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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等級

    我很注重書的封面、裝幀和做工,在我的書成書之前,我便開始對裝幀設計進行挑剔了。然後是收到成包新書後的挑揀——每個作家都要買些新書送人的。

    我常把我的新書分作三等,把那些顏色印製飽滿、紙面平展、書脊規矩的選作一等;把那些顏色稍欠、紙面和書脊大體還看得過去的選作二等;餘下涉嫌着殘次的一律作為三等。於是將要被我贈書的友人便也分開等級了。收到一等書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書籍裝幀者,二等書奉送的是那些對裝幀的無所謂者,三等書便不再主動送人了。只待這一二等已送盡,仍有索書者時,我才將這三等書取出。奉送後,常有一種虧心的感覺,就像做了十分對不住人的事。許久以後,想起來仍覺忐忑不安。

    我這種對書的過分挑剔和注重,原因大約始於兩方面:一是我受過封面裝幀的驚嚇,二是自幼美術對我的薰陶。

    小學三年級時,長篇小説《歐陽海之歌》正在風靡流行。我也購得一本,愛不釋手地讀起來。讀不過半本,卻被我一位生活老師沒收了去,因為這本書使得我不安心午睡了。那時我讀寄宿學校,作息都須嚴格遵守校規,午覺時且有生活老師倚門把守。我記得那位老師姓蘭,平日我們睡覺時她只靠住我們的門織毛衣。她兩手操作着毛衣針,眼睛朝我們這一排牀鋪溜着。大家瞧見老師的眼光,便縮脖咋舌地進入夢鄉。蘭老師自從得了我這本書,許多天不織毛衣而改作讀書了,她對《歐陽海之歌》讀得和我一樣專心。我躺在牀上假寐,想着是書中的哪個情節正吸引着她,那個情節本是吸引着我的。

    大約蘭老師尚未讀完,這本書“犯了案”,有內容方面的事,也有封面裝幀方面的事。這兩者加起來一時間便成了轟動一時的政治公案。歐陽海的犧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橫過鐵道的驚馬,後來馬和火車均得救了,戰士歐陽海卻被火車吞沒了。那書的封面畫的便是這個情節:馬站在鐵軌上咆哮着舉起前蹄,歐陽海睜圓環眼正奮力將馬推下鐵軌。有傳聞説這封面用心叵測,若背過來照看,就能看出“蔣介石萬歲”的字樣。一時間人們都在照看,都在撕下那封面。有的人家在驚恐之中乾脆將書焚燬,好不留後患。我那本書由於先一步易人,倒不至於為我和我家帶來麻煩,但心中仍有餘悸,夢裏也常見那封面變得猙獰起來。我發着冷汗被驚醒,不敢再閤眼。封面裏有內涵,封面裏有學問,封面不可小看便是我在這時悟出的。

    我的第一本小説集《夜路》出版時,我請我父親為之設計了一個封面,我父親作為一個畫家和舞台美術家,當時正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他不常作裝幀設計,只待自己高興時。所謂美術對我的薰陶,便是藉助於父親吧。這使得我後來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談論着美術,還自不量力地在報刊上著文大談梵高和高更之間的爭論。

    我父親為我設計的《夜路》照理説我是滿意的,它由淡黃顏色作襯,用墨點點綴成星空,一條視點很低的路平伸遠方。它概括了我心目中的鄉村,也概括了我那本小書的內涵。當時已成功地作過幾種封面的畫家韓羽也不住點頭稱道。那時閒散了十年的知識分子剛剛趨於活躍,韓羽則常來我家聊天。韓羽對書的封面裝幀也有着過分注重的癖好,我所以自信可把贈書對象分作三等,便是因有韓羽這樣的“樣板”。曾有人對我講過,韓羽買書除對內容有嚴格挑選外,多以面取之。買到書後便以堅紙細裹,插入書架,需讀時再找他人去借。對這一故事,我實在不便去找作為長輩的韓羽當面對質,但從他和父親談論封面裝幀時的神情裏,自信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贈書友人是存在的,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

    面對《夜路》的封面,我在一陣高興之後,卻產生了新的疑點,《歐陽海之歌》畢竟提高過我的警覺性。我開始懷疑封面上那一片墨點星空:用墨來象徵星星,總有幾分不光明吧。父親反駁了我説,照我的邏輯推理,黑白木刻、黑白照片都不應該再有了。在黑白畫家的筆下,世間萬物就兩種顏色,不是黑便是白。

