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普有時用安排時間表來消磨時間。他總是一邊排表，一邊大嚼血腸和問扁豆。這一事實證明了我的一個論點，它斷然宣稱：夢想家都是貪食者。克勒普總要花不少功夫來填他的時間表。這一事實又證明我另外一個論點：唯有貨真價實的懶骨頭才能做出省力的發明來。
在這一年裏，克勒普也花了兩個多星期的功夫來排他一天的時間表。他先是神秘地幹了較長一段時間，直到昨天才來找我，從貼胸的口袋裏掏出一張摺疊了九次的紙來遞給我。他容光煥發，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發明。
我把這張紙條粗粗看了一遍，上面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十點吃早飯；午飯前沉思默想；飯後午睡一小時；醒後喝咖啡——儘可能在牀上喝；坐在牀上練一小時長笛；吹着風笛在屋裏來回走動一小時；在院子裏露天吹風笛半小時；隨後的兩小時，或喝啤酒、吃血腸，或上電影院，隔一天一換；在進影院前或喝啤酒時，不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國共產黨①做半小時宣傳，但不誇張。一週三個晚上在“獨角獸”飯店奏樂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為德共宣傳挪到晚上，因為這段時間預定到格林街洗澡與按摩；之後到“U－9”去同某個姑娘搞三刻鐘衞生術，再帶着這同一個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裏去喝咖啡和吃點心；在理髮店打烊前去刮臉，必要時還理個髮；到照相館拍快照；最後去喝啤酒，吃血腸，替德共做宣傳以及娛樂——
①德國共產黨於1956年8月17日被禁止，聯邦德國政府於1951年11月16日即已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禁令申請，所以在奧斯卡敍述時（1953年3月5日以前）德共還是合法政黨。
我稱讚克勒普精心畫在表格四周的曲線花紋，請他複寫一份給我，並問他，準備怎樣填補空白時間。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説：“睡覺，或者想德共的事。”
我是否要告訴他，奧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課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
事情是在考爾阿姨的幼兒園裏開始的，沒有危險。黑德維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來接我，帶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薩道夫斯基路考爾阿姨那裏。我們總共六到十個幼兒（有幾個老是生病），都得在那裏玩耍，直到嘔吐為止。幸虧我的鼓可以當玩具，他們無法強迫我去玩積木，至於讓我坐搖木馬，只是在他們需要一個頭戴紙盔的擂鼓騎士的時候。我的鼓譜是考爾阿姨有上千個釦子的黑綢裙。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説，我成功地每天多次在我的鼓上給這位單薄的、由皺紋構成的小姐解開釦子又繫上釦子，給她脱去衣裳又穿上衣裳，卻一點也不會想到她的肉體。
我們每天下午去散步，穿過栗樹林xx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爾布斯山，經過古膝貝格①紀念碑，無聊得令人愉快，乏味得使人輕鬆，因此我今天還希望挽着考爾阿姨像薄紙似的手在圖畫書上散步——
①約翰內斯-古滕貝格（140～1467或1468），德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1455年他印刷了四十二行拉丁語《聖經》。
我們這八個、十個或十二個幼兒，必須被套上挽具。這挽具便是一根當車轅用的、用毛線編織成的淺藍色帶子。毛線車轅左右各有六個毛線織的轡頭，套在十二個幼兒身上。每隔十釐米掛一個鈴鐺。考爾阿姨手執繮繩，我們在前面似馬兒奔馳，鈴聲叮噹，嘴裏咿咿呀呀，我則敲擊黏稠的鼓聲，穿過秋天裏郊區的街道。有時考爾阿姨起個音讓我們唱《耶穌，我為你而生，耶穌，我為你而死》，或者《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當我們唱起《瑪利亞，救助啊》和《甜蜜的聖母，甜甜甜》，向十月清朗的空氣傾訴時，過路的行人無不為之感動。當我們橫穿過主幹大街時，交通就得中斷，當我們唱着《海上的星》過馬路時，電車、汽車、馬車全都停了下來。每一回考爾阿姨都要向指揮交通、讓我們過馬路的警察揮動她那隻像薄紙似的沙沙響的手錶示感謝。
