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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很小時開始，我就想當藝術家。藝術家穿着燈芯絨的外套，留着長頭髮，蹲在派出所的牆下──李家口派出所裏有一堵磨磚對縫的牆，顏色灰暗；我小舅經常蹲在這堵牆下，鼓起了雙腮。有些時候，他身上穿的燈芯絨外套也會鼓起來，就如渡黃河的羊皮筏子，此時他比平時要胖。這件事留給我一個印象，藝術家是一些口袋似的東西。他和口袋的區別是：口袋絆腳，你要用手把它挪開；藝術家絆腳時，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開了。在我記憶之中，一個灰而透亮的垂直平面（這是那堵牆的樣子）之下放了一個黃色（這是燈芯絨的顏色）的球，這就是小舅了。
在派出所裏能見到小舅。派出所是一個灰磚白牆的院子，門口有一盞紅燈，天黑以後才點亮。那裏的人一見到我就喊：“啊！大畫家的外甥來了！”有種到了家的氣氛。正午時分，警察在門邊的小房間裏煮切面，麪湯的氣味使人倍感親切。附近的一座大地咖啡館裏也能見到小舅，裏面總是黑咚咚的，不點電燈，卻點臘燭，所以充滿了嗆人的石臘味。在咖啡館裏看人，只能看到臉的下半截，而且這些臉都是紅撲撲的，像些烤乳豬。他常在那裏和人交易，也常在那裏被人逮住，罪名是無照賣畫。小舅常犯這種錯誤，因為他是個畫家，卻沒有畫家應有的證件。被逮住以後，就需要人領了。
派出所周圍有一大片商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建造的大頂子瓦房。人行道上還有兩行小銀杏樹，有人在樹下生火烤羊肉串，烤得樹葉焦黃，景色總像是秋天；後來那些樹就死掉了。他住的地方離那裏不遠，在一座高層建築裏有一間一套的房子──那座樓房方頭方腦，甚是難看，樓道里也很髒。不管你什麼時候去找──我舅舅總不在家，但他不一定真的不在家。
我舅舅是個無照畫家，和別人不同的是，他總在忙些正事。有時他在作畫；有時他賣畫，並且因此蹲在派出所裏。他作畫時把房門鎖上，再戴上個防震耳罩，別人來敲門聽不見，打電話也不接，獨自一人面對畫架，如痴如狂。因為他住在十四層樓上，誰也不能趴窗户往裏看，所以沒人見過他作畫，除了一個賊。這個賊從十三樓的陽台爬上來，打算偷點東西，進了我舅舅的客廳，看到他的畫大吃一驚，走過來碰碰他説：哥們兒，你丫這是幹嘛呢？我舅舅正畫得入迷，嗚嗚地叫着説：別討厭！老子在畫畫！那個賊走到一邊蹲下看了一會兒，又忍不住走過來，揭掉小舅左邊的耳罩説：喂！畫可不是這種畫法！我舅舅狠狠地搡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繼續作畫。那人在地上蹲了很久，想和我舅舅談談怎樣作畫的問題，但始終不得機會，就打開大門走掉了，帶走了我舅舅的錄相機和幾千塊錢，卻留下了一張條子，鄭重告誡我舅舅説：再這樣畫下去是要犯錯誤的，他自己雖然偷東西，卻不忍見到小舅誤入歧途。作為一個善良的賊，他對失主的道德修養一直很關心。我舅舅説，這條子寫得很煽情──他的意思是説，這條子讓他感動了。
後來有一天，我舅舅在派出所裏遇上了那個偷他東西的賊：他們倆並排蹲在牆下。據我舅舅説，那個賊穿了一雙燈芯絨懶漢鞋，鞋上佈滿了小窟窿。此君的另一個特徵是有一頭亂蓬蓬的頭髮，上面全是碎木屑。原來他是一個工地上的民工，有時做木工的活，這時候頭髮上進了木屑；有時候做焊工的活，這時腳上的鞋被火花燙出了很多洞；有時候做賊，這時候被逮住進了派出所。我舅舅看他面熟，但已不記得他是誰。