    《夜路》由天津“百花”出版,直到“百花”的書籍裝幀家陳新來信也肯定了那封面後,我才放下心來。後來便是我第一次接到新書,和第一次對書的分等。如果説當時我的分撿尚處於萌芽狀態,那麼父親的分揀則早就是蓄謀已久了。他把書包打開左挑右挑,不客氣地挑出兩本一等品,藏進自己的書櫃作為樣書保存,再為我挑出一些,並一一指出餘下那些書的缺欠。我立刻變成一個“認書”行家了,這時我也才發現父親愛書原來也不下於韓羽,雖然他從不找人借書。

    後來我的第二本書《沒有鈕釦的紅襯衫》的設計也是請了父親,他在那本書上傾注的心血勝過第一本。但或許當時的我太年輕了吧,出版社對那裝幀的規格一減再減。他們不僅去掉了環襯和折口,最後連扉頁的設計也取消了。只在普通印書紙上戳一行黑鉛字算作扉頁,封面的顏色也隨意作了更改。這件事很使父親不高興了一陣,致使我接到新書後,他連樣本也沒有留。我還是認真地分着等級,父親在一旁説我是“骨頭裏挑雞蛋”。他決心要挽回這次的“影響”,主動要為我設計第三本書《鐵凝小説集》。

    《鐵凝小説集》的出版得助於花山出版社的慷慨,讓他不必考慮成本,使他一舉用了五個顏色,最後還力爭把平裝變作軟精裝。正好這書的印刷廠就在我們所住的城市,封面印製時,他每天都去工廠和工人師傅一起調色,研究“壓板”的次序。這本書終於使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父親若是個書籍裝幀家,也許該通過這本書走紅了。但我還是認出了這書在做工上的不足,便是書脊的不規矩。過多的漿糊把軟精裝用的白板紙浸粘得起了許多坑窪。我埋怨父親為什麼不把好這最後一關,父親説:“莫非我還能去死盯着幾個女工粘書?”後來這本書被選送香港國際書展,我還隨着它參加了在奧斯陸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女作家書展。在奧斯陸大學書的展廳裏,我還是隻盯住書脊上那幾個坑窪,想着那裏有過多的漿糊,甚至發言時都變得語無倫次起來。我多麼願意它不帶這坑窪,和我一起站在這大廳裏。是地球人創造了書,又是書帶着地球人去世界各地聚會,它原本要比人堂皇得多才是。

    我的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第七本書出版時,父親沒再參與它們的裝幀設計。一來他正專心於他的水粉畫,二來他總説:“照理,大夫是不能為自己的親人開藥方的。”他還説這又好比種樹,有時你以為你種的是梨樹,收穫的卻是一筐幹棗。顯然他對前幾次的遺憾還耿耿於懷。

    直到不久前我的第八本書《玫瑰門》出版時,我問父親還有沒有興趣設計,他才又躍躍欲試了。我徵求作家出版社的意見,社方説,這本被收入該社當代小説文庫的書,有個統一格式,社方請的裝幀家也有固定人選。父親才打消了此念。我只請韓羽作了四幀插圖,韓羽很高興地接受下來。他送來插圖時還詳盡地向我交待了對這四幀插頁的要求:線描下面要襯以淡色,每圖下方要配有書中的文字一段,連圖下鉛字的號數他都有明確要求。後來這本書沒有如期出來,據該書責編對我説,成書時插圖沒有印上底色,再送工廠改印時耽誤了一個月的時間。當我將此事告訴韓羽時,他竟毫不客氣地説,責編是對的,就得這樣堅持。

    《玫瑰門》的設計者極認真,但我還是趁在作家出版社開該書的討論會之機,不忘從會場溜出來找到美編去挑剔些什麼。一位謙遜的美編認真地聽我“白話”,後來我發現我的種種挑剔都被美編接受下來。

    我用便車從作家出版社拉回了我購得的《玫瑰門》,第一件事還是打開所有的書包進行分撿。分撿着,又暗算着應該分送的友人。我覺得應該最先選出一本送給韓羽吧,我們同住一個城市,他又是我請的插圖作者。同我前幾本書的做工相比,《玫瑰門》應該是一等品居多的,但我惟獨選不出一本要送韓羽的書。

    韓羽來了,我還是把一本精選出的書託給他。他戴起我父親的花鏡左看右看,父親在一旁攛掇着淨説這書的好話。韓羽到底稱讚了這本書,但我總覺得這稱讚是有保留的。

    我覺得韓羽保留得也有道理。人既然能發現太陽上的黑斑,既然再賢惠的妻子,也只有最愛她的丈夫才可能發現她身上的一絲不賢惠,那麼一個對書的橫加挑剔者,是不會承認天下竟還存有完美無瑕的書吧。中國不是有句俗話嗎:説好是閒人。我也早已後悔起在眾多的書中為什麼單挑了這本。

    也許我總在挑揀的本不是書吧,那實在是一種心理的挑揀,自己挑揀着自己的心理。只因為書原本應該比人更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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