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羨慕那些來自鄉村的人，在他們的記憶裏總有一個回味無窮的故鄉，儘管這故鄉其實可能是個貧困凋敝毫無詩意的僻壤，但只要他們樂意，便可以盡情地遐想自己丟殆盡的某些東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個一無所知的故鄉，從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離開出生地，來到這個大城市，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我把這個城市認做故鄉。這個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變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們的穿着和話題，時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觀，成為一個嶄新、按我我們標準挺時髦的城市。
沒有遺蹟，一切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
在我三十歲以後，我過上不傾心已久的體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報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個清楚的形象，這形象連我自己都為之着迷和驚歎，不論人們喜歡還是憎惡都正中我的下懷。如果如開妝還多少是個自然形象，那麼在最終確立它的過程中我受到了多種複雜心態的左右。我可以無視憎惡者的發作並更加執拗同時暗自稱快，但我無法辜負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變成啤酒最後又變成醋。
我想我應該老實一點。
她的容顏改變得如此徹底，我看到她時完全無動於衷。那天我去火車站送一位至親，在軟席候車室等候進站時，視線恰與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發上，目光隨着一個正在地上跑來跑去獨自玩的小女孩移動，小女孩跑到我腳前的皮箱邊，於是我們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併攏幾乎遮住了口、鼻、兩頰瘦削如同橄欖，一雙眼睛周圍垂褶累累，那種白色的猶如紙花的褶皺。
純粹是由於視野內景物單調，那個活動着的小女孩產生了難以抗拒的牽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臉上，我發現她剛才注視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續。
那是控究的凝視。小女孩跑到她身邊，嬌聲嬌氣地説話，她的回答低得幾乎聽不清，由於拿腔捏調摹仿孩子式的語調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臉的手放下，我移開視線，確認這是個陌生人。
這時，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車室門上的電子預告牌打出了我們等候的那次列天氣的檢票通知。
我站起來，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親走出候車室。
在上行的自動扶梯的人羣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誰。我不動聲色繼續前行，把我那位至親一直送到車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車窗內衝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車開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邊走邊對自己的判斷產生懷疑。
當我猶豫不決地再次出現在炊席候車室的門口時，她和那個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個神色愴然的女軍官。
十三後，我去參加一箇中學同學的聚會，當一個個陌生男女走進那個房間，笑容滿面地彼此握手，特別是聽到其中有一個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種脱離現實的感受。我和幾個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們是我過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繪我當時的神情、舉止和愛好，而我對此毫無印象。我對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記憶中感慨不已。主持聚會的一個同志高聲對大家説：“讓我們重新認識一下吧。”隨着一個個名字的道出，蒙塵的歲月開始漸漸露出原有的光澤和生動的輪廓，那些陌生的臉重又變得熟悉和親切。很多人其實毫無改變，只不過我們被一個遠遠地隔離開了，彼此望塵莫及，當我們又聚在一起，舊日的情景便毫無困難地再現了。那個蒼老、憔悴的女人當年有一張狐狸一般嬌媚的臉，這張臉不會使人墜入情網卻頗能挑逗起一個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後來，多年後開始欣賞此類相貌的女子。當時她對我毫無吸引力，我長期迷戀那種月亮型的明朗、光潔的少女。我之所以對她印象深刻，因為那時候她總是和米蘭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這個城市還沒有那麼多的汽車和豪華飯店、商場，也沒有那麼多的人。
除了幾條規模不大的商業街，多數大街只是零星幾間食品店和百貨鋪子，不到季節，貨架上的商品也很單調，大多是憑票供應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見的是四輪驅動的軍用吉普車和一些老式的蘇聯、波蘭轎車。
上班上學時間，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幹部在閒逛，路邊公共汽車、無軌電車都乘家寥寥。熱鬧的場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遊行的羣眾隊伍把大街小巷擠得水泄不通。
