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櫃裏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櫃子裏，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櫃子是鎖着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説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捱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後悔。
看過了《變形記》，我對古希臘着了迷。我哥哥還告訴我説：古希臘有一種哲人，穿着寬鬆的袍子走來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見他不在，就要過一塊塗蠟的木板，在上面隨意揮灑，畫了一條曲線，交給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塊木板，為曲線的優美所折服；連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門時闖進去，要過一塊木板，精心畫上一條曲線……當然，這故事下餘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塊蠟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畫在一條曲線裏，送給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現在我想，這個故事是我哥哥編的。但當時我還認真地想了一陣，終於傻呵呵地説道：這多好啊。時隔三十年回想起來，我並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擁有一片天空，十三歲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園。此外，人有兄長是好的。雖然我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無異議。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科學和藝術是怎樣的事業。我哥哥後來是已故邏輯大師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則學了理科；還在一起講過真偽之分的心得、對熱力學的體會；但這已是我二十多歲時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國外去旅行，在劍橋看到過使牛頓體會到萬有引力的蘋果樹，拜倫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倫塘”，但我總在回想幼時遙望人類智慧星空時的情景。千萬丈的大廈總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愛好無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詩人，也許都體驗過兒童對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總覺得，這種愛好對一個人來説，就如性愛一樣，是不可少的。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人活着當然要做一番事業，而且是人文的事業；就如有一條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手執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條路，而是背一本宗譜。我聽説前蘇聯就是這麼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蕭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裏説了很多）。我們這裏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説了，以免得罪師長。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但我也不想説服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説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着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裏走着。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囂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着想那麼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這樣説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説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特根斯坦臨終時説：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
我不大能領會下列説法的深奧之處：要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就要滅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滅的，就是風頭正健的俗人。假如説，讀者兜裏的錢是有數的，買了別人的書，就沒錢來買我的書，所以要滅掉別人，這個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説法不見得有如此之深奧。假如真有這麼深奧，我也不贊成——我們應該像商人一樣，嚴守誠實原則，反對不正當的競爭。讓我的想法和作品成為囂囂塵世上的正宗，這個念頭我沒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須解釋我寫文章（包括這篇文章）的動機。坦白地説，我也解釋不大清楚，只能説：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説道：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湯達一樣説：活過，愛過，寫過。我很怕落到什麼都説不出的結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