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造，砍伐，剔除，納入，吹掉，仿作：奧斯卡成了房客後才學會用鼓召回往事。在這件事上，不僅這房間、刺蝟、院子裏的棺材倉庫以及閔策爾先生幫助了我，護士道羅泰婭姆姆對於我也是一服刺激劑。
你知道帕西伐爾嗎？我也不特別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記憶裏。這則故事確實，因為它正適合我的情況。它可能適合每一個有某種觀念的人的情況。但是奧斯卡寫自己；因此，他幾乎懷疑那則故事對他正合適。
我始終還在當藝術的僕人，讓別人把我畫成藍色、綠色、黃色和土色，讓別人把我抹黑，放在各種背景之前。我跟繆斯烏拉一起使藝術學院的冬季學期獲得生機。我們還將把我們的繆斯的祝福授予相繼而來的夏季學期。但是，已經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們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爾的目光一樣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關於此人，傻瓜奧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爾是同一個人。
我所描繪的情景儘管粗陋，但在諸君眼裏想必是夠清楚的：雪，這是一個護士的職業服裝；大多數護士，包括道羅泰婭姆姆在內，她們都佩戴的連結衣領的飾針中央的紅十字，便是閃閃發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難以離開它。
不過，當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間裏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尋找這個房間才是。冬季學期剛結束，部分大學生退掉了他們的房間，回家過完復活節，有的又回來，有的不再回來。我的女同事繆斯烏拉幫我找房間，陪我去大學生代表處。那裏，人家給了我許多個地址以及一封藝術學院的介紹信，把我打發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裏拜訪了石匠科涅夫，這是許久以來的頭一回。親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為了在假期裏找份工作做。我，不帶烏拉，在幾位教授家當私人模特兒，鐘點不多，在六週的假期裏難以賴此-口。此外，我還得掙到一間帶傢俱的房間的租金。
我見到了科涅夫。他沒有變樣，後頸上有兩個快好的和一個尚未熟的癤子，正彎着腰，在一塊已經過粗鑿的比利時花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鑿溝槽。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擺弄起幾把刻字鑿來暗示，環顧四周已經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頭。有兩塊殼灰巖一米石和一塊雙穴墓西里西亞大理石碑，看來科涅夫已經賣出，只缺一個內行的刻字匠來刻字了。幣制改革以後，石匠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我為他感到高興。當初，我們兩人就曾以這樣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幣制改革，不論它多麼樂觀，也不能阻止人們死去，隨後來買墓碑。
這句話已被證明為真理。又有人死去，又有人來買墓碑。此外，還有幣制改革以前所沒有的委託任務：肉鋪房屋正面和鋪子裏面都要貼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銀行和百貨大樓的砂石或凝灰岩正面被破壞了，現在也要修復和裝飾，以恢復過去的外觀。
