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生活就像是狗過的生活，但卻是生命中唯一值得過的生活。”這是法國大作家福樓拜（FIaubert）的傳世嘉言，假如你選擇以爬格子為職業的話，這句話足可受用終生。
絕大部分的時間，這是項極其孤獨而且單調的工作，有時也許會因為寫到一句絕妙好辭而喜不自勝。事實上倒不如説，你自認的曠世名句，只是因為現場沒有人可以澆你冷水。
只要一想到現世的問題，比方説自己是不是應該謀一個像專業會計師這樣的鐵飯碗工作，那麼保證你自負的一點文思才華全被打敗，不知有多長的一段時間擠不出任何的隻言片語。而大半的時間，總會像個蠢蛋，不斷地問自己——你寫的什麼東西，有人要看嗎？
如果碰上老編輯催稿，那種交不出稿的驚慌及挫敗感，簡直如同世界末日降臨。
對世界其他人來説，一天寫一千字、兩幹字，或者壓根兒一個字也沒寫，根本無關緊要；但對一個作家來説，那可是生死大事。
這樣備受煎熬的寫作生活，跟狗過的日子有何不同？
不過，在你發現可以為一些不曾謀面的讀者，提供幾小時讀書的歡樂，那麼寫作就變得很值得了。
倘使他們寫信給你，那種收信的喜悦就如同得到他們現場的喝采一般，所有的辛勞都有了代價。此時你絕對會放棄改行的念頭，而專心計劃撰寫另一本書。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山居歲月》（AYearInProvence）出版後不久，這封信來自盧森堡，措辭極其恭維有禮，讓我竟日不忍釋手。隔了一週後，又有一名男子來函問我如何在新西蘭種松露。
後來信件開始如雪片般湧來，從倫敦、北京、澳大利亞昆土蘭，到英國温吾叢林的女王監獄、荒野的維特夏郡及雪瑞郡山丘，還有南歐的放逐聖地裏維拉。
有的用美麗的花紋信箋、純藍色的高級信紙，有的則寫在隨手撕下的筆記用紙上，有一封信還寫在倫敦地鐵地圖的背面！
由於地址常寫得不很清楚，郵局往往得靠着“奔牛村（Bonnieux）的英國人”這樣簡短的地址找到我們。
只可惜我們並不住在奔牛村，所以我最喜歡的地址是“普羅旺斯梅納村（Menezles）的英國蝦收”（英國人總被譏為稍一曬太陽，皮膚就會立刻泛紅的動物）。
照理説，讀者的來信都是友善且具有鼓勵性的，不管有無回函地址，我都會提筆回信，心想這樣就可以打發了結。可是事實卻不然，不久我們發現我們成了普羅旺斯生活諮詢專家——從買房子到找保姆。
一名女子遠從曼菲斯打電話問我們沃克呂茲（Vaucluse）的盜竊率。
一位攝影師則想知道可否在盧貝隆（Luberon）靠照相為生。
一對想搬來普羅旺斯居住的夫婦則寫了長達幾頁的問題，問他們的小孩是否適應這裏的學校？生活費貴不貴？醫生如何？所得税如何？這裏會不會寂寞？快不快樂？我們通常是盡所能給予回答，但有時會覺得去幹涉一羣完全陌生的人半輩子的決定，是極為不舒暢的事。
夏天來了，麻煩的不再是信箱裏的一大扎信，現在則是親自前來普羅旺斯報到！
這天，天氣既幹且熱，我正在硬得像鐵骨的草地上，用鶴嘴鋤進行“普羅旺斯式”的除草工作。有一輛車駛進來，駕駛者面帶微笑，手裏拿着本人的書揮擺。
“逮到你了！”他説：“我使了一點私家偵探的本領在鎮上打聽到你，一點也不難！”
我在書上簽名，覺得自己活像個真正作家。
夫人從卡維隆（Cavaillon）回來，得知仰慕者登上門來，得意地説：“一位書迷！你應該拍照留念的，難得有人來打擾你。”
可是幾天後，她變得悶悶不樂。當時我們正準備外出晚餐，發現有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躲在前方花園的綠樹後頭。
“您是彼得-梅爾先生嗎？”金髮女郎問。
“是啊！”老婆馬上應聲回答：“我們正要外出。”
此位金髮女郎大概早已習慣做妻子的這種反應，轉身就走。
“也許是我的書迷。”我告訴老婆。
“她大可到別處去當書迷！”她説：“你可以收回你那副得意的笑容了！”
