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只上過一年中學，還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裏人勸我説：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家裏人還説，你記憶力好，考文科比較有把握。我的記憶力是不錯，一本很厚的書看過以後，裏面每個細節都能記得，但是書裏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差不多全都記不得。
我對事情實際的一面比較感興趣：如果你説的是種狀態，我馬上就能明白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你説的是種過程，我也馬上能理解照你説的，前因如何，後果則會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記住。因此，數理化對我來説，還是相對好懂的。最要命的是這類問題：一件事，它有什麼樣的名分，應該怎樣把它納入名義的體系——或者説，對它該用什麼樣的提法。眾所周知，提法總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這個。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説，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覺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順了，事也成了，最後成的是什麼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當然，理科也要考一門需要背的課程，這門課幾乎要了我的命。我記得當年準備了一道題，叫做十次路線鬥爭，它完全是我的噩夢。每次鬥爭都有正確的一方和錯誤的一方，正確的一方不難回答，錯誤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誰就需要記了。你去問一個基督徒：誰是你的救主？他馬上就能答上來：他是我主耶穌啊！我的情況也是這樣，這説明我是個好人。若問：請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誰？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來——好人記魔鬼的名字幹什麼。我也記不住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名字，這是因為我不想犯路線錯誤。但我既然想上大學，就得把這些名字記住。“十次路線鬥爭”比這裏解釋的還要難些，因為每次鬥爭都分別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記清，弄得我頭大如鬥。坦白説，臨考前一天，我整天舉着雙手，對着十個手指一一默誦着，總算是記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顧了記題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後總也想不起來。後來在美國開車，我老婆在旁邊説：往右拐，或者往左拐；我馬上就想到了陳獨秀或者王明，彎卻拐不過來，把車開到了馬路牙子上，把保險槓撞壞。後來改為揪耳朵，情況才有好轉，保險槓也不壞了——可恨的是，這道題還沒考。一門課就把我考成了這樣，假如門門都是這樣，肯定能把我考得連自己是誰都忘掉。現在回想起來，幸虧我沒去考文科——幸虧我還有這麼點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話，要麼考不上，要麼被考傻掉。
我當年的“考友”裏，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當了得。有位仁兄準備功課時是這樣的：十冬臘月，他穿着件小棉襖，籠着手在外面溜達，弓着個腰，嘴裏念念叨叨，看上去像個跳大神的老太婆。你從旁邊經過時，叫住他説：來，考你一考。他才把手從袖子裏掏出來，袖子裏還有高考複習材料，他把這東西遞給你。不管你問哪道題，他先告訴你答案在第幾頁，第幾自然段，然後就像炒豆一樣背起來，在句尾斷下來，告訴你這裏是逗號還是句號。當然，他背的一個字都不錯，連標點都不會錯。這位仁兄最後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學——對這種背功，我是真心羨慕的。至於我自己，一背東西就困，那種感覺和煤氣中毒以後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凍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卻要像開閘一樣往下流，看起來甚不雅。我覺得去啃幾道數學題倒會好過些。
説到數學，這可是我最沒把握的一門課，因為沒有學過。其實哪門功課我都沒學過，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學還好琢磨，數學可是不能亂猜的。我覺得自己的數學肯定要砸，誰知最後居然還及了格。聽説那一年發生了一件怪事：京郊某中學畢業班的學生，數學有人教的，可考試成績通通是零蛋，連個得0.5分的都沒有。把卷子調出來一看，都答得滿滿的，不是白卷。學生説，這門課聽不大懂，老師讓他們死記硬背來的。不管怎麼説吧，也不該都是零分。後來發現，他們的數學老師也在考大學，數學得分也是零。別人知道了這件事都説：這班學生的背功真是了得。不是吹牛，要是我在那個班裏，數學肯定得不了零分——老師讓我背的東西，我肯定記不住。既然記不住，一分兩分總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