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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9日 星期一 多雲 還家記

    已是晚上11時,我坐在自己的書桌前記錄在漢城的最後一天。我經常有這樣一種感覺:每次出門回來,只有坐在書桌前,才像真的回了家。

    下午5時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們。屋頂院內的草坪居然還綠着;東牆和西牆上的爬牆虎、廊檐下的酒瓶蘭安然無恙。回到房間,客廳的巴西鐵、火鶴、平安樹、金虎……都還活着,雖長勢緩慢,也算耐住了考驗。但讓我最為佩服的還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樹,它在我家已經頑強地存活了十幾年。這種植物原生於印度,在中國極少見。客人們來了都説它是個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計較“待遇”、皮實而又茁壯的態勢,讓人十分喜愛。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國口紅”吊蘭死了,死的最慘。看來世上自以為最嬌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與印度裸樹比肩而立的散尾葵葉尖有點發黃,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機場的候機廳裏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們就在有着散尾葵的候機大廳同洪先生、元館長、千先生告別。本來這次的告別雙方都有很多難捨難分的話要説,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幾次堵車,使我們比預定時間晚到40分鐘。所以賓主間那熱烈的告別語言也來不及傾訴,幾個人只是東西南北地奔跑着辦理登機手續、托運行李。行李太多了,父親從漢城買了不少顏料和畫具,還有漢城為父親出版的畫冊。説到畫冊,千先生將一箱丟在出租車上(這完全是因為我們那不計其數的行李帶給他的麻煩),他又跑出候機廳去找。這又增加了眾人幾分焦急。畫冊總算找了回來,洪先生和元館長登機時間已經到了。他們要先於我們登機去俄羅斯的海參崴旅行。本來我們在機場的相聚至少還有一個小時,現在卻只好這樣匆匆分手。可是細心的洪先生還是把我們作了周到的安頓,我們在機場還要等候30分鐘,接待我們的是仁川國際機場的總裁(韓國稱社長)曹宇鉉先生。他的一位精幹助手陪我們優先通過“安檢”,進入機場貴賓廳。少時,曹先生也走進來。雖然所剩時間不多,但曹先生還是請服務小姐端來果汁和曲奇,誠意邀我們邊吃邊聊。

    原來我們和曹先生並非初次見面,曹先生曾去漢城看過父親的畫展,就在畫展最為熱鬧的那天。曹先生用漢語和我們交流,語調雖不算標準,但意思表達得正確。實在遇有困難,便用漢字在紙上溝通。曹先生的漢語,得益於他在中國的8年。那時他是韓國一家公司的高級職員,常駐上海。曹先生以緩慢、温和的語言節奏,描述着他對中國的印象,描述着他對漢字的掌握是得助於其父親的教導。最後話題還是轉到藝術和藝術家。曹先生迎送過好幾位中國藝術家:張立辰、賈浩義……

    登機時間到了,曹先生和幾位助手送我們至登機口,鞠躬告別。

    赴漢城的航班是KE852,回北京的航班是KE851。還是那幾位熟悉的空中小姐,還是我們早已熟悉的熱情服務。

    飛機上又是座無虛席,乘客大多是回北京的韓國留學生。KE852航班的座無虛席是留學生的逃離中國,KE851航班的座無虛席是留學生急切的返回。剛才曹宇鉉先生告訴我們,這幾天飛北京的乘客正在成倍遞增,這預示着中國的SARS疫情即將遠去,大韓航空公司的生意也會慢慢好起來。漢城一家電視台的記者,正站在機艙門口拍攝機艙內的座無虛席,一邊做着鼓動市民出門旅行的解説。前幾天我們在漢城的東大門,見那些會做生意的攤主們已經一改往日的猶豫和沉悶,大聲熱情地招呼中國人了。他們舉着皮包、錢夾,在我們眼前晃着用中文高喊着:真皮!真皮!買吧,買吧!韓國電視台的中文教學也已恢復,這個欄目醒目的主題詞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漢城大街上中文補習班的廣告忽然間也多了起來,有一條廣告叫做:都來中國語!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理再次被證實着。

    北京今天多雲,天空灰濛濛。每次從國外回來,當飛機降至這幾百米高的灰濛濛天空時,我的心便也塌實下來,域外的一切喜怒哀樂頃刻間都會被淡化在這又灰又親的北京天空中。

    走下飛機,我後面的一個穿跑鞋的韓國青年,箭也似的超過許多人,第一個跑到了“邊檢”,看上去他要返回北京的心情實在急迫難忍。

    飛機上擁擠着的乘客,在首都機場大廳還是遇到了超出預料的冷清。機場工作人員還是一律戴着口罩。取完行李,我想找位“紅帽子”幫我們把行李推出機場,一箇中年清潔女工説,因為SARS,“紅帽子”們都走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4月29日我們離開北京時已是春末,今天回到北京仍然覺得處在萬物復甦的“春天”,有幾絲沉寂,因為尚存“春寒”。

    又想起早晨在仁川機場那一場搶險似的奔波,好比一個家庭出遊時的意外“遭遇”。也許這種“遭遇”是勝過賓主間或熱烈、或傷感的從容告別的吧,這還會為下一次的相見提供一個生動話題。我一向覺得,和友人離別時的悲傷或熱烈最好是被一個什麼意外所打擾,當然,這意外應該是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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