我稱讚科涅夫勤快，問他這麼多的活計是否都幹完了。他先回避，之後又承認，有時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隻手。末了，他向我建議，我可以在他這兒每天干半天刻字活兒：石灰岩上刻凹形字，每個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崗岩和輝綠石上的，五十五芬尼；凸形字，每個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
我立刻站到一塊殼灰巖碑前，迅速幹起來，刻着四體字：阿洛依斯-居弗爾——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時內，刻完了三十個字母與數字。我走時，按工資等級表，共得十三馬克五十芬尼。
這是我可以支付的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房租若高於四十馬克，我不願給也付不起，因為奧斯卡把繼續貼補——雖説錢數不大——比爾克的家庭開支，貼補瑪麗亞、庫爾特和古絲特-克斯特看做是自己應盡的義務。
從學院的大學生代表處的熱心人那裏得到的四個地址中，我先挑出一個：蔡德勒，尤利希街七號，因為那裏離學院近。
五月初。天氣熱，陰沉沉的，下萊茵地區典型的春季天氣，我帶着足夠的錢出門去。瑪麗亞事先替我把衣服弄得很整潔，我顯出有教養的樣子。那幢房子坐落在剝落的灰泥堆裏，屋前有一棵沾滿塵土的栗子樹。蔡德勒住在四樓一套三居室裏。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廢墟，很難説有什麼相鄰的房屋或街對面的房屋。左邊有一座山，橫七豎八地插着生鏽的Ｔ形樑架，野草和野花叢生，可以讓人猜出，從前這裏有過一幢四層樓房，與蔡德勒的房屋鄰接。右邊，部分遭毀壞的一層到三層樓終於修復使用。可是，建築材料大概不夠。房屋的正面是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崗岩，上面有許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繕。牆上刻的“朔納曼殯儀館”的招牌已殘缺不全，我現在記不清缺了哪些字母。幸虧刻在始終還平滑如鏡的花崗岩上的兩根凹形棕櫚枝沒有損壞，還能使這家遭破壞的殯儀館維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觀。
這家開辦了七十五年的殯儀館的棺材倉庫設在院子裏。我日後待在我的房間裏經常覺得它值得一看，因為我的房間的窗户正對着院子。我注視着工人們遇上好天氣就把幾口棺材從倉庫裏推出來，放在木架上，用一切辦法使它們恢復光澤。所有這些棺材都如我所熟悉的那樣，是一頭小的。
我按鈴，蔡德勒自己來開門。他站在門口，矮小，敦實，呼吸短促，像只刺蝟①，戴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成團的肥皂泡沫掩住了他的下半張臉，右手拿着刷子對着面頰，看樣子是個好喝酒的，聽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亞人——
①另含“暴躁易怒、難相處的人”之義。
“如果那間房間不中您的意，您馬上就講。我正在刮臉，還要洗腳。”
蔡德勒不喜歡客套。我看了房間。它不能使我中意，因為這是一間好久無人使用過的洗澡間，一半是土耳其綠瓷磚，一半是令人感覺不安靜的糊牆紙。然而，我沒有説這間房間不中意。我不管蔡德勒臉上的肥皂沫快乾了，也不管他還沒有洗腳，敲敲浴缸，想知道把浴缸弄走行不行，反正它已經沒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搖搖他的灰色的刺蝟腦袋，還想用剃鬚刷抹出泡沫來，但是抹不出。這就是他的回答，我於是説準備租下這間帶浴缸的房間，每月付四十馬克。
