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如果説有一個詞兒可以概括我們頭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話，那麼這個詞兒就是“弄錢”。除了睡覺的時間以外，我們無時無刻不是用足了腦筋，在考慮怎樣才能湊得足夠的錢，把一切少不了的開支應付過去。通常也只能勉強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沒有什麼羅曼蒂克可言。還記得奧馬爾-哈亞姆①那段有名的詩嗎？什麼樹蔭下詩一卷，麪包一塊，美酒一壺，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論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詩集，你説我還會有多少詩意，去過那田園詩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樹蔭下，我要考慮的是買那本書要多少錢（我們能不能買到舊的？）以及我們在哪兒（如果還有那麼個地方的話）可以掛個賬，弄到那份麪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們怎樣才能湊足一筆錢，把債務徹底料理清楚。
①奧馬爾-哈亞姆（約1040-1123）：波斯詩人和天文學家，著有四行詩集《柔巴依集》（舊譯《魯拜集》。）
生活改變了。連最小的開支，也要經過腦子裏那個經常保持着警惕的預算委員會的審查，才能作出決定。
“嗨，奧利弗，咱們今天晚上去看看貝克特的戲①吧。”
①塞繆爾-貝克特（1906-1989）：出生在愛爾蘭、居住在法國的當代荒誕派劇作家。他寫的劇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為著名。
“我説，得三塊錢。”
“你什麼意思？”
“我是説，你一塊半，我也一塊半。”
“你到底算同意還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説要三塊錢。”
我們的蜜月是在一條遊艇上同二十一個孩子一起度過的。就是説，我每天一早從七點起，就駕駛一條三十六英尺長的“羅茲’型遊艇出遊，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夠了才算結束。詹尼則給孩子們帶隊。那個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樂部，地點在丹尼斯港①（離海尼斯不遠），俱樂部有一個大旅館，一個遊艇碼頭，還有幾十所專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較小的平房裏，我在想象中立了一塊牌子：“奧利弗和詹尼不談情説愛之時，即安睡於此”。用和和氣氣的態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顧客（因為我們的收入主要靠他們的小賬），詹尼和我還能這樣彼此和和氣氣，我看我們倆都應該受到表揚。我只是説“和和氣氣”，因為我實在找不出個形容詞來形容跟詹尼弗-卡維累裏相愛到底是怎麼個滋味。哦，對不起，應該説詹尼弗-巴雷特了。
①位於馬薩諸塞州東南的科德角，是避暑勝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們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裏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實嚴格説來，這個地方是在薩默維爾鎮的範圍之內。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説法，已是“年久失修”。本來是一幢房子給兩户人家住的，現在卻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雖然“便宜”，其實也根本不值這個價錢。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麼辦法？住房緊張啊！
“嗨，奧爾，你説消防部門為什麼還不把這幢房子宣佈為危險房屋？”她問。
“大概他們怕走進去，”我説。
“我也怕。”
“上回六月裏來你可沒怕呀，”我説。
（這段對話是九月裏我們回校以後講的。）
“那時我還沒有結婚。現在結了婚了，我認為這個地方無論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麼辦呢？”
“跟我丈夫説去，”她回答説。“他會想辦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嗎？”我説。
“真的？拿出證明來。”
“怎麼個證明法？”我問，心裏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這麼鬧怎麼行？
“抱我進門，”她説。
“你總不見得會相信這一套胡鬧吧？”
“抱我進去，信不信以後再説。”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來，託着她走了五級台階，到了門廊上。
“幹嗎停下？”她問。
“不是到門口了嗎？”
“沒有，沒有，”她説。
“我連電鈴邊上咱們的名字都看見了。”
“該死！這不是我們法定的門口。快上樓去，你這個窩囊廢！”
到我們“法定”的家門有二十四級樓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氣了。
“你怎麼這樣沉？”我問她。
“你難道就沒想到許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這下子我就更喘不過氣來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説出了這兩個字。
“哈！嚇了你了吧？”
“沒有。”
“別騙我了，預科生。”
“對。剛才，是緊張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樓上。
這就是我能記得的同“弄錢”這個詞兒毫無關係的絕無僅有的時刻之一。
多虧了我那個光輝的名字，我們才能在一家本來不肯賒賬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裏開了個記賬户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説，接下來她又説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極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説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説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局，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潔明瞭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説話，”我妻子説。
“那我該説什麼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麪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麪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確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麪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裏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聖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幾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聽），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説，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里奇，從道理上説，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裏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裏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説，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裏。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聽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兒，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説，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體收音機貼着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聽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説這批球迷離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離開我們的住處以後，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於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兒坐。
“水裏的也一樣？”
“體育明星就是體育明星，”我回答説，“地上水裏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説。“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説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願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體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説，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體育場可以容納四萬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裏。全部去坐在那裏。老的，少的。水裏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裏就是還有什麼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