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把最後一段又讀了一遍。雖説我並不滿意，但這反而更像是出自奧斯卡筆下的文字。為了寫得簡明扼要，他的筆有時根據有意寫得簡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誇張，如果不是撒謊的話。
不過，我想堅持真實性，給奧斯卡的筆來一個出其不意，因此還要在這裏補充兩點。其一，揚最後那一盤牌，也就是他非常遺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會贏的那一盤，不是無主，而是缺兩張王牌的方塊。其二，奧斯卡在離開信件存放室時，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還拿了那面破裂的舊鼓。它是同那個沒了揹帶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從籃子裏傾倒出來的。此外，還要補充一點。當時，民軍一個勁地喊：“出來！”用手電照着，拿衝鋒槍逼着，我和揚只好從信件存放室走出來。我們剛出門，奧斯卡便站到兩名民軍中間尋求保護。他覺得這兩個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腸很好，便假裝悲泣，一邊指着揚，他的父親，打着手勢控訴，把這個可憐人比劃成一個兇惡的人，就是他，把一個無辜的孩子拖進波蘭郵局，用波蘭人那種不人道的做法，把這個孩子當做防彈的盾牌。
奧斯卡指望扮演猶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願以償。民軍踢揚的腰背，用槍托杵他，卻讓我拿着兩面鼓。一箇中年民軍，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擔憂操心而留下的皺紋，他撫摩我的臉。另一個談金色頭髮的小夥子，他一直笑得眯縫了眼睛，因此別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顏色。他把我抱了起來，弄得我既難受又尷尬①——
①此處寫奧斯卡同童話裏的大拇指一樣常同敵人合夥，甚至扮演出賣耶穌的猶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時為這種不體面的姿態感到羞愧，因此我總是説：揚當時不曾察覺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後來也是如此，不論民軍想出什麼招數，取笑也罷，殘酷對待也罷，都不能把他從施卡特牌上引開。當揚已經進入紙牌房屋的永恆王國，並幸福地居住在這樣一所空中樓閣中時，我們，民軍和我——因為奧斯卡是屬於民軍之列的——則站在磚牆間，站在門廊的石板地上，在鑲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與外牆及隔牆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裏所發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膽，因為所有這些我們稱之為建築的拼湊物，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是會失去它們的聚合力的。
當然，以上這種看法是日後才有的，它並不能開脱我的罪過。這尤其是因為，把紙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這一信念，當時對我來説並不陌生——今天，我一見到腳手架就會聯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揚的親戚而受到牽連。那天下午，我堅信揚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親，而且是我真正的父親。這使揚一躍而居於領先地位，並永遠同馬策拉特區別開來，因為馬策拉特要麼是我的父親，要麼什麼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讀者在那個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認那個不幸的、玩紙牌的揚-布朗斯基是我的父親——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樁大罪過。
