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納太太的屍體已經送到哈沙尼去驗屍了。但是，在其他方面，她的房間同以前的樣子一點不差。裏面的東西很少，所以警察不費多大工夫就檢查完了。
當你走進去的時候，就可以看見，門的右邊就是牀。正對着房門有兩個裝有鐵柵的窗户朝向田野，兩窗之間有一個單色的、有兩個抽屜的桌子。雷德納大太就拿它當梳妝枱用。靠東邊的牆上有一排鈎子，掛着一些衣服，都有布袋子保護着，還有一個松木五斗櫥。門的左邊是一個盥洗台，房子中央擺着一個相當大的質樸的橡木桌，上面有吸墨紙、墨水瓶和一個小公事包。雷德納太太那幾封匿名信就是保存在那個公事包裏。窗簾是用本地材料做的，很短的布片，上面有橘紅的條子。石板地上面鋪着羊皮地毯。三塊窄長形的，有白條紋的褐色毯子鋪在窗户和盥洗台前面。還有一塊比較大、質地比較好的褐地白條紋的地毯鋪在牀和寫字枱之間。
房裏沒有櫥子，或者壁櫥，或者是落地窗簾——事實上沒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牀是樸素的鐵牀，上面鋪着印花布的被單。這房裏唯一奢華的跡象就是三個枕頭，都是最上等的柔軟而有波紋的鴨絨制的。除了雷德納太太以外，沒人有那樣的枕頭。
瑞利大夫冷冷地、簡短地説明雷德納太太屍體在什麼地方發現——在牀邊的地毯上，縮成一團。
為了要舉例説明他的話，他招招手，叫我走過去。
“你如果不在乎的話，護士小姐——”他説。
我並不是神經過敏的人。所以，我就蹲在地下，儘量擺成雷德納太太屍首被發現時的姿態。雷德納博士發現她的時候，粑她的頭抬起來過。但是，我仔細的問過他。實際他顯然沒有改變她的姿態。
“這件事好像是非常直截了當的，”醫師説，”她正在牀上躺着，睡着了，或者正在休息——有人開了門，她抬頭一望，起來——”
“於是他就將她打倒，”醫師將他的話説完，“那一擊會導致知覺喪失，不久就會致死。你知道——”
他用專門的字眼説明傷害的情形。
“那麼，沒流多少血了？”白羅説。
“不，血在體內漏進腦子。”
“Ehbien！（啊！）”白羅説，“那似乎是非常直截了當的——除了一件事。假若那進來的是個生人，雷德納太太為什麼不立刻喊救命呢？她如果叫喊，也許就遇救了。列瑟蘭護士也許就會聽見她的喊叫聲，還有愛莫特和那個孩子。”
“那是很容易解答的，”瑞利大夫冷冷地説，“因為那不是一個生人。”
白羅點點頭。
“是的，”他思索着説，“她看見那個人的時候也許吃了一驚——但是她並不害怕。後來，他打她的時候，她也許發出一聲不完全的叫喊——太遲了。”
“就是詹森小姐聽到的叫聲嗎？”
“是的，假若她真的聽見了。但是，大體上説，我很懷疑。這種泥牆很厚，窗子又是關着的。”
他走到牀邊。
“你離開她的時候，她實在是躺着的嗎？”他問我。於是我就把我做的事確確實實地告訴了他。
“她是打算睡呢，或是要看看書？”
“我給她兩本書——一本輕鬆的，還有一本回憶錄，她通常是看一會兒書，然後也許不知不覺地睡着一會兒。”
“那麼，她——我該怎麼説呢？——和平常一樣嗎？”
我考慮了一下。
“是的。她似乎很正常，興致也很好。”我説，“只是，也許稍微有些不穩定。但是，我認為那種現象是由於她頭一天把心事告訴我的緣故：那樣有時候會使人有些不自在。”
白羅的眼睛發出閃亮。
“啊，啊，的確，哎呀，我很瞭解那種心理。”
他打量房子各處的情形。
“命案發生後，你進來的時候，這裏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樣嗎？”
我也四處打量一下。
“是的，我想是的。我不記得什麼地方和以前不同。”
“沒有擊斃她那個武器的蹤跡嗎？”
“沒有。”
白羅瞧瞧瑞利大夫。