“我主耶穌會獎賞您的。”她這樣許諾道，綢裙子瑟瑟地飄拂。
奧斯卡在過了他的六歲生日以後的那個春天，由於斯特凡的緣故，不得不同他一起離開了衣服釦子可解可結的考爾小姐，這對於我來説，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情。這又同政治有關，而一涉及政治，就會有強暴行為。那一天，我們又登上埃布斯山，考爾阿姨把我們從毛線挽具上解下來。到處是新枝嫩葉，樹梢間開始出現了新的生機。考爾阿姨坐在一塊佈滿苔蘚的路標石上，那上面標明好幾個地點的方向，由此步行前往，需要一至兩個小時不等。她像一個年輕姑娘，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喚起了哪些感情，特拉拉拉拉地唱着，腦袋瓜像抽搐似的晃動，這樣的動作，唯有在雌珍珠雞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們編織新的挽具，鮮紅的，可惜，我再也套不上了，因為這時，從灌木叢中傳來一陣喊叫，考爾小姐慌忙站起身來，拿着編織物，紅毛線拖在身後，踏着高跟鞋往喊聲和樹叢處走去。我跟在她身後，頓時她的毛線顯得不那麼紅了，因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個名叫洛塔爾的男孩，鬈髮，太陽穴上青筋暴起，騎在這個弱不禁風、正在吃苦頭的斯特凡的胸口上，彷彿要把他的鼻子打癟似的。
“波蘭佬！”他打一拳罵一聲，“波蘭佬！”五分鐘以後，考爾阿姨又用淺藍色的挽具把我們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動的，正在替她纏紅毛線——她當着我們大家的面唸了一段祈禱詞，一般是在祭獻和化體①之間唸的：“羞愧啊！心裏充滿悔恨和痛苦……”——
①天主教彌撒儀式中的兩部分：耶穌在十字架上對聖父的祭獻以及經過祝聖的餅和酒化為耶穌的身體和血（化體）。
隨後，我們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貝格紀念碑前。她用細長的手指指着用一塊手絹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温柔地説：“他是個波蘭小孩，對此他不能負責。”根據考爾阿姨的建議，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兒園。奧斯卡雖説不是波蘭人，也不特別喜歡斯特凡，但卻聲明同他團結一致。復活節到了，他們打算讓我們上小學去試試。霍拉茨博士戴着寬邊角質框眼鏡，他鑑定説這樣做沒有壞處，並且説出了他的意見：“這對於小奧斯卡不會有害處的。”
揚-布朗斯基打算過了復活節，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蘭公立小學。他主意已定，誰也勸阻不了。他一再對我媽媽和馬策拉特説，他是波蘭公務員。他在波蘭郵局工作，幹得不錯，波蘭國給他的報酬也不壞。總而言之，他是波蘭人；等到申請批下來，黑德維希也就入了波蘭籍。此外，像斯特凡這樣聰明伶俐、天資比一般人高的孩子，可以在家裏學習德語。至於小奧斯卡——他一講到奧斯卡，總要嘆幾聲氣，他同斯特凡一樣，已經滿六週歲了，雖説講話還結結巴巴，智力也遠遠不及同齡兒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麼説，還是應當試一試。義務教育就是義務教育嘛——只要校方不提出異議就行。
校方表示疑慮，要求有醫生證明。霍拉茨説我是個健康的孩子，從個子看，好像只有三歲，儘管説話還結結巴巴，但是智力決不比五六歲的孩子差。他還談到了我的甲狀腺等等。
不論做什麼檢查，做什麼試驗——這些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我都很太平，滿不在乎，甚至採取了友好態度，尤其因為沒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以及各種胚胎悉遭破壞，對於此事，所有替我做檢查和試驗的人都記憶猶新，餘悸未消。
只是在家裏，雖然是在上學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讓我聲音裏的金剛鑽顯顯威力，因為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揹着鼓走到弗勒貝爾草場對面的佩斯塔洛齊學校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裏。