儘管我抱憾終身，但我不能否認，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奧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憐的媽媽，之後又將揚-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親送進了墳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裏，一種罪責感在我心中糾纏不休，怎麼也驅不走。它毫不客氣地逼得我把頭埋在醫院病牀的枕頭裏，於是，我也就像每個人一樣，原諒了自己矇昧無知。那時節，矇昧無知是一種時髦，直到今天，它還像一頂時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頭上。奧斯卡，狡猾的無知者，波蘭人的暴行的無辜犧牲品，發高燒，神經發炎，被送進了市立醫院。他們通知了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報告我丟失了，雖説我是不是他的私產還始終沒有定論哩。
那三十個人，外加揚-布朗斯基，舉着雙臂，兩手抱着後脖子，在拍完新聞片之後，先被帶到撤空了的維克托里亞學校，隨後關進席斯施坦格監獄，末了，在十月初，把他們移交給廢棄了的薩斯佩舊墳場圍牆後面鬆軟的沙土。
奧斯卡是從哪裏知道的呢？我從舒格爾-萊奧那兒得悉的。官方自然不會公佈在哪兒的沙土地上，在哪兒的牆下，槍斃了這三十一個男人，又如何把他們埋在怎樣的沙土地裏。
黑德維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環行路的寓所，讓給一個級別較高的空軍軍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幫助下收拾箱籠什物，準備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裏有幾公頃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這當口，當局又給這位寡婦寄來一紙公文。她的眼睛雖然反映出了這個世界的痛苦，但卻不能理解這種痛苦。她在兒子斯特凡的幫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紙上黑字的含義。
通知如下：
軍事法庭辦公室，埃貝哈特-St-L-小組41／39
黑德維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揚，因參加游擊隊活動，被軍事法庭判
處死刑，並已被處決，特此通知。
軍法總監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於索波特
讀者自會看到，通知中對薩斯佩隻字未提。他們體恤家屬，免去他們修墳墓的費用。那是一座合葬墳，墓穴極大，需要扔下無數鮮花。安葬費，也許連運輸費，都由當局自己包了。他們填平了薩斯佩的沙土地，揀走了子彈殼——只有一顆除外，它一直留在地裏——因為遍地子彈殼會破壞一所體面的公墓的外觀，雖説這座公墓早已廢棄了。
但是，這一顆始終留在那裏並與我們大有關係的子彈殼，卻被舒格爾-萊奧找到了。不論什麼葬禮，縱使嚴加保密，都瞞不過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憐的媽媽，安葬我那位滿身傷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時認識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們把西吉斯蒙德-馬庫斯埋在哪裏，可是我從未向他打聽過。十一月底，人家剛把我從醫院裏放出來，他遇見了我。由於能夠把這顆泄露天機的子彈殼交給我，他感到非常高興，幾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着那顆子彈殼（它的鉛子兒也許就是揚捱上的），跟隨着舒格爾-萊奧，並引領您，讀者諸君，去薩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請諸君將但澤市立醫院兒科病房的金屬牀同此地療養與護理院的金屬牀作一番比較。這兩張牀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區別。若用摺尺去量的話，兒科病房的牀比較短，牀欄杆卻比較高。雖説我寧願睡一九三九年那種短而高的籠子，但是，我在今天這張為成年人用的牀上仍然達到了清靜無為的境地。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要求換一張欄杆更高而照舊是白瓷漆的金屬牀，但是同意與否，我則聽憑療養院領導去決定。