我們又站在燈光黯淡、軟管似的走廊裏。好幾間房間的門衝着走廊，有的漆成各種顏色，有的是玻璃門。我想知道，還有誰住在蔡德勒的公寓裏。
“我的妻子和房客。”
我用手指彈了彈走廊中央的一扇乳白玻璃門，它同套間房門相隔僅一步路。
“一位護士住在這兒，不過這跟您沒有關係。您反正見不着她。她只在這兒睡覺，而且也不是總在這兒。”
我不想説出來，奧斯卡一聽“護士”這個詞兒就抽搐。奧斯卡點點頭，不敢再打聽其餘的房間的情況，只知道他的帶浴缸的房間在右手一邊，房門就是走廊的頂端。
蔡德勒用手指彈了彈我的上裝翻領：“您要是有酒精爐的話，可以在自己房間裏煮東西。我倒是可以讓您有時使用廚房，如果灶頭對您來説不至於太高的話。”
這是他頭一回談及奧斯卡的身高。他匆匆讀了一下藝術學院的介紹信，信起了作用，因為有院長勞伊塞教授的簽名。他講了各種注意事項，我只應聲説“是”或“阿門”，記住廚房在我的房間的左邊，答應他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因為他擔心熱氣會損壞洗澡間的糊牆紙，而我可以有把握地承諾此事，因為瑪麗亞表示願意替我洗衣服。
我本該走了，去取行李，填寫遷居表格。可是奧斯卡沒有走。他不能離開這公寓。他毫無理由地請他未來的房東告訴他廁所在哪裏。蔡德勒用拇指指向一扇膠合板門，這使人聯想到戰爭年代和緊接着的戰後年代。奧斯卡打算當即使用一下廁所，蔡德勒便給他開了那個小地方的燈。蔡德勒臉上的肥皂沫已經硬結、剝落、作癢。
在廁所裏，奧斯卡氣惱至極，因為我本無此需要。我固執地等着，直到尿出了那麼一點兒。由於膀胱壓力不夠，我不得不使勁，又由於離馬桶座圈太近，結果弄濕了這個狹窄地方的馬桶座圈和方磚地。我用手絹擦去坐舊的座圈上的尿，又用鞋底抹掉不幸落到方磚地上的那幾滴。
我上廁所時，蔡德勒並沒有趁機去找剃鬚鏡和熱水，儘管他臉上的肥皂沫已經硬結，很不舒服。他等在走廊上，可能對我特別偏愛。“您真特別，”他説，“還沒有籤租約，就已經上廁所了。”
他手拿變涼、硬結的剃鬚刷走近我，肯定在策劃開個笨拙的玩笑，卻沒有給我添什麼麻煩，而是打開了套間的門。奧斯卡在刺蝟身邊經過，用部分的目光盯着他，向樓梯間退去。這時，我發現，廁所門在廚房門與那扇乳白玻璃門之間，玻璃門後有一個護士不定期地在此住宿。
近黃昏時，奧斯卡帶着行李和聖母畫家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鐵皮鼓再次按蔡德勒家的門鈴，手裏搖晃着遷居申報表。在此期間颳了臉、大概也洗了腳的刺蝟，領我走進蔡德勒的套間。
屋裏有一股熄滅後的雪茄的煙味。有一股點燃過多次的雪茄的氣味。此外，還雜有許多一條摞一條的、被捲到房間各個角上的、可能是珍貴的地毯所散發出來的氣味。嗯，還有舊掛曆的氣味。不過，看不到掛曆；舊掛曆的氣味恐怕就是地毯的氣味吧。奇怪的是，舒適的皮面椅子卻沒有自己的氣味。這使我失望，因為奧斯卡雖説從未在皮面因手椅上坐過，卻有着真實的想象：皮面椅子是必定有氣味的。因此，他懷疑蔡德勒家的圈手椅和椅子的皮面不是真皮，而是人造革。
蔡德勒太太坐在一把圈手椅上，椅面光滑，無氣味，事後證明是真皮革。她身穿灰色服裝，裁製成運動式，勉強合身。裙子縮到膝蓋以上，露出三指寬的內褲。她並不把往上縮的裙子拉拉好，而奧斯卡也發現，她的眼睛是哭腫了的。所以，我不敢作自我介紹並向她問候幾句。我無言地一躬身，在快直起腰之前扭頭向蔡德勒望去。他用大拇指一指，短促地咳嗽幾聲，就算作向我介紹了他的太太。
房間面積大，呈正方形。屋前的那棵栗子樹使房間變得昏暗，也使它變大或變小。我把箱子和鼓放在門口，拿着遷居申報表走近蔡德勒，他正站在兩扇窗户之間。奧斯卡聽不到他走路的腳步聲——這一點我以後還要補敍，他是踩着四塊地毯走過去的，地毯一塊比一塊小，一塊壓着另一塊的邊，地毯邊顏色不同，有的有流蘇有的沒有，構成了五彩的台階。最低一級棕色裏帶點淡紅，從牆根開始鋪開去。第二級是綠色的，大多數面積被傢俱所佔，如沉重的碗櫥，放滿幾十只利口酒杯的玻璃櫃，還有夫妻的大雙人牀。第三條地毯，藍色，有圖案，從一角鋪到另一角。第四條是葡萄紅的維羅呢地毯，它的任務是承受一張蒙上蠟布保護桌面的圓形可伸縮餐桌，以及四把用間距有規則的金屬鉚釘鉚住的皮面椅子。