他終於動手來奪這件不屬於他的東西，奪他不會擺弄的東西，老實説，要擺弄這面鼓，他還真是缺根神經呢！我大吼一聲，把一隻空花瓶裂成兩半，據別人説，這可是件真古董。這隻馬策拉特心愛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見，舉手要揍我。這時，媽媽跳了起來，揚一步跨到他們兩個中間——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剛好帶着斯特凡，拿着紙口袋走過我家時看到了。
“算了吧，阿爾弗雷德。”他心平氣和地説。馬策拉特一見揚的藍色目光和我媽媽的灰色目光，便壓下心頭的怒火，把手放下來，插到褲兜裏去了。
佩斯塔洛齊學校是一座新蓋的四層樓房，紅磚、平頂的長方形箱子，有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畫等現代化裝飾。它是在當時還相當活躍的社會民主黨人大聲疾呼之下，由幼兒眾多的近郊區區政府興建的。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氣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畫上那些做體育運動的青春派①兒童以外，還算中我的意——
①青春派，1890年到1905年之間在德國的建築、工藝美術和繪畫領域內興起的一種藝術風格，反對因襲傳統，主張更新生活風氣。
大門外鋪礫石的空場上，種着不像天然的小樹，樹梢上正發綠芽。小樹都由一頭彎曲、好似主教的曲柄權杖的鐵棍支撐着。母親們從四面八方擁來，一手拿着五彩圓錐形紙口袋，一手拉着孩子，他們有的亂喊亂叫，有的規矩老實。奧斯卡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母親朝一個方向擁來。她們彷彿在趕集市，到那裏去賣掉自己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
一進前廳，就聞到這股學校的氣味，經常有人描寫它，因此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種名牌香水更為人們所熟悉。在廳裏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豎立着四五個花崗岩石缸，缸底有許多泉眼，同時噴出很高的水柱來。周圍擠着一羣孩子，也有同我一樣年歲的，他們使我聯想起比紹我舅公文岑特家養的母豬，它有時側身躺着，忍受着它那些同樣口渴的、究兇極惡地擁上來的豬仔們。
孩子們俯身在水缸上，頭髮從前面垂下，張開嘴巴去接垂直噴上去又落下來的細水柱。我不知道他們是在玩還是在喝水。有時，兩個孩子同時直起身子，鼓着嘴，很不禮貌地把含在嘴裏温温的、肯定攙進唾沫還帶有面包屑的水，噴到對方的臉上去。我走進前廳時，隨便從敞開的門裏看了一眼左鄰的體育館，一見皮面鞍馬、爬竿、爬繩以及可怕的、總像是強求別人在上面做大旋轉動作的單槓，就不由得真正口渴起來，渴得無法抑制，真想同別的孩子們一樣地去喝一口水。媽媽拉着我的手。請她把同三歲小孩一般高的奧斯卡抱到水缸上去？這我可不幹。即使把我的鼓墊在腳下，我也夠不到那些水柱。我輕輕縱身一跳，超過一隻水缸的邊緣，朝裏面望了一眼，只見吃剩的沾油脂的麪包嚴重地堵住了排水口，在缸底聚成一層不衞生的淤積物。我再也不覺得口渴了。雖然我思想上曾經覺得自己口乾唇焦，然而，那只是在我的肉體好像身歷其境似的在體育館這個沙漠裏的運動器械之間迷了路的時候。
媽媽領我走上紀念碑似的、為巨人而設的樓梯，穿過回聲四起的走廊，進入一個房間，那門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一年級甲班。屋子裏坐滿了同我一樣年齡的孩子。孩子們的母親站在正對窗户的牆下，一字兒排開，手裏都拿着五彩圓錐形紙口袋，上端繫着絹紙，口袋的長度超過了我的個子。第一天上學都要拿着它，這是一種傳統。我媽媽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進屋時，這幫小赤佬以及他們的母親一齊放聲大笑。一個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脛骨一連踢了幾腳，把這個頑童踢翻在地，頭髮梳得光光的腦袋撞在課桌上。我因此在後腦勺上捱了我媽媽的一巴掌。那個頑童嚷了起來。