今天，我與來訪者之間幾乎無屏障可言。可是，當年在兒科病房時，每逢探望日，那高聳的柵欄便將我同來訪者馬策拉特，同來訪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婦隔離開來。到我快出院時，我的牀欄杆還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爾雅切克命名的、活動的、四條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塊。她來了，焦慮，嘆息，呼吸困難，時而舉起她那雙多皺紋的大手，展開粉紅色的皸裂的手掌，隨後又膽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聲打在自己的大腿上。這一聲響今天猶在我耳邊迴響，不過，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個大概來。
她初次來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帶來了。文岑特抓住牀欄杆，無休止地或講或唱或邊唱邊講波蘭女王，童貞女馬利亞，聲音雖小，卻咄咄逼人。奧斯卡真希望有名護士留在這兩位老人身邊。因為他們兩個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顧我正苦於在波蘭郵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頭痛和發燒，期待我作出表示，説出一句使他們寬慰的話，告訴他們，揚在最後幾個小時裏一直在玩施卡特牌並且膽怯害怕。他們要我作證，説明揚是無罪的，似乎我能夠洗清揚的罪，似乎我的證詞會有什麼分量和説服力。
如果我給埃貝哈特小組的軍事法庭打這樣一份報告的話，該怎麼寫呢？我，奧斯卡-馬策拉特承認，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過回家途中的揚-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誘到那個波蘭郵局裏去，揚-布朗斯基本來已經離開了那個郵局，因為他不想守衞它。
奧斯卡沒有寫這樣的證詞來為他假想的父親開脱罪責。當他決心把當時的經過情形告訴這兩位老人時，他就開始痙攣，弄得護士長只好縮短探望時間，並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來醫院。
這兩位老人——他們從比紹步行到這裏，還給我帶來了蘋果——離開了兒科病房。他們真是鄉下佬，走起路來小心翼翼，手足無措。外祖母飄蕩着的四條裙子和她哥哥散發着牛糞味的星期日服裝越去越遠，我的罪責，我的極大的罪責，越來越大。
這麼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時發生了。當馬策拉特、格雷夫夫婦和舍夫勒夫婦捧着水果和點心擁到我的牀前時，當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於從卡特豪斯到朗富爾的鐵路還不通，便從比紹經戈爾德克魯格和布倫陶步行到我這裏來時，當護士們穿着使人知覺麻木的白服裝，喋喋不休地講着醫院裏的種種閒話，在兒科病房裏代替了天使時，波蘭還沒有丟失，但過不久就要丟失了。末了，在舉世聞名的十八天之後①，波蘭丟失了，儘管不久又證明，波蘭還沒有丟失；今天也是如此，不顧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同胞的意願，波蘭還沒有丟失——
①這是希特勒在但澤講演時説的話。1939年9月17日，波蘭政府和軍部撤到羅馬尼亞，波蘭軍隊抵抗到10月。
啊，你瘋狂的騎兵！——在馬背上摘烏飯樹的紫黑漿果。手執飾有紅白兩色小旗的長槍。憂鬱的騎兵中隊，傳統悠久的騎兵中隊。圖畫書裏的進攻。在羅茲和庫特諾附近越過戰場。代替了要塞的莫德林。啊，策馬馳騁，多精湛的騎術！一直在等待着晚霞。當前景和背景都能入畫時，騎兵才開始進擊①——因為戰鬥是可以入畫的，死神是畫家的一個模特兒——在奔馳中保持平衡，隨後倒下，偷吃烏飯樹的紫黑漿果，野薔薇果劈啪爆裂，使騎兵渾身發癢，否則他們決不會蹦。槍椅兵，他們身上又發癢了，連馬帶人在乾草堆裏翻滾——這又是一幅畫——他們聚集在一個人後面，在西班牙，他名叫堂吉訶德，在波蘭，他叫潘基霍特，一個純血統的波蘭人，高貴得可悲的形象，他曾教槍騎兵如何在馬背上吻女人的手，於是他們此刻連連端莊地吻死神的手，彷彿死神是位貴夫人。不過，在此這前，他們先要集合，背後是晚霞——因為浪漫情調是他們的後盾——前面是德軍的坦克，克虜伯-馮-博倫和哈爾巴赫②的養馬場裏的種馬，舉世無雙的純種馬。可是，那位半是西班牙半是波蘭的騎士，誤把死神當做貴夫人的騎士，天才的潘基霍特，真是天才過分了！他手裏系小旗的長槍落地，白紅兩色。他呼喚自己的部下去吻貴夫人的手。自立在屋頂上，白紅兩色，晚霞，櫻桃吐出核來，白紅兩色，潘基霍特呼喚騎兵：“馬背上高貴的波蘭人，那不是鋼甲坦克，那只是風磨，或是羊羣，我請你們去吻貴夫人的手背吧！”——
①指波蘭騎兵對缺汽油而停下的德軍坦克的一次進攻。
