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為什麼放着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覆。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做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覆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為：你們作為社會學者，為什麼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做出答覆的資格。眾所周知，只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才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眾説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做出解釋。我們做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只是詰難，而且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説，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只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眾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為什麼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斗地位的馬林諾夫斯基為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實地調查者最珍貴的成就。
費孝通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社區，包括了社區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樣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與我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項研究中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這就是，作為土生土長的人，對熟悉的人羣做實在的觀察，不迴避生活的每一個側面。這種實在的作風乃是出於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為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站在這種信念的對立面的，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是“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於是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便被出賣了”。
我們發現，在社會科學的出發點方面，有兩種對立的立場：一種是説，科學在尋求真理，真理是對事實的實事求是；另一種則説，真理是由一種教義説明的，科學尋求的是此種真理正大光明的頌詞。一種説，科學不應屈服於一種權威的教義；另一種説，科學本身就是權威的教義。一種説，不應出賣科學；一種則説，不存在出賣的問題，它自從出世，就在買方手中。一種説，在科學中要避免學院式的裝腔作勢；另一種則説，科學本身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一種説，科學是出於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學習過程；另一種則認為，科學原質是天生所有的，後天的求學乃是養浩然正氣，凡有助於正氣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於正氣的，則應勿視勿聽，以求達到思無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種立場上，我們認為，中國的同性戀現象是一種真正的事實，不能對它視而不見，必須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國現有的同性戀羣體是什麼樣子的。而站在後一種立場上，我們會發現自己是發瘋了。這種研究不風雅，也難以學院式的口吻來陳述。最主要的是，在這項研究中，不能夠直接表現出我們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多麼的正確和偉大。
這後一種立場，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中心主義”。從這一立場出發所做的研究，只是為了尋求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好評，故而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評的程度來構造研究的方向和結果的。從事這種研究，因為預知了的結果，同手淫很相似。一個男人在手淫之先，就預知結果是本人的射xx精。然而這不妨礙手淫在他的想象中有聲有色地進行，這是因為有快感在支持。對於從意識形態中心主義立場出發的研究來説，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好評就具有快感的意味。然而，這種活動絕對不會產生任何真正的果實。
在説明了這一點之後，就可以對公眾説明我們研究同性戀的初衷了。我們是真誠的求知者，從現存的事實看，同性戀現象無論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以保守的估計來説，同性戀者至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這肯定夠上了必須加以研究的規模。同性戀活動影響到家庭和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面，其影響因此超過了百分之一的規模。中國的男同性戀者多是要結婚的，必然對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響。上述任何一條，都成立為研究的理由。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弗羅姆倡導的人文主義立場。他説過馬林諾夫斯基也説過，科學的價值在於為人類服務。我們不能保證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應用價值，但應保證他們都是出於善良的願望。我們在做同性戀研究時，也對他們懷有同樣的善良願望，希望對他們有所幫助，而不是心懷惡意，把他們看作敵對的一方。我們始終懷着善意與研究對象交往。這種立場，我們稱之為科學研究的善良原則。
以上所述，可以概括為科學研究的實事求是原則、反意識形態中心主義原則和善良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我們研究同性戀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在正文開始之前，略加陳述，以期求得讀者的共鳴，是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