我自然沒有叫喊，因為我只是在別人要奪走我的鼓時才叫喊。在這麼多母親們面前，這樣出場亮相，我媽媽確實覺得很尷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課桌旁。自不待言，課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後，課桌越高大，小赤佬們也越粗野，臉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滿意，安穩地坐着，因為我沒有理由感到不安。看來我媽媽一直還很尷尬，使勁擠到那些母親們中間去。在同她一樣做媽媽的人面前，她可能由於我所謂的發育不全而感到羞慚。她們擺出一副面孔，為自己的野小子們而驕傲，彷彿蠻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覺而言，他們長得也太快了。
我沒法從窗口眺望弗勒貝爾草場，因為窗台比我高，正如課桌對我來説顯得過於高大一樣。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貝爾草場。我知道，童子軍在蔬菜商格雷夫領導下，在那裏安營紮寨，在玩紙牌戲以及做童子軍應當做的好事。這並不是説，我會同他們一樣誇大其辭地去美化營地生活。使我感興趣的僅僅是身穿短褲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讓他們穿上童子軍創始人巴登-鮑威爾①的制服，是因為他太愛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儘管是臉色蒼白的男孩了——
①巴登-鮑威爾（1857～1941），英國將軍和軍事著作家，著有《童子軍》。
這真是值得一看，可是，該死的建築結構偏偏叫我看不成，我只好仰首觀天，終於從中得到了滿足。總有新的雲從百北向東南移動，彷彿在那個方向上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我把鼓夾在膝頭和課桌的屜板之間，儘管它不存絲毫念頭想要跟着雲彩去飄遊。椅子背本來是靠背用的，它卻支撐着奧斯卡的後腦勺。我背後那些所謂的同學們，嘰裏呱啦，大吵大嚷，笑的，哭的，撒野的，都有。他們往我背後扔紙團，但是我並不回過身去；我認為，那些有明確目標的浮雲是值得觀賞的，而那一羣扮着鬼臉、歇斯底里至極的蠢貨，則根本不值得一顧。
一個女人——她後來自稱是施波倫豪威爾小姐——走進教室，一年級甲班頓時安靜下來。我不需要安靜下來，因為我本來就很安靜，幾乎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將來臨的事物。説老實話，奧斯卡從來不認為有必要去期待即將來臨的事物，因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課桌旁，一邊憑感覺知道他的鼓仍在原處，一邊陶醉於靜觀復活節剛擦過的玻璃窗後面，或者不如説玻璃窗前面的雲彩。
施波倫豪威爾小姐的服裝很不雅觀，穿着就像一個乾癟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襯衫領子，使她的模樣兒更難看了，據我看，它是可以拆下來漿洗的，它緊勒住她的喉頭，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皺紋。她剛踏着平底輕便鞋走進教室，便立即想要討人歡心，於是問道：“親愛的孩子們，我們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嗎？”
回答她的是一陣亂嚷，可是她卻看做是他們在表示贊同，因為她接着裝腔作勢地起了個頭，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間》，儘管現在剛到四月中旬。我背後這一幫傢伙，既對歌詞懵然無知，又對這首小曲的簡單節奏缺乏起碼的感受力，沒等她打手勢，就胡亂地連吼帶唱，把牆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來。