城裏沒什麼年輕人，他們都到農村和軍隊裏去了。
那時我十五歲，在一所離家很遠的中學讀初三，每天從東城到西城穿過整個市區乘公共汽車上學。這是我父母為了使我免受原來的一些壞朋友的影響所採取的極端措施。我原來就讀的那所中學過去是所女中，自從開始接受男人入校後便陷入混亂，校紀廢弛。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個個人數不等的團伙。每日放學，各個團伙便在衚衕裏集體鬥毆，使用磚頭和鋼絲鎖，有時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個被打得頭破血流便一鬨而散。這場面使得所有正派學生父母心驚肉跳。我感激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後來註定要忘掉的無用知識。我很同情現在的學生，他們即便認識到他們是在浪費青春也無計可施。我至今堅持認為人們之所以強迫年輕人讀書並以光明的前途誘惑他們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那時我只是為了不過分丟臉才上上課。我一點不擔心自己的前程，這前程已經決定：中學畢業後我將入伍，在軍隊中當一名四個兜的排級軍官，這就是我的全部夢想。我一點不想最終晉升到一個高級職務上，因為在當時的我看來，那些佔據高級職務的老人們是會永生的。
一切都無須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對自然會輪到我。
唯一可稱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蘇開戰。我熱切地盼望捲入一場世界大戰，我毫不懷疑人民解放軍的鐵拳會把蘇美兩國的戰爭機器砸得粉碎，而我將會出落為一名舉世矚目的戰爭英雄。我僅對世界人民的解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戰友們隔離開來，從那充滿活力的學校轉到一所死氣沉沉的學校——這所新學校是當時全市碩果僅存的幾所尚能維持教學秩序的學校之一——我會感到多麼無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學校中很長時間沒找到同志，後來雖然交了幾個朋友。但我發現他們處於教師的影響之下。我是慣於羣威羣膽的，沒有盟邦，我也懼於單槍匹馬地冒天下之大不違向教師挑釁。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敵——貓妥協，接受並服從貓的權威，儘管都是些名種貓，老鼠的苦悶不言而喻。
我覺得我後來的低級趣味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和當時的情勢所迫大有聯繫。我那時主要從公共汽車上人們的互相辱罵和爭吵中尋找樂趣，很多精緻的下流都是那時期領悟的。
當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沖突的庸碌無為的生活中，作為一種姿態或是一種象徵，必然會藉助於一種惡習，因為與之相比懨懨生病更顯得消極。
我迷戀上了鑰匙，從家裏、街和別的同志那裏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鑰匙，並用堅韌的鋼絲鉗成了所謂的“萬能鑰匙”為鎖在家裏的朋友們扶危濟困，後來就開始未經邀請地去開別人家鎖着的門。
我喜歡用一把平平的鑰匙經過潛心揣摩，不斷測試終於打開那處機關複雜的鎖。鎖舌跳開“嗒”的一聲，那一瞬間帶給我無限歡欣，這感覺喜愛釣魚的人很熟悉，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攻克伯林戰役的蘇軍老戰士也很熟悉。
鑰匙難道不是鎖在天敵麼？
從這一活動中我獲得了有力的證據，足以推翻一條近似真理的民諺：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實際上，有些鑰匙可以開不少的鎖，如果加上耐心和靈巧甚至可以開無窮的鎖——比如“萬能鑰匙”。我發誓我僅僅是開鎖並不是做賊。在我溜撬的短暫生涯中，我沒拿過價值十元錢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純粹出於喜愛並非貪婪。那時候人們都沒有錢，那些現在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電器當時聞所未聞。
我常去光顧的學校前的那片樓區大都居住着國家機構的一般幹部、家裏多是公家發的木器傢俱，連沙發都難得一見。我印象裏最闊氣的一家，大概是個司長，家裏有一台老式的蘇聯產的黑白電視機，那外木殼子的。我的確想了一下將其搬走，隨即便產生了一個念頭：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證，當時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質可疑的幹部，貪官污吏鳳毛麟角。那些樓房從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樣的，五層，灰磚砌就；內部陳設也大同小異，木牀、三屜桌和大衣櫃、書架，新式一點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時間，那些樓房常常整幢空無一人，我便在那些無人的住宅內遊蕩，在主人的牀上躺躺，吃兩口廚房裏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間裏的陳設，想象着在這裏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兒的人，滿足呢還是失意。
有幾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牀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樓道里響起人語和腳步聲才匆匆離去。
我有把握不會彼人擒住，那時人們在上班時間從不溜號，而且因為幾乎不丟失什麼東西，也沒引起人們的警惕。
我走前有時還替過於邋遢的人家打掃一下房間，把未來得及的疊的被子疊好。我的文學想象力就是在那時得到培養的。