“你覺得怎麼樣？”
那位醫師立刻回答。
“是一種相當大、很重的東西擊斃的，沒有稜角。譬如説，一個雕像的圓座——一種像那樣的東西。你要注意呀，我並不是認為就是那個東西，而是指那一類的東西。那一擊是要用很大力氣的。”
“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胳臂打的嗎？男人的胳臂？”
“是的——除非——”
“除非——什麼？”
瑞利大夫很慢地説：“我只是想，雷德納大太很可能曾經跪下來——要是那種情形，由上面用沉重的器具打下來，就不需要那麼大的力氣。”
“跪下來，”白羅沉恩一下説，“這是一個想法，是的。”
“注意，這只是一個想法，”那位醫師趕快指出，“絕對沒有什麼證據可以顯示就是這樣的。”
“但是，這是可能的。”
“是的。由各種情形看來，這畢竟不是捕風捉影的。當她本能地想到要喊叫已經大晚了——她知道沒人能及時趕來救她——於是由於恐怖，她沒喊叫，卻跪下哀求饒命。”
“是的，”白羅思索着説，“這是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理由不夠充足的想法——我這樣想。我不論什麼時候都不會想象到雷德納太太會對任何人下跪。
白羅慢慢走到房子各處看看，他開開窗户，試試那些鐵柵，將頭鑽出去，確定了肩膀不可能跟着頭一同鑽出鐵欄杆：
“你發現她的屍體時，窗户緊閉，”他説，“當你在一點欠一刻離開她的時候，是不是也關着？”
“是的，在下午都是關着。這些窗户，不像起居室和餐廳，外面沒釘鐵紗窗。窗户關着可以防止蒼蠅飛進來。”
“而且，無論如何，誰也不能由那裏鑽進來，”白羅沉思着説，“這些牆壁是用最結實的材料——泥磚——造的，而且沒有活門，沒有天窗。要走進這個房間只有一個辦法——由門裏進來。進入房門也只有一個辦法——經過院子。而且這院子只有一個入口——就是拱門，在拱門外面有五個人，他們的説法都是一樣。啊，我想他們不是撒謊。對了，他們不是撒謊。他們也沒有受賄，因此而三緘其口。那個兇手當時就在這裏。”
我沒説什麼。我們先前圍桌而坐的時候，我不是也有同感嗎？
白羅在房子四處搜查。他由五斗櫥上拿起一張相片、上面是一個留着白山羊鬍須的老人。他表示好奇地望望我。
“那是雷德納太太的父親。”我説，“是她告訴我的。”
他把相片放下，然後瞧瞧梳妝枱上的東西——都是簡樸的龜甲製品——簡單，但是很好。他瞧瞧書架上的書，大聲念出書名。
“希臘人概論、相對論入門、斯坦侯普夫人傳、遊覽車、返回麥修撒拉、林達-康頓傳。是的，由這些書籍我們可以看出一點，你們這位雷德納太太不是一個傻瓜。她有頭腦。”
“啊，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我熱切地説，“讀過很多書。樣樣精通。她一點兒也不平凡。”
他瞧瞧我，笑了笑。
“對了，”他説，“這一點我已經瞭解了。”
他過去繼續查看，他走到盥洗台前面站了一會兒，只見上面擺着許多瓶子和麪霜。然後，突然之間，他跪下來，檢查那塊地毯。
我和瑞利大夫馬上過去同他在一起檢查。他在查看一塊小小的深褐色的污點，在地毯的褐色部分幾乎是看不見的。事實上那塊污痕只有蔓延到一個白條紋上時才可以看得見。
“你覺得怎麼樣，大夫？”他説，“這是血跡嗎？”
瑞利大夫跪下來看。
“也許是的，”他説，“你要想讓我確定一下，我可以檢查。”
“那麼，勞駕。”
白羅先生檢查那個水瓶和洗臉盆：那水瓶擺在盥洗台的一邊，洗臉盆是空的，但是盥洗台旁邊有一箇舊煤油桶，是盛髒水用的。
他轉身對我説：
“你記得嗎，護士小姐？你在一點欠一刻離開雷德納太太的時候，這水瓶是在洗臉盆外面呢？或是在裏面？”
“我不能肯定，”過了一兩分鐘，我説，“我倒覺得是擺在洗臉盆裏面的。”