儘管施波倫豪威爾小姐面色蠟黃，剪短了頭髮，領子底下隱約顯出男式領結，她仍使我感到遺憾。我扭過頭來，不再去看那些雲彩——它們今天顯然不上課——從吊褲帶下一下子抽出鼓棒，響亮而明顯地在鼓上敲出了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後那幫傢伙毫無節奏感，他們缺乏這種聽覺能力。唯獨施波倫豪威爾小姐向我點點頭以示鼓勵，並朝着貼牆站立的母親們微微一笑，特別對我媽媽眨了一眨眼睛。我把這當做一個信號，便放心地繼續敲下去，先簡單後複雜，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數施展了出來。我背後那幫傢伙早就停止了他們粗野的吼叫。我設想現在是我的鼓在講課，在教這幫學生，把我的同學變成了我的學生，因為施波倫豪威爾這時站到了我的課桌前，全神貫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樣子並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達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節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鐘內，她變成了一個並非無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記了自己的教師職業，從規定她平時必須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穎而出，變得有了人性，這就是説，變得孩子氣、好奇、心理複雜和無道德觀念。
可是，當施波倫豪威爾小姐不能當即正確地模仿我敲鼓的節拍時，她又故態復萌了。一個蠢頭蠢腦的拿低工資的角色，頓時又鎮定下來——女教師們有的時候都不免要這樣來一下——説道：“你肯定就是小奧斯卡。你的事情，我們已經聽到不少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難道不是這樣嗎，孩子們？難道我們的奧斯卡不是個好鼓手嗎？”
孩子們一陣亂嚷，母親們擠得更攏，施波倫豪威爾小姐又依然故我。“不過，”她用假嗓子説道，“現在我們要把鼓保存到教室的櫃子裏去，它疲倦了，要睡覺了。下課以後，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唧唧喳喳地還沒有把這些虛偽的話講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師的手指甲，要用十隻短指甲的手指來抓我的鼓——上帝明鑑，它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覺。我先是緊抱着它，用穿在厚套頭衫袖子裏的雙臂圍住紅白相間的鼓身，兩眼盯着她，由於她執著地射出歷史悠久、像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公立小學女教師的目光，因此，我也用目光穿透到施波倫豪威爾小姐的內心深處，找到了許多有趣的材料，足夠寫三章不道德的軼事。但是，我硬讓自己不再去窺視她的內心生活，因為我的鼓正受着威脅。當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向她的肩胛骨之間射去時，在她保養得很好的皮膚上探測到一顆有一個古爾登①那樣大小的、長着長毛的痣——
①古爾登，十六至十九世紀德國通用的銀幣。
或者由於她已感覺到被我的目光窺見了她的內心世界，或者由於我的聲音颳了一下她右邊的眼鏡片，雖然沒把它弄碎，但還是給了她一個小小的警告，總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這已經使她的指關節變白了——也許她受不了刮鏡片時發出的刺耳聲，這使她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她戰慄着鬆開了我的鼓，並説道：“奧斯卡，你真調皮！”一邊向我媽媽投去了譴責的目光，弄得我媽媽簡直不知道眼睛往哪裏瞧才好。她放棄了我那面始終清醒的鼓，轉過身來，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書桌旁，從皮包裏掏出另一副眼鏡來——可能是她讀書時戴的，用一個堅決的動作，把那副被我的聲音——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樣——刮過的眼鏡從鼻子上取下來，彷彿我弄碎了她的眼鏡似的，然後撇開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頭嘎巴直響。她又把手伸進皮包裏，同時對大家説：“現在我給你們念課程表。”
她從豬皮皮包裏掏出一摞紙條，自己取了一張，其餘的傳遞給母親們，也包括我媽媽在內。最後，她把課程表上印的念給那些已經焦躁不安的六歲孩子們聽：“禮拜一：宗教，寫字，算術，遊戲；禮拜二：算術，書法，唱歌，自然；禮拜三：算術，寫字，圖畫，圖畫；禮拜四：鄉土課，算術，寫字，宗教；禮拜五：算術，寫字，遊戲，書法；禮拜六：算術，唱歌，遊戲，遊戲。”
