天我還在為自己難過，今晚我有更有意義的事要想：
為弗朗索瓦難過。
白內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發達世界的盛行可能與高日照水平有關……
我無法入睡，便溜達到那空空的飯廳，熱了一杯頭晚剩下的帶鹹味的咖啡，開始為我即將從事的手術閲讀材料。
在厄立特里亞這類地方，白內障的發病率至少是歐美的20倍。這也就是為什麼沒有哪一支稱職的到未開化地區去的醫療隊會沒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沒有獲得執照）外科醫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樣子了，沒有一絲自憐。我敢説，他意識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觀察他，不僅把他作為一個醫生，而且作為一個領導在研究。正是在力圖想像這工作意味着什麼的時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務是多麼令人難以相信地困難和複雜。
就手術本身而言他沒有説錯。整個過程用了也就30分鐘，在局部麻醉下進行。切口並不複雜，但要求很精確。儘管如此，在我協助他的過程中我開始明白，弗朗索瓦為什麼自己決定退下來，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個星期二，我用自己的雙手使5位盲人復明。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的經歷。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孫輩們。一個婦女看到了她長大成人的兒子，她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術時，每一個星期都能有這種經歷。我無法壓下這個想法：他不能再繼續從事這一工作，會感到多麼難過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術完全交給我做，馬上就流言四起了。從社會地位上説，我兩頭搭不着：既不是“卒子之一”，又還不是個司令。
唯一一個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樂得像只百靈鳥（這只是個比方）一樣。
眼看我就要成為重要人物了，這時我得到了一盞煤油燈，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這使得人們羨慕不已。（我毫不懷疑杜格明天上午就會要求也有一盞。）自然，燈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繼續他的烏類學方面的研讀。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閲一些病歷，吉勒斯正埋頭於鳥類研究時，我在搖曳的燈光下看着他的臉，突然覺得他好像有點不一樣了。漸漸地，我驚奇地意識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過去快活了。
“告訴我，是不是僅僅因為不再有那個愚蠢的澳大利亞人糾纏你的緣故？”
“你在説什麼呀，馬修？”
“我不在的時候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飛到肯尼亞去了。”
“啊，你在那裏有朋友嗎？”
“實際上是有的，曾經和我父母一起工作過的一些人。”
“他們做什麼工作？”
“我的父母是傳教醫生，很久以前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就死了。不過在他們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嬸嬸一起在法國生活，只有他們體探親假時我才能見到父母。我無法理解他A］為什麼把我丟下。然而，當我終於去拜訪他們的朋友時，他們告訴我母親離開我有多麼難過。在所有那些年裏，我甚至從來沒有想到她會想念我。”
他放下書，摘下了眼鏡。
“他們是在50年代的茅茅運動①中死去的，從那以後我一直懷恨在心。那是在我來到這裏之前。現在我正在做着他們所做過的工作，我明白了他們為什麼獻出自己的生命。”
①茅茅運動，肯尼亞吉庫尤人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主張以暴力推翻英國在肯尼亞的統治。其領袖喬莫·肯雅塔後成為獨立肯尼亞的總理。
“我去參觀了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在他們的墓上放了鮮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平靜地説：“實際上，我打算等我在這裏期滿後到肯尼亞去，繼續他們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內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動。這時，他大起膽子提出了一個問題。
“馬修，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常常在想這件事。”
“什麼問題？”
“是關於你那小小的鋼琴鍵盤的。”
這個問題早晚會被提起的。
“怎麼了？”
“我再也沒看見過你彈它了。你是不是為了什麼原因放棄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話！”他膽怯地補充道。
“不，沒關係，”我謊稱道，“我就是沒有時間而已。”
看得出來，他並不相信。
“大家説你彈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從前是這樣。”
他意識到我不願進一步打開心靈之門，但當他上牀後翻過身去時，他抑制不住地説了聲：“太遺憾了。”
“太遺憾什麼？”我感到有點不自在，問道。
他轉身看着我，沒戴眼鏡，顯出一副近視的樣子。
“我曾經在一個偉大的鋼琴家演奏時在同一間屋子裏，可是卻連一個音符也沒有聽見。”
從幾個月前弗朗索瓦告訴我讓我負責一切以後，我時不時會產生陣陣懷疑，不知沒有弗朗索瓦這個活百科全書在旁邊，我是否能夠勝任。但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幾乎有點盼着他離開，我好實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別是我已經考慮了很久的公共衞生項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週，我特意和每一個醫生都談了一次心。我對他們保證，除非他們自己要求，他們的工作不會有任何變動。（和往常一樣，梅特蘭是個例外。他要求做白內障手術，我沒有同意。）知道隊員們很喜歡我被選中做領導，我心裏挺高興。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證幫助我度過最初的困難日子。他們是一羣了不起的人，實地經歷更加提高了他們的獻身精神。弗朗索瓦當初挑對了。
乘機離開的那天，頭兒不願意大事張揚，堅持要診所和往常一樣開門看病。只有我和一個司機可以離開，送他去機場。頭天晚上，我們不理醫生的命令，喝了許多劣質威士忌。他可以把我們第二天因飲酒過度引起的頭疼解釋成對他離去感到悲傷的表現。
以後的18個月是建設時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有弗朗索瓦作為我們在巴黎的代表，證明是大有好處的。他離財源近了。他以熟練的外交手腕設法給我們搞到資助，購置了——早就該安的——門診室的空調。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稱的公共衞生運動的資金籌集上做出了奇蹟。我決意要為這些長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點永久的東西，一種基準尺度，不論是多麼微不足道。我決定在我剩下的時間裏，給所及之處的每一個兒童做天花和小兒麻痹的預防接種。