那個賊很親熱地打起了招呼：哥們兒，你也進來了？我舅舅發起愣來，以為是個美術界的同行，就含混地亂答應着。後來賊提醒他道：不記得了？上回我到你家偷東西？我舅舅才想了起來：啊！原來是你！Goodmorning！兩人很親切地聊了起來，但越聊越不親切，最後打了起來；原因是那個賊説我舅舅滿腦子都是帶顏色的豆腐渣。假如不是警察敲了我舅舅的後腦勺，小舅能把那個賊掐死；因為他還敢説我舅舅眼睛有毛病。實際上我舅舅眼睛是有外斜視的毛病，所以老羞成怒了。警察對賊在藝術上的見解很贊成，假如不是他屢次溜門撬鎖，就要把他從寬釋放。後來，他們用我舅舅兜裏的錢給賊買了一份冰激凌，讓他坐在椅子上吃；讓我舅舅蹲在地下看。當時天很熱，我舅舅看着賊吃冷食，饞得很。
我常上派出所去領小舅，也常在派出所碰上那個賊。此人是唐山一帶的農民，在京打工已經十年了。他是個很好的木工、管子工、瓦匠，假如不偷東西，還是個很好的人。據説他溜進每套房子，都要把全屋收拾乾淨，把漏水的龍頭修好，把廚房裏的油泥擦乾淨，把垃圾倒掉；然後才翻箱倒櫃。偷到的錢多，他會給檢查機關寫檢舉信，揭發失主有貪污的嫌疑，偷到的錢少，他給失主單位寫表揚信，表揚此人廉潔奉公。
他還備有大量的格言、人生哲理，偷一家、送一家。假如這家有錄相帶，他都要看一看，見到淫穢的就帶走，以免屋主受毒害。有些人家錄相帶太多，他都要一一看過，結果屋主人回家來把他逮住了。從派出所到居委會，都認為他是個好賊，捨不得送他進監獄，只可惜他偷得太多，最後只好把他槍斃掉，這使派出所的警察和居委會的老大媽一齊掉眼淚。這個賊臨死還留下遺囑，把屍體捐給醫院了。我有個同學考上了醫科大學，常在福爾馬林槽裏看到他。他説，那位賊兄的傢伙特別大，躺在水槽裏儀表堂堂，絲毫也看不出是個賊，雖然後腦勺上捱了一槍，但不翻身也看不出來。每回上解剖課，女生都要為爭他而打架。
我舅舅犯的只是輕罪，但特別的招人恨。這是因為他的畫誰也看不懂，五彩繽紛，誰也不知畫了些什麼。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警察大叔手拿着他的畫，對他厲聲喝斥道：小子──站起來説話──這是什麼？你要是能告訴我，我替你蹲着！我舅舅側過頭來看看自己的作品，又蹲下去説：我也不知這是什麼，我還是自己蹲着好了。在我看來，他畫了一個大旋渦，又像個松鼠尾巴。當然，哪隻松鼠長出了這樣的尾巴，也實屬可恨。我舅舅原來是有執照的，就是因為畫這樣的畫被吊銷了。在吊銷他執照之前，有關部門想做到仁至義盡，打出了一個名單，上面寫着：作品1號，“海馬”；作品2號，“袋鼠”；作品三號，“田螺”；等等。所謂作品，就是小舅的作品。引號裏是上級給這些畫起的名字。冠之以這些名目，這些畫就可懂。當然，那些海馬、袋鼠和田螺全都很古怪，像是發了瘋。只要他能同意這些名稱，就可以不弔銷他的執照。但小舅不肯同意，他説他沒畫海馬和袋鼠。人家説：你不畫海馬、袋鼠也可以，但總得畫點什麼；我舅舅聽了不吭氣也罷了，他還和人家吵架，説人家是傻逼。所以他就被從畫家隊伍裏開除掉了。