還有許多地毯，原非壁毯，卻掛在牆上，或者被捲起來，懶洋洋地躺在牆根下。奧斯卡推測，刺蝟在幣制改革以前做的是地毯交易，幣制改革以後，他的地毯就沒有銷路了。
開窗户的牆上，在兩塊東方風味的小地毯之間，掛着一個鑲玻璃的鏡框，裏面是一幅俾斯麥侯爵的肖像。這是房間裏唯一的一幅畫。刺蝟滿滿登登地坐在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因手椅裏，看上去有點像俾斯麥的親屬。他從我手裏接過遷居申報表，警覺地、吹毛求疵地卻又不耐煩地細看這份官方印製的表格的正反兩面。他的妻子隨口問了一句是不是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發雷霆，使他越來越像那位鐵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來。他站在四條地毯上，把表格舉在一側，用空氣填滿他的身子和背心，接着一躍踩到第一條和第二條地毯上，把下面的一番話傾倒在正低頭做針線活的他的太太身上：誰在這裏講話我又沒有問到他誰都不準講除了我我我！不許再出聲！
蔡德勒太太順從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出聲，埋頭做針線活。這樣一來，踩在地毯上的刺蝟就束手無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這一通發作必須有迴響，隨後漸漸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櫃前，打開櫃子，弄得它丁當直響，小心翼翼地叉開手指夾起八個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夾滿玻璃杯的手從櫃子裏退出來而不致碰壞那些杯子，像一個有七位客人的東道主，要親自做一番手腳靈巧的表演供來賓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綠瓷磚連續燃燒爐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應當謹慎小心，把手裏那些一碰就碎的貨色朝冰冷的鑄鐵爐門扔去。
這個場面要求蔡德勒必須準確地扔中目標才行。令人驚訝的是，他的眼鏡後面的眼睛卻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經站起身來，站到右窗户下朝針眼裏穿線。他砸碎玻璃杯後一秒鐘，他的太太把線穿進了針眼，這可需要雙手保持平穩，是件挺難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還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來，裙子又縮上去，露出三指寬的粉紅色內褲。刺蝟探着身子，急促地喘息着然而全神貫注地觀察着他的太太朝窗户走去，接着穿針眼，隨後走回去。她剛坐下，他就伸手到爐子背後，拿出一個鐵皮簸箕和一把掃帚，掃攏玻璃碎片，把簸箕裏的這些垃圾倒在一張報紙上，報紙的一半已經被利口酒杯碎片所佔據，再沒有地位來盛放第三次動怒後的碎片了。
假如讀者認為，奧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蝟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間唱碎玻璃的奧斯卡，我不能説諸君毫無道理。