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禮拜黃先生來訪問我，問我愛聽誰的歌。我實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順口説了個披頭士。其實我只是有時用披頭士的歌來吵吵耳朵。現在我手上有這四個英國佬的幾盒磁盤，CD連一張都沒有，像這個樣子大概也不算是他們的歌迷。只是一聽到這些歌就會想到如煙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國，深夜裏到曼哈頓一位左派家裏做客，當時他家裏的破錄音機正放着披頭士的歌。説起來不好意思，我們根本不認識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訴了我們這個地址。夜裏一兩點鐘一頭撞了進去，而且一去就是四個人。坦白地説，這根本不是訪友，而是要省住旅館的錢——在紐約住店貴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會讓我們進去，甚至會打電話叫警察來抓我們。但主人見了我們卻很高興，陪我們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茨基，還有浩然的《金光大道》。這位先生家裏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國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譯的。我翻了翻，覺得譯得並不好。這位朋友談到了他們沸騰的六七十年代：反戰運動、露天集會、大示威、大遊行，還講到從小紅書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時的振奮心情。講的時候，眼睛裏都冒金光。我們也有些類似的經歷，但不大喜歡談。他老想讓我們談談中國的紅衞兵，我們也不想談。總的來説，他給我的印象就像某位舊友，當年情同手足，現在卻話不投機——我總覺得他的想法有點極左的氣味。要是按他的説法，我不必來美國學什麼，應該回去接着造反，我不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但不管怎麼説，美國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這一點連右派也不得不承認。
我記得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頭長髮，穿着油光水滑的牛仔褲，留了一嘴大鬍子，裏面有不少白絲。在他那間窄小、骯髒的公寓裏，有一位中年婦女，但不是他老婆。還有一個傻呵呵的金髮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兒。總的來説，他不像個成功人士。但歷史會給他這樣的人記上一筆，因為他們曾經挺身而出，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反對一切不公正。凌晨時分，我們都困了，但他談意正濃——看來他慣於熬夜。在戰鬥的六七十年代，他們經常在公園裏野營，在火堆邊上談着吉他唱上一夜，還抽着大麻煙。這種生活我也有過，只不過不在公園裏，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邊打壩，也可能是上山砍木頭，一幫知青在野地裏點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於大麻，我沒有抽過。只是有一次煙抽完了，我拿雲南出的大葉清茶給自己捲了一支，有雞腿粗細。拿火柴一點，一團火冒了上來，把我的睫毛燎了個精光。茶葉裏沒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覺好像太陽穴上捱了兩槍，一頭栽倒在地。只可惜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對此我沒什麼可抱怨的，只是覺得已經夠了，我想要乾點別的——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處。但不管怎麼説，在美國的各種人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