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聽戴錦華教授的課，聽到戴教授盛讚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發問道：假如你有女兒，想不想讓她看這本書？戴教授答曰：否。於是作者以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寫了那篇文章。讀那篇文章時，我就覺得這是一片歪理，因為同樣的話也可以去問謝晉導演。謝導的兒子是低智人，筆者的意思不是對謝導不敬，而是説：假如謝導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電影總以兒子能看為準，中國的電影觀眾就要吃點苦頭。大江健三郎也有個低智兒子，若他寫文章以自己的兒子能看為準繩，那就是對讀者的不敬。但我當時沒有作文反駁，因為有點吃不準，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歲的老人，兒女就當是我的年齡，有一本書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沒有什麼人宜看。昨天在一酒會上見到戴教授，發現她和我歲數相仿，有兒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對自己更有把握了。因為該文作者的文藝觀乃是以小孩子為準繩，可以反駁他（或者她）的謬見。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記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會里都有弱勢羣體，比方説，小孩子、低智人——順便説一句，孩子本非弱勢，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勢得很。以筆者為例，是一絕頂聰明的雄壯大漢，我媽稱呼我時卻總要冠個傻字——社會對弱勢人羣當有同情之心。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此而設。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福利事業，不應以關懷弱勢羣體為主旨。這樣關懷下去沒個底。就以弱智人為例，我小時候鄰居有位弱智人，喜歡以屎在牆上塗抹，然後津津有味地欣賞這些圖案。如果藝術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羣體，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畫的圖案。倘若科學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羣體，恐怕大家都得變成蜣螂一類——我對這種前景深為憂慮。最近應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視評論，看了一些國產影視劇，發現這種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憂慮。以不才之愚見，我國的文學工作者過於關懷弱勢羣體，與此同時，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奇特的弱勢羣體——起碼是比觀眾、讀者為弱。戴錦華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難怪有人看她不順眼。筆者在北大教過書，知道該校有個傳統：教室的門是敞開的，誰都可以聽。這是最美好的傳統，體現了對弱勢羣體的關懷。但不該是誰都可以提問。羅素先生曾言，人人理應平等，但實際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識的領域……要在北大提問，修養總該大體上能過得去才好。
説完了憂慮，可以轉入正題。我以為科學和藝術的正途不僅不是去關懷弱勢羣體，而且應當去冒犯強勢羣體。使最強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愛因斯坦為例，發表相對論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學家；他做得很對。藝術家也當如此，我們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筆者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還有許多書都使我深感被冒犯，總覺得這樣的好東西該是我寫出來的才對。我一直憋着用同樣的冒犯去回敬這些人——只可惜卡爾維諾死了。如你所見，筆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不過我也有點好處：起碼我能容下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