我當初也愛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碎片，不過，誰也不曾見到我事後又操起鐵皮簸箕和掃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遺痕之後，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奧斯卡再次把刺蝟兩手伸進玻璃櫃去時落在地上的遷居申報表遞給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籤了名，並且讓我明白，在他的寓所裏必須保持秩序，各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不行的。他説，十五年來他一直是代銷商，理髮推子代銷商，他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是理髮推子！
奧斯卡自然知道什麼是理髮推子，他在房間的空氣裏做了幾個動作來説明，讓蔡德勒看出我正在操作理髮推子。他的大鬍子修剪得很不錯，讓人看出他是個很不錯的代銷商。他又告訴我他的工作日程：出門一週後在家待兩天，永遠如此。隨後，他便失去了對奧斯卡的興趣，像刺蝟似的坐在淺棕色的皮圈手椅裏吱吱響地前後搖着，眼鏡鏡片一閃一閃，不知是有還是沒有緣故地説着：行行行行行。我該走了。
奧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辭。她的手冰冷，沒有骨頭，但又是乾巴巴的。刺蝟在圈手椅裏揮手，揮手讓我朝門口走去，那裏放着奧斯卡的行李。我兩手已經拎起我的家當，他的聲音又傳來了：“您箱子掛着的是什麼玩意兒？”
“我的鐵皮鼓。”
“那麼您要在這裏敲鼓嗎？”
“不一定。從前我經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
“眼下還沒有那種需要，會讓我又敲起鼓來。”
“您怎麼個子這麼矮小，嗯？”
“不幸摔了一交，從此不長個兒了。”
“只要您不給我添麻煩就好，譬如，突然發病之類。”
“近幾年裏，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麼靈便。”奧斯卡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幾下，差點兒做起他在前線劇團時學會的體操動作來，逗得蔡德勒太太吃吃竊笑，惹得蔡德勒先生又變成一隻刺蝟，可他還在拍大腿的時候，我已經站在走廊裏了，走過護士的乳白玻璃門、廁所門和廚房門，把行李拎進我的房間。
這是五月初。從那一天起，護士的奧秘試探我，佔據我，征服我。女護士使我患病，可能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為甚至在今天，當這一切均成往事時，我仍在反駁我的護理員布魯諾。他直言不諱地聲稱：唯獨男人可以真正成為病人的看護，病人讓女護士護理自己的慾念，不如説是一種病兆。男護士辛辛苦苦地護理病人，有時治癒了病人；與此相反，女護士們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她們是引誘病人走向康復或者死亡，而且她們能輕易地使死亡具有性愛的意味，趣味無窮。
我的男看護布魯諾就是這麼説的。他也許是對的，但我不願意首肯。有誰若是像我這樣的每隔幾年便讓女護士來證實一下自己沒有死而是活着，誰就必定心存感激。當一個雖有同情心但愛吐怨言的男護士出於職業嫉妒心，想要離間他和女護士時，他是絕對不會允許的。
這種事情始於我三歲生日從地窖樓梯上摔下之時。我記得，她是綠蒂姆姆，從普勞斯特來的。霍拉茨醫生的護士英格姆姆同我相處過多年。保衞波蘭郵局的戰鬥過後，我同時迷戀於許多個女護士。只有一個護士的名字我還記得：她叫埃妮或貝妮姆姆。還有呂內堡的、漢諾威大學附屬醫院的無名女護士們。之後是杜塞爾多夫市立醫院的女護士們，居於眾人之上的是格特露德姆姆。現在，用不着我進醫院去看病，她自己就來了。處在最佳健康狀況下，奧斯卡迷戀於一個女護士，她同他一樣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從那一天起，我覺得世界充滿了女護士。我清晨去上班，到科涅夫那裏去刻字，我等電車的站名叫馬利亞醫院。在醫院的磚砌大門或放滿花盆的門前空場上，總有女護士們在來來往往。女護士們，結束了她們辛苦的服務工作，或者正要去做。電車來了。我免不了經常跟這些精疲力竭的、至少也是疲乏失神的女護士們坐在同一節拖車裏，或者站在同一個站台上。起先，我討厭她們身上的氣味，但很快就適應了她們的氣味，站到她們身邊去，甚至站到她們的職業服裝之間去。