根據我的記錄，到我離開時為止，我們給將近4萬名兒童做了預防接種，還培訓了24名護士，建立了兩個流動醫療站，進行基本衞生教育。
漸漸地，我們變得越來越像一家人，儘管我內心沒有準備，仍不得不充作家長。那年，我們按東正教的日期，作為艾達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慶祝了聖誕節。我們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種作料齊全的“齊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這段時間裏，我們只有一個人脱逃。杜格·梅特蘭，這個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亞人受不了啦。他履歷表上的墨跡剛於，氣候就奇怪地影響了他打橄欖球落下的老傷。很快，老傷就變得和他這個人一樣不可忍受。儘管會給我們的工作日程帶來很大混亂，而且他只提前了半個月通知我們，我還是讓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聽着，夥計，我已經在這個鬼地方服過役了，我指望着你好好給我寫上一封推薦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遠指望下去。
而他的驟然離去意味着我得像牧師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強調那個誇誇其談的膿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來安慰她。
“我們的關係沒有結束，”她勇敢地抗議道，“我會去墨爾本看他。”
“當然。”我説，儘量使自己的話聽起來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興得死了都情願。他已經把他的好消息告訴了頭兩個來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見我就開始拼命招手。他臉上那勝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看見它了，北方禿朱鷺，今天早上我看見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覺嗎，馬修？”
“不能，”我老老實實地説道，“但你是最應該看見它的人。祝賀你。”
在厄立特里亞，似乎任何事物都不會終結。旱災是1968年開始的——已經10年了——看來好像會永遠繼續下去。同樣，內戰勢頭毫無減弱之意。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已從1978年俄國的襲擊中恢復過來，但沒有跡象表明任何一方喪失了鬥志，或者衝突會在可見的將來得到解決。饑荒仍舊是生活中不可改變的事實。
這種沒個頭的局面終究影響了我的隊員，在他們看來，早上病人的隊伍永遠是那麼長；也影響了外傷隊的隊員，他們仍在日日夜夜地從受傷的戰士身上取出子彈。
到了又一個聖誕節時，我看得出來，人人都在夢想着回家了，就連我也越來越厭倦於又得給別人打氣、又得給自己鼓勁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時，沒有一個人來續簽（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話。他反正要到肯尼亞去繼續這種工作）。
從我們在瑞士一起生活時起，我的弟弟就學會了如何顯得並沒有爭論而在和我的爭論中獲勝。他看出我的心理鐘擺這時正擺向利他主義，便一次也沒有藉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傑西卡在內——作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學和我正在進行的預防醫學項目間的微妙聯繫。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寫道，“有朝一日，我們用不着再考慮治療像糖尿病之類的疾病了，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存在了。我們用不着去為缺乏胰島素的人生產人工合成胰島素了，新技術可以修補人體內的基因，使它們自然產生胰島素。難道你不願參與到其中去嗎？”
我又上鈎了。
我猜，當我讓蔡茲給我寄更多的材料來的時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鈎。
合同期滿前的6個月中，我向許多大學提出讀微生物學博士的申請。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經歷顯然給了我申請的這些學校一個好印象，因為他們全都接受了我。
我決定去哈佛，純粹是為了省得當了醫生後老得向人解釋我為什麼沒有上哈佛。在那裏，我有幸師從邁克斯·魯道爾夫和他的接班人亞當·庫珀史密斯。
我離開的前一晚，我們舉行了傳統的縱酒狂歡，大家發表些嘲弄性的講話，進行傷感的告別。我已經感到了留戀之情，但儘量不表現出來。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會有時間和那裏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個別。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書以後，就漫步走到等着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個營火堆前去。
這時我的埃塞俄比亞語已説得差不多和英語一樣好了，可以和他們互相説俏皮話。我認出了我給她看過病的一個孕婦，她的第一個孩子死於痢疾。
我祝她在這個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運氣。她感謝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別後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來。
“喂，馬修，你看，你差點忘了這個。”他舉着我那無聲的鍵盤説。
“沒關係，”我説，“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們拿它怎麼辦？就這麼把它扔掉多可惜。”
這一點我同意，於是建議，請他把它作為我的禮物送給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個孕婦。看得出來，他也困惑於她拿它能有什麼用，但他看到樂觀的一面，説：“也許這會給她的孩子以靈感，使他成為藝術大師。”
“真説不定呢。”我微笑着走進屋裏。
我至今仍想念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難的地方。當我和我的厄立特里亞朋友告別時，我因為離開他們回到一個我可以蹺起雙腳、喝着啤酒觀看體育世界節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難過，很羞愧。
在我離開前兩個月多一點時，我們破土動工，建造一所有24個病牀和一間設備良好的手術室的醫院。我知道，在事物的偉大發展中這可能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它畢竟是一個開始。
如果我從在厄立特里亞的全部經歷中學到了一樣東西的話，那就是，我可以改變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