到七八月間時，我們已經開始變得習慣在門前發現一些陌生面孔。
他們多半會覺得抱歉，然後禮貌地要求在他們的書上簽字，或者索杯酒在陽光灑下的院子裏坐上幾分鐘。他們似乎都迷上我們花了好大功夫才裝置妥當的石桌子。
“瞧！這就是書上提到的那張桌子！”
他們一邊説道，一邊繞桌子行走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好像這是亨利-摩爾（HenryMoore）最上乘的作品一般。
讓自己家中的狗和房子被陌生人這樣有趣地窺探檢視，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翻湧而上。有時候，已不止奇怪，而是開始覺得憤怒，當這些拜訪變成入侵時。
有天上午，氣温超過華氏一百度，一位曬得鼻子。膝蓋通紅的先生和他的老婆及他老婆的朋友，趁我們不注意時，把車子停在院內車道上，走進房裏。
由於狗兒睡着，沒聽見他們進來。當時我正打算回到屋裏拿罐啤酒，發現他們在客廳裏聊天、翻書、參觀傢俱，我當場愣住，而他們則不然。
“哎呀，是你呀！”紅鼻子先生説：“我們在星期天《泰晤士報》看到你的文章，所以臨時決定來拜訪你。”
就這樣，沒有任何藉口，一點也不難為情，也不考慮到我也許並不想接見他們。
他們甚至連書都沒買。據他們解釋是為了等平裝本發行後再買，精裝本太貴了。他們流露出一種混雜着輕慢和屈就的不幸表情。
我很少當面對人不遜，但這次我發火了。我要他們離開。
這位面已曬紅的先生，一張臉頓時變得更紅，整個紅漲得像是聖誕節的火雞得知要被宰一樣。
“可是我們是從聖雷米（Sonit-Remy）一路開車趕來的。”
我請他們一路開車回去。他們嘴裏不停前咕着離開了。
“你的那本書我們才不想買，只想翻翻看，別人以為你們這裏是白金漢宮。”
他們端着因憤怒而僵硬的肩膀，沿着車道走向他們的富豪（vollvo）汽車，我則考慮是否該買只兇惡的羅德維拉犬（Rottweifer）。
自從這次事件後，只要一看到有車輛減速停在我家門前道上，我就警覺到有入侵者來矣。
“別那麼緊張！”老婆總是這麼説。
“瞧，他們往車道開來了，不不，他們已經停在郵筒邊了。”
後來我出去取郵件時，發現有一本用塑膠套裝着的書，上面寫着“請簽名——籤後請放在水井上，用石頭壓住。”
隔天，書不見了。想必已被一位善解人意的書迷拿走了，他把書擱在那兒，不想打擾我們。
夏天快結束時，我們才發現我們並非唯一受到公眾注意的人物，我們的鄰居福斯坦曾被要求在一本書上簽名。他至今還搞不懂為什麼，他説他又不是作家。
但當我告訴他，英國很多人曾在書上讀到過他，他不由地脱下帽，撫平頭髮，直説：“真的嗎？”連説兩次，聽來頗為高興。
廚師莫里斯也簽過字。他表示從來不曾有這麼多英國人到他的餐廳。有些人甚至很訝異地發現真有莫里斯這號人物，他們還以為是我捏造的。有些人則帶着書到餐廳，直接點葡萄燒酒及一道他們在書上讀過的菜。
其次，則是出名的水管匠曼尼古西，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來我家分享他對政治、野香菇、不正常的天氣、法國橄攬球隊、莫札特的天份及世界上任何令人興奮的衞浴設備的高見。
我送他一本我的書，指出描述他的那段文章，同時告訴他，我們的訪客中，有人想見他。
他調整好他的羊毛帽，拉直他的舊格子襯衫領子。“真的嗎？”
“真的啊！”我回答。他的名字甚至出現在星期天《泰晤士報》，也許我該替他安排個簽名活動。
“彼得先生，您真是愛説笑。”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對這個主意還滿有興趣。他離去時小心地捧着書，好像捧着一個易碎昂貴的女用浴盆。
※※※
電話那頭傳來遠從西德尼來的愉悦聲音，帶些鼻音。
“早安，我是華利-思托爾，代表坎城的英國書店。這裏有很多英國書，你的書十分暢銷，可不可以在坎城電影節時來一天，替你的書籤名啊？”