在這片樓區的旁邊還有一片屬於少數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從不去那兒。我的故事總是在夏天開始的。夏天在我看來是個危險的季節，炎熱的天氣使人羣比其他季節裸露得多，因此很難掩飾慾望。那天下午，教師在課堂上講巴黎公社的偉大意義以及梯也爾的為人全班同學都昏昏欲睡，強撐着瞪大眼睛聽教師講課，至今我回想學生時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課，你只想自覺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兩點到三點傳授的知識我一個字也沒聽進去，可能因此錯過了人生最關鍵的點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虛。
為了不使自己當眾睡着，我在第二堂課離開了教室。
我溜出了校門，頂着烈日穿過樓羣間的空地，鑽進了一幢幽暗陰涼的樓內。
樓內很靜，每層緊閉的房門裏鐘錶走動的“嘀嗒”聲清晰可聞。我開了幾家門走進去，發覺這些人家我光臨過，便覺索然無味。我打開了這幢樓頂層的一家房門，走了進去。這家主人的勤謹和清潔使我很有好感。簡樸的傢俱陳設井井有條，水泥地板擦得一塵不染光滑如鏡，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閃爍；牆壁不像大多數人家那樣烏黑、灰泥剝落，而是刷了一層淡綠的油漆，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牆上沒有掛偉大領袖的畫像而是用鏡框鑲接了一幅黑白色調的杭州絲繡風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葉小舟，舟上有一個模糊的古代服飾的人影，一側繡有一句古詩：玉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我很小便很讚賞人們在窘境下的從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這是一套兩居室的單元，我先進去的那間擺着一張大桌，摞着幾隻樟木箱，牀頭還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髮式的年輕男女的合影，顯然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間房子虛掩着門，我推門進去，發現是少女的閨房。單人牀上捕着一條金魚戲水圖案的粉色牀單，牀下有一雙紅色的塑料拖鞋，牆上斜掛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張桌子和一個竹書架，書架上插着一些陳舊發黃的書，這時我看到了她。我不記得當時房內是否確有一種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氣，印象裏是有的，她在一幅銀框的有機玻璃相架內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氣從她那個方向的某個角落裏逸放出來。她十分鮮豔，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畫面上沒有花仍有睹視花叢的感覺。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裝，雖然此事她後來一再否認，説她穿的只不過是條普通的花布連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張照片後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我還是無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為什麼我會對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膚潤澤有如此切膚的感受？難道不是隻有在夏日的海灘上的陽光下才會造成如此奪目、對比鮮明、高清晰度的強烈效果？
現在想來，地當時的姿態不是很自然，頗帶幾分賣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電影小明星在畫上上常乾的那樣。
但當時我就把這種淺薄和庸俗視為美！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傾倒，醉心，着迷，喪魂失魄！
除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實的印證，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張標準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廣告畫的程度，以突出當我第一眼看到她時受到的震撼和衝擊。
黃昏，我才從那幢樓裏怏怏不樂地出來，與下班下學回來的大人小孩擦肩而過，我們班的一位也住在這幢樓裏的女同學看到我從樓裏出來，停住腳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那個黃昏，我已然喪失了對外部世界的正常反應，視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豐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種暗示。在我們這個地處温帶、其居民的飲食結構又是以食草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發育都很晚。與我同齡的女孩大都身材單薄、面帶菜色，除了頭髮長短不同和衣式的細微區別，她們並不具有特點。從民國男人們剪了辮子後發她們便繼承了這一惹人嘲笑的髮式，這也是幾年後當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長髮而女孩們紛紛解開辮子引得社會輿論大譁的原因之一——道學家們認為好民們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徵。
這情勢使我既純潔又脆弱。
當然我的感情並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猶如一個人被從夢中猛地喚醒。幾乎是從幼兒園男女兒童的恥鬢廝磨開始，我便不間斷地更換鍾情對象。需要指出的是，我並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穢書刊的影響，當時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歷朝歷代都多，而書刊，誰都瞭然，其時只有“兩報一刊”，最懷有偏見的人也找不出淫穢。後來，當我真的閲讀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憶錄》也是出於人們談虎色變所激發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
