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女性的印象和感覺，年復一年地發生着變化。世界上基本只有兩類性別的人，女性作為其中之一，當然也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學原理和我個人的推測預料的。
二十年前我作為男童看身邊的女人，至今還有清晰的記憶。恰逢七十中代的動盪社會，我的聽覺中常常出現一個清脆又宏亮的女人的高呼聲，xxx萬歲，打倒XXX，那是街頭上高音喇叭裏傳來的羣眾大會的現場錄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廠會場的親耳所聞。女性有一種得天獨厚的嗓音，特別適宜於會場上領呼口號的角色，這是當時一個很頑固的印象。
七十年代的女性穿着藍、灰、軍綠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藍灰軍綠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褲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學齡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婦女的裙子則是藍，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榴，最時鬃的追求美的姑娘會穿自裙子，質地是白“的確良”的，因為布料的原因，有時隱約可見裙子裏側的內褲顏色。這種白裙引來老年婦女和男性的側目而視，在我們那條街上，穿白裙的始娘往往被視為“不學好”的浪女。
女孩子過了十八歲大多到鄉下插隊綴煉去了，街上來回走動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婦女，她們拎着籃子去菜場排隊買豆腐或青菜，我那時所見最多的女性就是那些拎着菜籃的邊走邊大聲聊天的中年婦女。還有少數幾個留城的年輕姑娘，我不知道誰比誰美麗，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類一個美麗的性別。
我記得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蒼白而乾瘦的女人，梳着古怪的髮髻，每天脖子上掛着一塊鐵牌從街上定過，鐵牌上寫着“反革命資本家”幾個黑宇，我聽説那女人其實是某個資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樣的環境裏仍然保持着愛美之心，她的髮髻顯得獨特而儀態萬方。這種髮型引起了別人的憤慨，後來就有入把她的頭髮剪成了男人的陰陽頭。顯示着罪孽的陰陽頭在街頭上隨處可見，那個剃了陰陽頭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驚那時候的女孩子擇偶對象最理想的就是軍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子才能做軍人的妻子，退而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歡退伍軍人。似乎女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崇尚那種莊嚴的綠軍裝、紅領章，假如街上的哪個女孩被姚選當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會又羨又妒得直掉眼淚。
沒有哪個女孩願意與地、富、反、壞、右的兒子結姻，所以後者的婚配對象除卻同病相憐者就是一些自身條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後那些嫁與“狗患子”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補償，撥亂反正和落實政策給他們帶來了經濟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處。多少年以後她們已步人中年，回憶往事大多有苦盡甘來的感嘆。
有些女孩插隊下鄉後與農村的小夥子結為伴侶，類似的婚事在當時常常登載在報紙上，作為一種革命風氣的提倡。那樣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視為新時代女性的楷模。她們的照片幾乎如出一轍：站在農村的稻田裏，短髮、戴草帽、赤腳，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隱約可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一圈紅字。
浪漫的戀愛和隱秘的偷情在那個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時坐在男友的自行車後座上，羞羞苔薔穿過街坊鄰居的視線。這樣的傍晚時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們或者會到免費開放的公園裏去，假如女孩無法抵禦男友的青春衝動，假如他們躲在樹叢後面接吻，極有可能遭到聯防人員的突襲，最終被雙雙帶進某個辦公室裏接受盤該或者羞辱。敢於在公園談戀愛的女孩有時不免陷人種種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着前景黯淡的厄運，就像霍桑《紅字》裏的女主角，她將揹負一個沉重的紅宇，不是在面頰上，而是在心靈深處。沒有人同情這樣的女性，沒有人對姦情後面的動因和內涵感興趣，人們鄙視痛恨這一類女人，即使是七八歲的小孩。我記得我上小學時有兩個女同學吵架，其中一個以冷酷而成熟的語氣對另一個説，你媽媽跟人軋餅頭，你媽媽是個不要臉的賤貨！另一個以牙還牙地回敬説，你媽媽才跟人軋餅頭呢，讓人抓住了，我親眼看見的。
為什麼沒有人去指責或捏造父親的通姦事實？對於孩子們來説這很奇怪。如此看來人類社會不管處於什麼階段，不管是在老人眼裏還是孩子眼裏，人們最易於挑剔女姓這個性別，人們對女性的道德要求較之於男性高得多。
前幾年讀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認同她書中精髓的觀點，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亦是一種被動的受委屈的性別，説來荒誕的是，這個印象是七十年代我年幼無知時形成的，至今想來沒有太多的道理。因為那中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與七十年代的女性不可同日而語，相信每一個男性對此都有深刻的認識，不必細細贅述。我要説的是前不久在電視裏觀看南京小姐評選活動時我的感慨，屏幕上的女孩子可謂羣勞鬥豔，流光溢彩，二十年滄桑，還女性以美麗的性別面目，男人們都説，驚鴻一瞥。而我在為七十年代曾經美麗的女孩惋惜，她們是否在為自己生不逢時哀嘆不已呢？如今她們都是中年婦女了，她們現在都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