②克虜伯工廠的第三代繼承人貝爾諾-克虜伯，嫁給前教皇公使館參贊古斯塔夫-馮-博倫和哈爾巴赫，後者改稱克虜伯-馮-博倫和哈爾巴赫。
於是，騎兵中隊向土灰色鋼甲坦克的側翼衝去，使晚霞增添了更多淡紅的光輝。奧斯卡希望讀者能原諒他在描寫這場戰鬥時所採用的詩的效果。或許更正確的方法是列舉波蘭騎兵的傷亡數字，用於巴巴但卻有説服力的統計數字來紀念所謂的波蘭戰役。另一種辦法是保留詩的寫法，但需加上一個腳註。
直至九月二十日左右，我躺在醫院的牀上還聽到架設在耶施肯山谷森林和奧利瓦森林高地上的大炮在轟鳴。接着，最後一個抵抗據點海拉半島投降。於是，漢薩同盟的自由市但澤可以慶祝它的哥特式磚砌建築併入大德意志帝國，並歡呼着瞧一瞧那位不知疲倦地站在黑色梅賽德斯牌轎車裏、幾乎不停地行舉手禮的元首和總理阿道夫-希特勒那雙藍眼睛①，它們同揚-布朗斯基的藍眼睛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女人身上獲得成功——
①希特勒於1939年9月19日到但澤並演講。
十月中旬，奧斯卡被從市立醫院釋放。我同護士們真是難分難捨。當一位護士（我想，她的名字不是貝爾尼就是埃爾尼），當埃爾尼或貝爾尼護士把我的兩面鼓遞給我時，一面破鼓，它使我犯下罪過，一面完好的鼓，它是我在保衞波蘭郵局期間佔有的，這時，我方才意識到，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把鐵皮鼓丟在了腦後，因此，在這個世界上，除去鐵皮鼓而外，對我來説，還存在一樣東西：護士！
我帶着樂器，懷着新獲得的知識，離開了市立醫院。由於我那三歲孩子的腳還有點站不穩，馬策拉特便攙着我的手回到拉貝斯路。迎來的是戰爭頭一年的日常生活，平日的無聊以及更其無聊的星期日。
十一月下旬一個星期二——過了幾星期的恢復期後我第一次上街——奧斯卡愁眉苦臉地敲着鼓，不顧濕冷的天氣，在馬克斯-哈爾貝廣場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遇到了前神學院學生舒格爾-萊奧。
我們面對面站了一段時間，尷尬地微笑着，待到萊奧從他的禮眼口袋裏掏出細軟羊皮手套，並將這黃白色、皮膚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時，我這才明白自己遇上了誰，領悟到這次會面將會給我帶來什麼——奧斯卡害怕得心裏直打鼓。
我們還瞧了瞧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櫥窗，目送若干輛在馬克斯-哈爾貝廣場上交叉而過的五路和九路有軌電車駛去，隨後沿着布勒森路同一式樣的房屋，繞着街上一根廣告柱轉了幾圈，細讀通知把但澤盾換成帝國馬克的佈告，用指甲刮破一張貝西爾洗衣粉廣告，在藍白色之下見到一點紅色，這使我們心裏感到滿意。正要返回廣場的當口，舒格爾-萊奧用他戴手套的雙手把奧斯卡推進一個門道里，戴手套的左手在身後抓，接着伸到禮服的後襬底下，伸進褲兜裏，掏着，找到了什麼東西，在兜裏摸着找到的東西，斷定是他所要找的，便握在手裏，把手伸出口袋，讓後襬落下，戴手套的拳頭慢慢地向前伸，一個勁兒地向前伸，把奧斯卡頂到門道的牆上，他的胳臂真長，但是牆壁可一步不讓——在他攤開戴着手套的手之前，我簡直以為他的胳臂會從肩關節上跳出來，自行朝我的胸膛打過來，穿透它，從我的兩根鎖骨中間穿出去，鑽進黴味很濃的門道的牆裏去，而奧斯卡將永遠也看不見萊奧手裏捏的是什麼，只記得牆上貼的布勒森路住房守則，它同拉貝斯路的住房守則大同小異。
萊奧的手快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觸着大衣上一顆錨形鈕釦時，他飛快地攤開手。我只聽得他的指關節咯咯作響，頓時見到在有黴點的、發亮的、保護着他的手的手套上放着一個子彈殼。
當萊奧又捏上拳頭時，我已經決心跟他走了。這一小塊金屬同我直接説了話。我們並肩沿布勒森路走去，奧斯卡在萊奧的左邊，無論櫥窗、廣告柱都不能使我們留步，我們穿過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盡頭兩幢方箱形的高樓落在了我們背後。在這兩幢樓上，夜間亮起了警告燈，指示着起飛和降落的飛機。我們先在鐵絲網圍住的飛機場邊沿費力地走着，終於上了較乾的柏油路，跟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電車軌道前進。