我對電影界人士看書的嗜好存疑。有一位住在好萊塢的朋友承認他在六年中只看過一本書，而他猶被認為是稍具知名度的人。假如你提起藍波這個詩人，人家會以為你講的是席爾維斯-史泰龍呢！．
我可不指望書能大量賣出，把手指籤累抽筋。但我想應該會挺好玩，也許還可以看到明星，或是在卡塞特（CrOisetie）看到廣告模特女郎，或是在卡爾登飯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欣賞一下鎮上少見的帶着微笑的傳者。
於是，我回答華利先生，表示很樂意參加。
沒多久之後我就陷入車陣，一路爬進城。陽光普照，天氣炎熱，對書店而言，這可不是好天氣。電線杆上矗立着顏色亮麗的新標誌，公佈坎城和貝佛利結為姐妹市，我可以想象到市長們會用無數的藉口來相互拜訪，以促進兩市友好關係並趁機度假。
電影節會場之外，似乎整個坎城的警察全都聚集在此了，配着槍，拿着無線對講機，戴着太陽墨鏡，一邊製造更混亂的交通問題，一邊確保伊斯特伍德不被綁架。
他們以多年執勤累積下來的經驗技巧，指揮車輛進入亂陣，然後對車輛猛吹哨子，再將車輛引入另一個充滿憤怒人頭的車陣中。我花了十分鐘，才前進50碼左右。好不容易抵達寬廣的地下停車場時，我看到這場混亂之中早到的犧牲者在牆上寫下：“坎城是個值得觀光的勝地，但此刻我只想溜之大吉！”
我到卡塞特廣場上的咖啡館吃早餐看明星。其他人也和我一樣。從來不曾有這麼多陌生人彼此這麼細細觀看對方。
每個女孩都嗯着嘴，裝成無聊狀，男人則捧着影片節目單，在空白處寫下重點，一隻只的無線電話顯著地擺在牛角麪包旁邊，每個人身上都戴着塑膠製身份證，手中提着電影節袋子，上面印有1990年法國電影節字眼，看不到英國或美國電影節的宣傳。
不過我想這就是主辦這種活動的最大好處，你有權決定袋子上印什麼。
卡塞特廣場上貼滿許多印有演員名字、導演名字。製作人名字，及就我所知道的美髮師名字的海報。海報直接貼在大飯店對面，好讓海報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傳統的坎城火腿早餐及自尊心前，從他們卧室窗户望見自己的名字。
空氣中瀰漫着大把鈔票的交易氣氛。走在卡塞待廣場上，活躍的商人與坐在皇宮飯店人行道上捧着朝着天裝有幾枚分幣帽子的乞丐，形成強烈的對比。
帶着一種大人物的魁力，我往狹小的畢佛亞克-拿破崙路上的英國書店前進，準備體驗坐在書店前有人請我簽字的奇妙經歷。
以前我參加過一兩次的簽名活動，均是在輕鬆愉快的場合下進行，我從安全距離內接受眾人注視，人們不敢貿然靠進。他們大概以為我會咬人，根本不知假如有位勇敢人士往前迫近桌子，作者會如何欣然鬆氣，迎接盛況。
坐了幾分鐘後，就可以準備執起筆，在包括書、照片、支票到尼斯馬丁的舊照片任何東西上簽字。
幸好華利-思托爾夫婦已預期到作家會有的恐懼，早已請朋友和顧客將書店塞滿。不知他們提出什麼獎勵，將這些人從海灘上擒來。
我感謝他們讓我有點兒事做，甚至開始想，該請水管工曼尼古西先生一塊來。
他比我還內行，知道如何回答英國僑民最感好奇的問題——為什麼法國的排水系統這麼好，一點兒也無臭味。法國人對尖端科技十分內行，如高速火車、電子電話系統及協和飛機，但為什麼卻有18世紀的衞浴設備呢？有一天，一位老太太告訴我，當她拉水衝馬桶時，竟然衝出一塊沙拉殘物。真是很糟糕，這種會永遠不會在美國的卻爾頓漢小鎮發生。
簽名活動結束後，大夥兒一起到轉角處的酒吧。美國人和英國人比本地人還多。不過本地人在坎城本來就比較少，介於前述兩國人數之間。
甚至警察也是如此，聽説他們是從科西嘉進口的。
我離去時，警察還在卡塞特廣場巡邏，指揮交通，眼睛注視閒逛的模特女郎，這些女郎間隔一段時間就會自行寬衣解帶。乞丐仍在皇宮飯店前面的老地方，帽子裏猶只有幾枚分幣。
我丟了幾個硬幣到他的帽子裏，他用英文祝福我有個美好的一天。我想，他是在練習英文，準備迎接美國貝佛利的觀光客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