比特路到了。天氣好時，我在室外陳列的墓碑間鑿字，看着她們兩個一對、四個一夥地手挽手走來。她們在休息，閒聊着，迫使正在刻輝綠石的奧斯卡抬頭望去，耽誤了他的工作，因為每抬頭看一次，就要我付出二十芬尼的代價。
電影廣告：在德國一直有許多電影有護士出場。瑪麗亞-謝爾誘使我去電影院。她身穿護士服，笑，哭，充滿自我犧牲精神地進行護理，始終頭戴護士帽，微笑着演奏嚴肅音樂，後又陷於絕望，幾乎扯碎了她的睡衣，自殺未遂後犧牲了她的愛情——博爾舍扮演醫生——她忠誠於她的職業，保留了她的護士帽和紅十字胸飾。奧斯卡的小腦和大腦哈哈大笑，不間斷地把不正經的邪念編織到影片裏去，而奧斯卡的眼睛卻哭出了眼淚。我淚眼模糊地在荒漠中迷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無名志願護士也。我在其中尋找道羅泰婭姆姆，關於她，我只知道她租下了蔡德勒家乳白玻璃門後面的小間。
我有時聽到她的腳步聲，她正上完夜班回來。我有時在晚上九點左右聽到她的聲音，這時她結束白班回到她的小間。每當奧斯卡聽到走廊上有護士的動靜時，他並不總是穩坐在椅子上。他經常擺弄着房門把手。誰能經受得住呢？如果有什麼東西從門口走過，可能是為了他而從門口走過的，他能不起來瞧一眼嗎？如果鄰室的每一個聲響看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安穩地坐着的他一躍而起，他還能穩坐在椅子上不動嗎？
如果周圍一片寂靜，那情況會更糟糕。我們已經知道了那個船艏形象，它是木製的、被動的、寂靜無聲的。第一個博物館看守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據説，尼俄柏殺死了他。館長另找一名看門人，因為博物館不能關門大吉。第二個看守又死了，人們驚呼：尼俄柏殺死了他。博物館館長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個看門人，也許已是他找過的第十一個了。不管怎樣，一天，這個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門人也死了。人們嚷道：尼俄柏，漆成綠色的尼俄柏，琥珀眼睛射出目光的尼俄柏，木製的尼俄柏，她赤身裸體，不抽搐，不挨凍，不出汗，不呼吸，沒有蛀蟲，因為噴灑了防蟲劑，因為她是歷史文物，無價之寶。為了她，必須燒死一個女巫，人家砍下了雕刻這個形象的匠人的天才的手。船隻沉沒，她卻游泳脱險，因為尼俄柏是木頭的，不怕火，會殺人，始終價值連城。她以她的寂靜無聲使學生、大學生、一名老年神甫和一個看門人組成的合唱隊變成直挺挺不再動彈。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縱身向她撲去，結果喪了命。可是，尼俄柏卻始終是乾的，越來越寂靜無聲。
女護士一大早，大約六點鐘就離開了她的小間、走廊和刺蝟的寓所，周圍變得寂靜無聲，雖説她在的時候並沒有弄出什麼聲響來。為能經受住這種寂靜，奧斯卡不得不間或把牀弄得嘎嘎作響，移動一張椅子或者讓一隻蘋果朝浴缸滾去。大約八點鐘，傳來刷刷的響聲。是郵遞員，信和明信片被他塞進門上的郵件縫，紛紛落到走廊的地板上。除去奧斯卡以外，蔡德勒太太也在等待這刷刷聲。她是曼內斯曼公司的女秘書，九點才上班，出門在我後面。所以，奧斯卡是聽到刷刷聲後第一個去看的人。我輕手輕腳，儘管明知她在聽着我的動靜。我打開房門，這樣就不必開燈，把所有的郵件全揀起來。如果有瑪麗亞的信——她每週一封信，用乾淨的字跡報道她自己、孩子和她的姐姐古絲特——我便隨手塞進睡衣兜裏，接着迅速溜一眼剩下的全部郵件。凡是寄給蔡德勒家的或者寄給住在走廊另一頭的某個閔策爾先生的，我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又讓它們落到地板上，卻把寄給護士的拿在手裏，轉動、聞、摸，奧斯卡首先要了解一下寄件人是誰。