我們不説一句話，但萊奧仍一直把子彈殼捏在手套裏。因為天氣又濕又冷，當我躊躇不前想住回走時，他又攤開手，讓那塊金屬在掌心裏跳躍，引誘我一百步、一百步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產薩斯佩、我當真下決心轉身往回走時，他甚至求助於音樂來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轉過身來，把子彈殼空的一頭朝上，像長笛的側口似的貼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開始越下越大的雨中吹出一聲尖厲的、時而震顫、時而像被濃霧壓抑的音響。奧斯卡冷得發抖，不僅由於子彈殼上吹出來的音樂，還因為這種糟糕的天氣——它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並且由於這個特定的場合而顯得更其糟糕——因此，我根本不想花力氣來掩飾自己受凍的狼狽相。
是什麼引誘我去布勒森的呢？不錯，是那個捕鼠者萊奧，吹着子彈殼的萊奧。但是，傳到我耳中的聲響還不止這點。從碇泊場，從十一月的濃霧籠罩下的新航道，傳來了輪船的汽笛聲以及一艘經蘇格蘭、舍爾米爾和帝國殖民區到我們這裏、如今正要進港或出港的魚雷快艇餓狼似的嗥聲。因此，萊奧輕而易舉地藉助報霧信號聲、汽笛聲和子彈殼裏吹出來的尖聲，拖着凍壞了的奧斯卡跟他一起往前走。
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鐵絲網把飛機場同新練兵場和青格爾溝隔開。就在那兒的高地上，舒格爾-萊奧站住了，歪着腦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顫抖的身子。他吮住子彈殼，用下唇抿住，好似靈機一動，猛地一伸胳臂，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把這件散發着濕土味的沉重的衣服披在我的腦袋和肩膀上。
我們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奧斯卡是否不那麼凍得發抖了。有時，萊奧一跳五步遠，隨後站住。他穿着滿是褶紋但非常白的襯衫，活像一個想要冒險從中世紀的城堡主樓或塔樓裏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潔白耀眼的襯衫應規定作為精神病患者的時裝。萊奧的目光一接觸身穿烤肉色禮服、踉踉蹌蹌地走着的奧斯卡，總要爆發出一陣狂笑，並像一隻呱呱叫的烏鴉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聲。實際上，我自己肯定也像一隻滑稽可笑的鳥，不像渡鴉也似烏鴉。另外，上裝的下襬有一截拖在我身後，像裙據掃着柏油路面。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條寬大的尾跡，奧斯卡回頭看了第二眼後，便頓感自豪。這條尾跡，如果不説象徵着，那也是暗示着在他身上微睡着的、還沒有足月臨產的悲劇性命運。
還在馬克斯-哈爾貝廣場上，我已經預感到，萊奧並不想帶我去布勒森或者新航道。我一開始就很清楚，我們步行的目的地只能是薩斯佩公墓和青格爾溝，因為那旁邊就是保安警察的一個現代化打靶場。
從九月底到四月底，海濱浴場沿線的電車每三十五分鐘發一輛。我們過了市郊朗富爾最後一排房屋時，一輛無拖車的電車迎面駛來。接着，另一輛在馬格德堡街道岔上等對開來的車到後再出發的有軌電車趕過了我們。薩斯佩公墓附近也有一處道岔。我們快到公墓時，一輛電車從後面趕過我們，隨後，另一輛電車迎面開來。我們早就看到它在霧氣中等着了，由於看不清道路，車前亮着一盞濕乎乎的黃燈。
對面開來的車子裏司機那張顯然愁眉苦臉的面孔還映在奧斯卡的眼簾裏尚未消失時，舒格爾-萊奧已把奧斯卡從柏油路上拖到鬆軟的沙土地上，它使人一踩就猜出是海灘的沙土。公墓是方形的，周圍有一道圍牆。朝南有一扇小門，門上有許多長了鏽的花體字，似鎖非鎖，於是我們推門入內。墓碑是瑞典黑花崗岩或間長巖鑿成，正面磨光，背面和兩側很粗糙，有的挪了位置，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撲倒在地。可惜，萊奧不給我時間去仔細觀看。墓地樹木極少，只有五六棵蛀壞了的、長得歪歪扭扭的海灘矮松。媽媽活着的時候曾在電車上説過，任何其他清靜的處所都不及這一小塊荒蕪的地方好。如今她躺在布倫陶。那兒土地比這裏肥，長着榆樹和械樹。
在這富於情調的荒冢之間，我思緒萬千。我還來不及整理，萊奧便領我出了北牆的一扇開着的、沒有了柵欄的小門，離開了公墓。我們站在牆外平坦的沙土上。在蒸騰的水霧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薔薇果叢向岸邊延伸。我回頭去看那公墓，一眼就發現，北牆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
