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裏，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歲八歲討人嫌”的年齡，外婆的四合院裏到處都有我的笑鬧聲。加之隔壁院子一個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來和我做朋友，我們兩人的種種遊戲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寧了。
我們在院子裏跳皮筋，把青磚地跺得砰砰響；我們在棗樹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兒”，“羊拐”撒在桌面上一陣又一陣嘩啦啦啦、嘩啦啦啦；我們高舉着竹竿梆棗吃，青青的棗子滾得滿地都是；我們比賽着唱歌，你的聲音高，我的聲音就一定要高過你。外婆家一個被我稱做表姑的人對我們説：“你們知道不知道什麼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沒有名堂地笑起來———雖然這問話沒有什麼好笑，但我們這一笑便是沒完沒了，上氣不接下氣。是啊，什麼叫累了？我們從來沒有思考過累的問題。有時候聽見大人説一聲“喔，累死我了！”我們會覺得那是因為他們是大人呀，“累”距離我們是多麼遙遠啊。
當我們終於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説：“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紙麼，為什麼你們不花些時間攢糖紙呢？”我想起世香的確讓我參觀過她攢的一些糖紙，那是幾十張美麗的玻璃糖紙，被她夾在一本薄薄的書裏。可我既沒有對她的糖紙產生過興趣，也不打算重視表姑的話。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養病。
世香卻來了興致，她問表姑：“你為什麼讓我們攢糖紙呀？”表姑説糖紙攢多了可以換好東西，比方説一千張糖紙就能換一隻電動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話驚呆了：我們都在百貨大樓見過這種新式的玩具，狗肚子裏裝上電池，一按開關，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着向你走來。電動狗也許不會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國玩具單調、匱乏的時候，表姑的允諾足以使我們激動很久。那該是怎樣一筆財富，那該是怎樣一份快樂！更何況，這財富和快樂將由我們自己的勞動換來呢。
我迫不及待地問表姑糖紙攢夠了找誰去換狗，世香則細問表姑關於糖紙的花色都有什麼要求。表姑説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紙，每一張都必須平平展展，不能有皺褶。攢夠了交給表姑，然後表姑就能給我們電動狗。
一千張糖紙換一隻電動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隻，就需要兩千張糖紙。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我們信心百倍。
從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棗吃了，再也不抓子兒了，再也不扯着嗓子比賽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靜如初了，我們已開始尋找糖紙。
當各式各樣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厭倦時，從前的我們正對糖寄予着無限的興趣。你的衣兜裏並不是隨時有糖的，糖紙——特別是包裝高檔奶糖的玻璃糖紙也不是到處可見。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錢都買了糖——我們的錢也僅夠買幾十塊高級奶糖，然後我們突擊吃糖，也不顧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紙總算到手了呀；我們走街串巷，尋找被人遺棄在犄角旮旯的糖紙，我們會追隨着一張隨風飄舞的糖紙在衚衕裏一跑半天的；我們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櫃枱前，耐心等待那些領着孩子前來買糖的大人，等待他們買糖之後剝開一塊放進孩子的嘴，那時我們會飛速撿起落在地上的糖紙，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們還曾經參加世香一個親戚的婚禮，婚禮上那滿地糖紙令我們欣喜若狂。我們多麼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裏結婚，而所有的婚禮都會邀請我們！
我們把那些皺皺巴巴的糖紙帶回家，泡在臉盆裏使它們舒展開來，然後一張一張貼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們幹後再輕輕揭下來，糖紙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結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終於攢夠了一千張糖紙。在一個下午，表姑午睡起來坐着喝茶的時候，我們走到她跟前，獻上了兩千張糖紙。表姑不解地問我們這是幹什麼，我們説狗呢，我們的電動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來，笑得沒完沒了，上氣不接下氣。待她笑得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淚花説：“表姑逗着你們玩哪，嫌你們老在院子裏鬧，不得清靜。”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裏滿是悲憤和絕望，我覺得還有對我的藐視——畢竟，這個逗着我們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這時我忽然有一種很累的感覺，我初次體味到大人們常説的累，原本就是胸膛裏那顆心的突然加重吧。
我和世香拿回我們的糖紙來到院裏，在院子門口，我把我精心“打扮”過的那一千張紙扔向天空，任它們像彩蝶一樣隨風飄去。我長大了，在讀了許多書識了許多字之後，每逢看見“欺騙”這個詞，總是馬上聯想起“表姑”這個詞。兩個詞是如此緊密地在我意識深處挨着，歲月的流逝也不曾將它們徹底分離，讓我相信大人輕易之間就能夠深深傷害孩子，而那深深的傷害會永遠地藏進孩子的記憶。
孩子是可以批評的，孩子是可以責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騙的，欺騙本是最深重的傷害。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從孩童時代走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