施波倫豪威爾小姐宣讀課程表時就像宣讀一份不容更改的命運判決書。她用刻板的聲音，連一個字母都不忽略，讀完了公立學校教師代表大會的這一產物，之後，又想到了自己在師範學校所受的教育，便進而變得温柔了。她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樂趣突然爆發，於是歡呼道：“親愛的孩子們，現在讓我們一起重複讀一遍。請吧——禮拜一？”
小赤佬們吼道：“禮拜一。”
她接着念：“宗教？”這幫受過洗禮的野蠻人吼叫着“宗教”這個詞兒。我不用自己的嗓子喊，而是在鼓上敲響了“宗教”這個詞兒的音節。
施波倫豪威爾念一聲，我後面那一幫就吼一聲。“寫字！”我在鼓上敲兩下。“算術！”又是兩下。
像做應答連禱似的，我前面的施波倫豪威爾念一聲，我後面那一夥就吼一聲。這種遊戲荒唐可笑，我還得擺出一副正經的面孔，相宜地根據音節敲響我的鼓，直到施波倫豪威爾——我不知道她聽從了誰的吩咐——跳了起來，顯然怒不可遏——但又不是因為我背後那幫野小子才發脾氣的。使她激動得漲紅了臉的是我，奧斯卡的無辜的鼓對她來説是塊絆腳石，她難以把我這個有節奏感的鼓手拉進來做祈禱。
“奧斯卡，你要注意聽我念！禮拜四：鄉土課？”我撇開“禮拜四”這個詞兒，只合着“鄉上課”這個詞兒的音節敲了四下①，“算術”和“寫字”各敲兩下，“宗教”這個詞兒我不是合着它的音節敲四下，而是根據三位一體、一人獲救的神學原則，敲了三個三連音——
①“鄉土課”和下文的“宗教”，德語均為四音節的單詞。
但是，施波倫豪威爾缺乏敏鋭的辨別力。她厭惡鼓聲，不論你怎麼敲都不行。她同前一次一樣，伸出十隻剪禿了指甲的手指，十指齊下，要來抓鼓。
可是，她還沒有碰到我的鼓，我已經喊出了摧毀玻璃的叫聲，把教室裏三扇特大的窗子最上一格的玻璃震落下來。中間一格的玻璃，成了我第二聲叫喊的犧牲品。和煦的春風毫無阻擋地吹進教室。我用第三聲叫喊，消滅了下面一格的玻璃；這一聲純屬多餘，完全是由於我興頭太大的緣故，因為施波倫豪威爾一見上、中兩格的玻璃已經敗下陣會，便縮回了她的爪子。上帝明鑑，要是奧斯卡留心看到了施波倫豪威爾在倉皇潰退，他就會幹得聰明一點，不再逞起性子來——這從藝術性上講，也是頗成問題的——喊掉最後一排玻璃。鬼知道她從哪裏變出了一根藤條來。不管怎麼説，它突然間出現了，在混有春天氣息的教室的空氣裏抖動着。她手執藤條在這種混合的空氣裏颼颼地揮舞，賦予它回彈力，使它如飢似渴地想綻開別人的皮膚，發出呼嘯聲，一來一回，形成了無數道瑟瑟作響的帷幕，想使打人的和被打的雙方都得到滿足。她一藤條打在我的課桌上，小瓶裏的墨水冒出一股紫色的噴泉。我拒不伸出手去給她打，她便抽我的鼓。她往我的鐵皮上打。她，施波倫豪威爾抽我的鐵皮鼓。她有什麼理由要打？如果她想打的話，又為什麼要打我的鼓？我背後不乾不淨的野小子不是有的是嗎？難道非打我的鼓不可嗎？她不懂擂鼓藝術，根本就一竅不通，她有什麼理由要加害於我的鼓？瞧她眼裏是怎樣的兇光？準備打人的是什麼野獸？它是從哪個動物園裏逃出來的？它要尋找什麼食物？接下來又要攫食什麼？——獸性也鑽進了奧斯卡體內，我不知道它是從哪個深淵裏爬上來的，鑽過鞋後跟、腳後跟，越爬越高，控制了他的聲帶，使他發出一聲野獸春情發動時的叫喊聲，足以震碎一座哥特式教堂全部折光的彩色玻璃。
換句話説，我吼出一聲雙響的叫喊，把施波倫豪威爾的兩塊眼鏡片化為粉末。她的眉毛下邊出了點血，沒有鏡片的鏡框後面，兩隻眼睛眯成了縫，摸瞎着朝後退去，最後開始號啕大哭，醜態百出，對於一個公立學校女教師來説，也太沒有自制力了。這時，我背後那一幫小子嚇得不敢吭聲，有的牙齒打架，有的鑽到了課桌底下。有幾個偷偷從一張課桌溜到另一張，向母親們身邊靠攏。她們可知道這是一場災禍，便要打肇事者，準備撲過去抓住我媽媽。要不是我抱着我的鼓離開了課桌，她們非把我媽媽揍一頓不可。
我從半瞎的施波倫豪威爾身邊走過，到了被複仇女神團團圍住的我媽媽身邊，拉住她的一隻手，將她一把拽出了一年級甲班灌滿過堂風的教室。我們穿過有回聲的走廊，下了為巨人的孩子建造的石樓梯，經過積有面包渣兒的噴水的花崗岩石缸以及大門敞開的體育館裏單槓下正在發抖的男孩。媽媽手裏一直還捏着那張紙條。出了佩斯塔洛齊學校的大門，我把她手裏的紙條拿過來，把課程表團成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小紙球。
攝影師站在門口的柱子中間，等候拿紙口袋的一年級學生和母親們出來。奧斯卡答應讓他給自己和那隻經過一場混戰卻未曾丟失的紙口袋照一張相。攝影師讓奧斯卡站到一塊黑板前，把它當做背景；黑板上寫着：我入學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