萊奧在這面顯得很新、像他的皺皺巴巴的襯衫一樣耀眼刺目的白灰牆前忙碌着。他使勁地邁開大步，好像在用腳步計量。他大聲數着，奧斯卡今天還記得他説的是拉丁文。他還唱着經文，這無疑是在神學院的課堂上學會的。在離牆大約十米的地方，萊奧插上了一根木頭，又在新刷的、我記得連灰泥也是新填補過的牆前不遠處插上了一根木頭。這一切，他是用左手乾的，因為他的右手仍拿着子彈殼。他測量了好久，終於把子彈殼放在離牆較遠的那根木頭旁邊。這截空心金屬前頭稍窄，那裏曾經居住過一顆鉛子兒，後來，有某個人彎曲了一下食指，在子彈殼的屁股上撞出一個凹點，但又沒有撞透，以此向鉛子兒宣佈，解除它的住房契約，命令它搬家，並給另一個人帶去了死亡。
我們站着，站着。口水從舒格爾-萊奧的嘴裏流出，一絲絲地掛下來。他那雙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還唱那麼幾句拉丁文，後來便沉默了，因為這裏沒有會吟唱應答連禱文的人。萊奧轉過身子，惱怒地、不耐煩地越過圍牆往布勒森公路望去，而每當多半沒有乘客的電車一輛開進一輛開出，打着鈴在道岔上緊靠着相向駛過時，他又往那個方向掉過頭去。萊奧也許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是，電車上沒人下來，步行來的也沒有，沒見一個萊奧可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來到這裏。
幾架準備着陸的飛機在我們頭頂上轟鳴而過。我們沒有抬頭仰望，而是忍受着發動機的噪聲，不想讓自己確有把握地斷定這三架機翼頂端燈光閃亮、正準備着陸的飛機是容克52型。
飛機剛離開我們不久（寂靜真折磨人，就像我們面前白色的牆一樣），舒格爾-萊奧便從襯衫裏掏出了什麼東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奧斯卡肩上他那件烏鴉羽衣，朝金雀花、野薔薇果和矮松叢的方向跳去，朝海濱跳去。在跳着離去的時候，他扔下了什麼東西，手的動作故意做得很顯眼，好讓別人去撿。
萊奧像幽靈似的在我的視野內遊蕩，最後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霧氣所吞噬。當他終於消失，只剩下我孤單單一個人站在雨中時，我才撿起了插在沙裏的那張硬紙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①——
①指揚-布朗斯基最後擔在手裏的牌。“黑桃七”在俗語裏意指“沒用的人”。
我去薩斯佩公墓後沒過多少天，在朗富爾的每週集市上遇見了外祖母安娜-科爾雅切克。比紹一帶已不再設關卡，她又可以到市場上去賣蛋、黃油、青菜和可以貯藏過冬的蘋果了。人們爭先恐後地購買，因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國家統一經營了，大家都想搞點東西儲存起來。就在奧斯卡見到外祖母蹲在攤子後面的那一剎那間，他感覺到了大衣、套頭毛衣和汗衫裏面貼身藏着的那張施卡特牌。我那天乘電車——一個售票員讓我免費乘坐回家——從薩斯佩返回馬克斯-哈爾貝廣場的途中，原來是想把這張黑桃七撕掉的。
奧斯卡沒有撕掉這張牌。他把它交給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後面的外祖母一見奧斯卡來了，嚇了一跳。也許她心裏是這樣想的，奧斯卡一來就沒有好事。不過她還是招了招手，叫這個在魚筐後面半掩半藏的三歲孩子到她身邊去。奧斯卡磨蹭了好一會兒，他先看了看潮濕的海草上的一條差不多有一米長的活鱈魚，隨後又瞧瞧從奧托明湖抓上來的螃蟹，總共有幾十只，正一個勁兒地在小籃子裏爬來爬去。奧斯卡也學螃蟹橫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對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攤子靠近去，直到撞上了貨攤的一個木頭架子，弄得蘋果來回滾動，我這才讓她看到了大衣上的金色船錨鈕釦。
施韋特費格爾送來了裹上報紙的熱磚頭，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過去一樣用耙子將冷磚頭鈎出來，在掛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畫一橫道，然後轉到隔壁一個貨攤去。我的外祖母遞給我一個黃澄澄的蘋果。
她給了他一個蘋果，奧斯卡又能給她什麼呢？他先遞給她那張施卡特牌，繼而交給她那個子彈殼——他同樣不願把它留在薩斯佩公墓。安娜-科爾雅切克久久地盯着這兩件毫不相干的東西發呆，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時，奧斯卡把嘴湊到她包着頭巾的老婦人的軟骨耳朵旁，同時聯想到了揚的粉紅色、長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偽裝，低聲向她耳語道：“他躺在薩斯佩。”奧斯卡説完拔腿就跑，撞翻了一簍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