它是年輕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並非將我拽入深淵的罪惡之手。老實説，這本小冊子的糟糕描寫曾在很長時間引起我對兩性關係的厭惡。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來就是褻瀆了人類健康的需要，頗似宗教經典中為了勸誡世人，使信民畏懼對煉獄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國際共運在全球、首先在東南亞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我國一直大規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貢，接着勢如破竹地橫掃了印度支那。紅色高錦和巴特察的蘇發努馮親王分別在各自的國家掌了權。美國遭到了丟臉的失敗。
但這些光榮的勝利已經不能使我興奮了，我面臨着個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擾。
我日復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樓房前，殷切期待着畫中人出現。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們常在傍晚時分騎着自行車從不同方向回來，有時車後架上還夾着一捆青菜或用網兜裝着幾個西紅柿掛在車把上。
她的父親很瘦小，總是穿着一身半舊的中山裝，跟誰都客客氣氣地打招呼，有時還站在樓門口扶着自行車把和幾個人聊上一會兒才上樓。他戴着副眼鏡，因而看人的目光總有些茫然，後來當我看到名噪一時的陳景潤的照片時，立刻在他們倆身上找到了共同點。
她的母親則可算個遲暮美人，身材幾乎和她父親等高。那個時候人們普遍缺乏保養，婦女到了她那個年齡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膚的白暫和頭髮的烏黑。一雙眼睛也時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態度冷漠，我從沒見過她和一個鄰居説話，每次下了自行車便徑自上了樓，連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實酷肖其父，但那時我認為她更多地繼承了母親的遺傳基因。我一次也等到過她。有幾次我一直等到夜裏，家家户户都亮了燈，可她的那個窗户總是黑的。有時忽然開了燈，但出現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親便是她母親。
我壯着膽子在白天又幾次摸進過她家，屋裏總是出現了些細微的變化：譬如桌上出現了一本看了一半的書，換了一種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遺落了幾隻髮卡和幾根長髮，鏡於上的薄灰被仔細地擦拭過。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進來，又何時離去，她像一個幽靈來去無形。只在我的感覺和嗅覺裏留下一些痕跡和芳香證實他的存在。我延長了守候的時間，天還沒亮便穿過全城趕到這裏，萬籟俱寂才乘末班車離去，仍舊一無所獲。
這不尋常的活動規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們認為我一定又和壞朋友到了一起，因為我無法解釋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們粗暴的對待，從此必須嚴格按照他們給我規定的時間表離去歸來。
忘了是個什麼日子，好像不是慶祝而是聲討、示威：我隨着全校由鼓號隊作先導遊行隊伍在城裏遊行了一天，手揮紙旗跟着教師喊了一路口號。
那天全城備機關廠礦和學校都出動下，街上到處紅旗招展、鼓號震天。在每一處街口都能看到數支隊伍從不同方向浩浩蕩蕩走來，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號。有的工人遊行隊伍還威風凜凜地敲着由三輪平板車拉着的大鼓。
這種遊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遠的路到市中心廣場，繞廣場一週後再走回來，到了學校門口再解散。
那天天安門城樓上沒有什麼領導人出來檢閲我們，大紅燈籠和漢白玉欄杆間空空蕩蕩。
我們繞場一週雄壯地喊了些口號，和其他遊行隊伍共同製造了一些聲勢，便沿着大街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憊不堪，太陽又很曬，領頭呼口號的全校最結實的體育教師也聲嘶力竭變得安靜了。大家一邊懶洋洋地走。一邊前後左右地聊天，看見路邊賣冰棍的老太太，便圍上去買冰棍，然後再去追趕隊伍，在行列中東張西望吃冰棍蹣跚而行。下午的街頭都是垂頭喪氣、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學生的隊伍，烈日密麻的人羣默不做聲一望無盡。
他們十幾個人都穿着軍上衣、懶漢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車後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揮台前，人人手上夾着、嘴裏叼着一支煙，一邊吞雲吐霧一邊眉飛色舞地説話，很惹人注目，頗有些豪踞街頭顧盼自雄的倜儻勁兒。
當和他們同齡的學生隊伍經過時，他們掃去的目光充滿冷漠和輕蔑，令那些規矩的同齡人很有些自慚和惴惴不安，老師們則裝作視而不見。他們是我的朋友，過去的同學，我父母禁止我再和他們接觸的一夥。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紛紛掉過頭來看我，笑嬉嬉地指着我喊：
“沒勁沒勁。”我自動脱離學校的隊伍、大大方方走過去，心中充滿有這麼一羣朋友的驕傲。班裏的很多同學看着我，受到老師的催促，走遠了。許遜遞結我一支“恒大”煙，我匣也站在街頭吸了起來，神氣活現地也眼瞅着仍絡繹不絕從我們身邊經過的遊行隊伍，立刻體會到一種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