“啊？”
“不過，你要知道，”我連忙説，“我只是這樣想，因為，通常都是那樣。僕人午餐後都是把它像那樣放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不在面盆裏，我會注意到的。”
他很欣賞地點點頭。
“是的，我瞭解這一點。這是由於你受過醫院的訓練。病房裏的東西如果不是原來的樣子，你就會把它擺對，而且幾乎沒注意自己這樣做。那麼，命案之後呢？是不是同現在的情形一樣？”
我搖搖頭。
“當時我沒注意，”我説，“我當時想要知道的只是這裏是否有任何可以隱藏人的地方，或者是否兇手遺留下什麼東西。”
“這是血跡，不錯。”瑞利大夫爬起來説，”這個很重要嗎？”
白羅困惑得直皺眉頭，很急躁地將兩手一甩。
“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這也許毫不重要。你要是要我説，我可以説那個兇手碰到她——他的手上有血——很少的血，但是仍然是血——所以他就過來洗洗手。是的，情形可能是像這樣。但是我不能貿然下結論説一定是如此。那塊血跡也許一點也不重要。”
“大概只有根少的血，”瑞利大夫猶豫地説，“要是噴出來的血不會像那樣。也許是由傷口滲出的一點點血。當然啦，假若他用手摸摸看有沒有血——”
我打了一個寒戰，我彷彿看到一個可憎的畫面：我彷彿看到一個人——也許就是那個豬面孔的、負責攝影的那個青年，把那個可愛的女人打倒，然後彎下身，用手指摸摸傷口是否有血，專心地凝視着，樣子很可怕。他的臉，也許完全不同——露出兇狠、瘋狂的樣子。
瑞利大夫注意到我打寒戰。
“怎麼啦，護士小姐？”他説。
“沒什麼——只是渾身起雞皮疙瘩，”我説，“一隻雞由我的墓上走過。”
白羅先生轉回頭瞧瞧我。
“我知道你需要什麼，”他説，“不久，等我把這裏檢查完了，我和大夫要到哈沙尼去，我們會帶你一起去。你會請護士小姐吃茶，對不對？大夫？”
“榮幸之至。”
“不，不，大夫。”我抗議道，“絕對不可以。”
白羅先生友善地在我肩膀上輕輕地拍拍，這一拍是英國式的，不是外國式的。
“護士小姐，你就照我的意思做吧。”他説，“而且，這樣對我是有益的。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討論，但是不能在這裏討論，因為這裏大家都要保持體面。雷德納博士，他崇拜他的太太。他相信——啊，非常相信——別人對她的想法和他一樣；但是，以我看來，那是不合人情的！對了，我們要——該怎麼説呢——毫不寬容地討論雷德納太太的一切情形。那麼，就這樣説定了。等我們這裏的事完了，我們就帶你一起去哈沙尼。”
“我想，”我猶豫地説，“不管怎麼説，我該離開這裏了。再留在這裏是很尷尬的。”
“在一兩天之內不要這樣做，”瑞利大夫説，“在葬禮以前你總不好走呀。”
“你倒説得好，”我説，“假若我也讓人害死呢，大夫？”
我那樣説，是帶着半開玩笑的態度。我想瑞利大夫也會認為那樣，並且也許用同樣開玩笑的方式回答卜
但是，我感到很驚奇，白羅先生忽然一動不動地站在室中央，兩手抱着頭。
“啊，不知道那是不是可能的，”他喃喃地説，”這是一種危險——很大的危險——那麼，我們能怎麼辦呢？我們要如何防備呢？”
“怎麼，白羅先生，”我説，“我不過是説笑話！誰會要害死我呢？我倒想知道。”
“呀——或者另外一個人，”他説。我一點也不喜歡他那種説法，令人毛骨悚然。
“可是為什麼呢？”我追問。
於是他非常直接地望着我。
“小姐，我常説笑話，”他説，“我常笑。但是，有一些事並不是開玩笑的。由於我的職業，我知道有些事情。其中之一，最可怕的，就是這個：
“謀殺是一種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