道羅泰婭姆姆很少收到信，但畢竟比奧斯卡要多。她的全名是道羅泰婭-肯格特，可我只稱呼她道羅泰婭姆姆，久而久之便忘了她的姓氏。對於一個護士來説，姓純屬多餘。她的母親從希爾德斯海姆給她來信。西德各家醫院也寄來信和明信片。來信的都是同她一起受完專業培訓的女護士們。她現在不帶勁卻又勞神地用寫明信片來保持跟她的同行們的聯繫，也得到她們的回信。奧斯卡溜一眼就知道，全是些無聊的廢話。
那些明信片，正面多半都印有爬滿常春藤的醫院樓房，使我瞭解到一些道羅泰婭姆姆以前的生活情況。她在科隆的文岑茨醫院、在亞琛的一傢俬立醫院、在希爾德斯海姆都工作過一段時間。她的母親也是由希爾德斯海姆給她來信的。她也許是下薩克森人，也許像奧斯卡那樣是個東方難民，戰後不久逃到那裏落腳的。我還了解到，道羅泰婭姆姆就在附近的馬利亞醫院工作，同一個叫貝亞特的護士是要好朋友，許多明信片都提出這一友誼，還讓代為問候那個貝亞特。
她，這位女友，使我不安。她的存在使我想入非非。我寫了幾封致貝亞特的信，在一封信裏請她替我説些好話，在另一封信裏又閉口不談道羅泰婭。我想先去接近貝亞特，再轉而接近她的女友道羅泰婭。我起草了五六封信，有幾封已經裝進信封，我帶着信去郵局，然而一封也不曾寄出去。
如此瘋狂的我也許總有一天會把這樣一封致貝亞特的信寄出去的。可是，在一個星期一，我在走廊裏發現了那封信，它使我的不乏愛情的激情變成了嫉妒，情況也就不同了。順便説一下，當時，瑪麗亞同她的僱主施丹策爾先生的關係剛開始，奇怪的是我對此事倒冷漠地聽之任之。
信封上印好的寄件人告訴我，寫信給道羅泰婭姆姆的是馬利亞醫院的一位埃裏希-韋爾納博士。星期二，第二封信到了。星期四又捎來了第三封。在那個星期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奧斯卡回到他的房間裏，坐到一張廚房椅子上，這些廚房椅子都包括在租用的傢俱裏。他從睡衣口袋裏掏出瑪麗亞每週都會寄來的信。瑪麗亞儘管有了新的追求者，仍準時來信，字體整潔，內容詳細。他拆開信封，讀着，卻什麼也讀不進去。他聽到蔡德勒太太在走廊裏，緊接着聽到了她的聲音。她喊閔策爾先生，後者沒有回答，可他必定在家，因為蔡德勒太太打開了他的房門，把郵件交給他，還不停地規勸他。
蔡德勒太太還在講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就已在我耳邊消失了。糊牆紙錯亂的圖案使我的精神也錯亂了，垂直線、水平線、對角線、曲線，幹條線萬條線亂作一團。我見到自己成了馬策拉特，卻又同他一起吃着所有的受騙者都在吃的偽稱有益於健康的麪包，輕易地把我的揚-布朗斯基裝扮成一個誘拐者，塗抹成撒旦的臉，畫得實在蹩腳，先讓他穿上傳統的天鵝絨領子的雙排扣大衣，又讓他穿上霍拉茨博士的白大褂，緊接着他又變成了外科醫生韋爾納，來誘拐，來使人墮落，來玷辱名聲，來傷害人，來打人，來折磨人。凡是一個誘拐者必須乾的，他都幹了，這樣一來，他反倒是一個值得相信的人了。
今天，當我回憶起那個一時心血來潮產生的念頭時，我可以微笑了，而當時，這個念頭卻使奧斯卡變得嫉妒，變得像糊牆紙的圖案一樣錯亂。我要學醫，儘快地去學。我要成為醫生，而且就在馬利亞醫院從業。我要趕走韋爾納博士，揭露他工作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頭手術時疏忽大意造成病人的死亡。事實將會證明，那位韋爾納先生從未上過大學，更非醫學博士。戰爭期間，他在一個野戰醫院工作，學到了一點知識。騙子滾蛋！奧斯卡將成為主任醫師，如此年輕，然而身居負責的崗位。一位新任教授紹爾布魯赫來到那裏，由手術室護士道羅泰婭姆姆陪同，在一羣白衣隨從的簇擁下，走過回聲四起的過道，給病人作了診斷，在最後一刻決定動手術。多妙啊，這樣一部影片過去還從未拍攝過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