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要説的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的一些表現，但我首先須交待一下我母親的職業。
我母親退休前是一名聲樂教授。她對自己的職業是滿意的，甚至可以説熱愛。因此她一開始有點不知道怎樣面對退休。她喜歡和她的學生在一起；喜歡聽他（她）們那半生不熟的聲音是怎樣在她日復一日的訓練之中成熟、漂亮起來；喜歡那些經她培養考上國內最高音樂學府的學生假期裏回來看望她；喜歡收到學生們的各種賀卡。當然，我母親有時候也喜歡對學生髮脾氣。用我母親的話説，她發脾氣一般是由於他們練聲時和處理一首歌時的“不認真”、“笨”。不過在我看來，我母親對學生的發脾氣稍顯那麼點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見我母親在課堂上教學，有時候我能看見她在家中為學生上課。學生站着練唱，我母親坐在鋼琴前彈伴奏。當她對學生不滿意時就開始發脾氣，當她發脾氣時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鋼琴驟然間轟鳴起來，一下子就蓋過了學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從未被我母親的這種“脾氣”嚇着過，只越發覺得她在這時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個坐在鋼琴前隨意使性子的孩童。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現在的年輕人誰會真在意你的脾氣？但我觀察我母親的學生，他們還是懼怕他們這位徐老師（我母親姓徐）。他們知道這正是徐老師在傳授技藝時沒有保留沒有私心的一種忘我表現，他們服她。可是我母親退休了。
我記得退休之後的我母親曾經很鄭重地對我説過，讓我最好別告訴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説退休了有什麼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擠公共汽車了，你不是常説就怕擠車麼，又累又乏又耗時間。我母親衝我訕訕一笑，不否認她説過這話，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覺出她對於擠車的某種留戀。
我母親的工作和公共汽車關係密切，她一輩子乘公共汽車上下班。公共汽車聯接了她的聲樂事業，聯接了她和教室和學生之間的所有活動，她生命的很多時光是在公共汽車上度過的。當然，公共汽車也使她幾十年間飽受奔波之苦。在中國，我還沒有聽説過哪個城市乘公共汽車不用擠不用等不用趕。我們這座城市也一樣。我母親就在常年的盼車、趕車、等車的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車經驗。有時候我和我母親一道乘公共汽車，不管人多麼擁擠，她總是能比較靠前地登上車去。她上了車，一邊搶佔座位（如果車上有座位的話）一邊告訴我，擠車時一定要溜邊兒，儘可能貼近車身，這樣你就能被堆在車門口的人們順利“擁”上車去。試想，對於一位年過六十歲的婦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行為呵。我的確親眼見過我母親擠車時的危險動作：遠遠看見車來了，她定會迎着車頭衝上去。這時車速雖慢但並無停下的意思，我母親便會讓過車頭，貼車身極近地隨車奔跑，當車終於停穩，她即能就近扒住車門一躍而上。她上去了，一邊催促着仍在車下笨手笨腳的我——她替我着急；一邊又有點居高臨下的優越和得意——對於她在上車這件事上的比我機靈。她這種情態讓我在一瞬間覺得，抱怨擠車和對自己能巧妙擠上車去的得意相比，我母親是更看重後者的。她這種心態也使我們母女乘公共汽車的時候總彷彿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親率領着上車。這種率領與被率領的關係使我母親在汽車上總是顯得比我忙亂而又主動。比方説，當她能夠幸運地同時佔住兩個座位，而我又離她比較遠時，她總是不顧近處站立的顧客的白眼，堅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説，當有一次我因高燒幾天不退乘公共汽車去醫院時，我母親在車上竟然還動員乘客給我讓座。但那次她的“動員”沒有奏效，坐着的乘客並沒有因我母親聲明我是個病人就給我讓座。不錯，我因發燒的確有點紅頭漲臉，但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紅光滿面。人們為什麼要給一個年輕力壯而又紅光滿面的人讓座呢？那時我站着，臉更紅了，心中惱火着我母親的“多事”，並由近而遠地回憶着我母親在汽車上下的種種表現。當車子漸空，已有許多空位可供我坐時，我仍賭氣似地站着，彷彿就因為我母親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對空座位顯出些不屑。
近幾年來，我們城市的公共交通狀況逐漸得到了緩解，可我母親在乘公共汽車時仍是固執地使用她多年練就的上車法：即使車站只有我們兩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隨尚未停穩的車子跑上幾步，然後貼門而上。她製造的這種驚險每每令我頭暈，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這樣，萬一她被車掛倒了呢，萬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腳呢？我知道我這提醒的無用，因為下一次我母親照舊。每逢這時我便有意離我母親遠遠的，在汽車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遙望着我的母親，看她在找到一個座位之後是那麼的心滿意足。我母親也遙望着我，她張張嘴顯然又要提醒我眼觀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絕的表情又讓她生出些許膽怯。我遙望着我的母親，遙望她面對我時的“膽怯”，忽然覺得我母親練就的所有“驚險動作”其實和我的童年、少年時代都有關聯。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裏，我母親就總是擁擠在各種各樣的隊伍裏，盼望、等待、追趕……擁擠着別人也被別人擁擠：年節時買豬肉、雞蛋、粉條、豆腐的隊伍；憑票證買月餅、火柴、洗衣粉的隊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強粉的隊伍；火車票長途汽車票的隊伍……每一樣物品在那個年月都是極其珍貴的，每一支隊伍都可能因那珍貴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親這一代人就在這樣的隊伍裏和這樣的等待裏練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領”而且欲罷不能。
我漸漸開始理解我母親不再領受擠車之苦形成的那種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車擠上公共汽車其實早已是她聲樂教學事業的一部分。她看重這個把家和事業聯接在一起的環節，並且由此還樂意讓她的孩子領受她在車上給予的“庇護”。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項“專利”，就像在從前的歲月裏，她曾為她的孩子她的家，無數次地排在長長的隊伍裏，擁擠在嘈雜的人羣裏等待各種食品、日用品一樣。
不久之後，我母親同時受聘於兩所大學繼續教授聲樂。她顯得很興奮，因為她又可以和學生們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鍵對她的學生髮脾氣了，她也可以繼續她的擠車運動了。我不想再指責我母親自造的這種驚險，我知道有句老話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可是，對於擠公共汽車的“愛好”，難道真能説是我母親的秉性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