如你所知，我的職業是寫小説。有一次，我寫了一個我大舅舅的故事，説他是個小説家、數學家，有種種奇遇；就給自己招來了麻煩。有人查了我家的户口存根，發現我只有一個舅舅。這個舅舅七歲上小學，十三歲上中學，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現在是無業遊民。人家還查到他從小學到中學，數學最好成績就是三分，如果他當了數學家，無疑是給我國數學界抹黑。為此領導上找我談，交給我一個故事梗概，大意是：我舅舅出世時，是一對雙胞胎。因為家貧難養，就把大的送給了別人。這個大的有數學才能，也能編會寫，和小舅很不同，所以他和小舅是異卵雙胞胎。有關這一點，梗概裏還解釋道，我過世的姥姥是山東萊西人，當地的水有特殊成份，喝了以後卵子特別多。就因為是萊西人，我姥姥像一條母黃花魚。領導上的意思是讓我按這個梗概把小説改寫一下，但我不同意──我姥姥帶過我，我和她感情極深。我還以為，作為小説家，我想有多少舅舅，就有多少舅舅，別人管不着。我因此犯了個錯誤，被吊銷了執照──這件事已經寫過，不再贅述了。
我去領小舅的年代，我媽也在世。我舅舅有外斜視的毛病，雙眼同時往兩邊看，但比胖頭魚的情況還要好一些。我媽的眼睛也是這樣。照起鏡子時，我媽覺得自己各方面都漂亮，只有這雙眼睛例外，她抱怨自己受了小舅的拖累。因為她比小舅先生出來，以誰受誰拖累還不一定。她在學校裏教書，所習專業和藝術隔得很遠，但作為小舅的姐姐，我媽覺得自己應該對他多些理解，有一次説，把你的畫拿來我們看看。小舅卻説：算了吧，看了你也不懂。我媽最恨人説這世界上還有她不懂的事，就把盤子往桌子上一摔説：好，你請我看也不看了！你最好也小心一些，別出了事再讓我去領你！小舅沉默了一會兒，從我家裏走出去，以後再也不來。去派出所領小舅原是我媽的義務，以後她就拒絕履行。但是小舅還照樣要出事，出了事以後放在派出所裏，就如郵局裏有我們的郵件，逾期不領要罰我們的錢。所以只好由我去了。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渴望愛情。我的第一個愛人是小舅。直到現在，我還為此而難為情。我舅舅年輕時很有魅力，他頭髮烏油油的，又濃又密，身上的皮很薄──他很瘦，又很結實，皮膚有光澤；光着身子站着時，像一匹良種馬，肩寬臀窄，生殖器雖大，但很緊湊──這最後一點我並不真知道。我是男的，而且不是同性戀。所以你該去問小舅媽。
小時候我長得細胳臂細腿，膝蓋可以往後彎，肘關節也可以往後彎；尖嘴猴腮，而且是包莖。這最後一點藏在內褲裏面看不見。我把小舅從派出所裏領了出來，天氣很熱，我們都出了一身臭汗。小舅站在馬路邊上截“面的”，要帶我去游泳。這使我非常高興；甚至浮想連翩。忽然之間，膝蓋後面就捱了他一腳。小舅説：站直了！這説明我的膝蓋正朝前彎去，所以我在矮下去。據説膝蓋一彎，我會矮整整十公分。又過了一會兒，我又捱了小舅一腳。這説明我又矮下去了。我不明白自己矮點關他什麼事，就瞪眼看着他。小舅惡狠狠地説道：你這個樣子真是討厭！我確實愛小舅。但是這個壞蛋對我不好，這很傷我的心。
我舅舅外斜視，我覺得他眼中的世界就如一場寬銀幕電影，這對他的事業想來是有好處的。從科學的角度來説，眼睛隔得遠，就會有更好的立體感，並且能夠更好地估計距離。二十世紀前期，激光和雷達都未發明，人們就用這個原理來測距，用一根橫杆裝上兩個鏡頭，相距十幾米。因為人的眼珠不可能相距這麼遠，靠外斜視來提高視覺效果總是有限。
後來車來了，我和小舅去了玉淵潭。那裏的水有股泥土的腥味，小舅還説，每年冬天把水放乾淨，都能在泥裏找到幾個只剩骨頭的死人。這使我感到在我身下的湖底裏，有些死屍正像胖大海一樣發開，身體正溶解在着墨綠色的水裏；因此不敢把頭埋進水面。把我嚇夠了以後，小舅自己遊開，去看岸上女孩子的身材。據我所見，身材一般，真有一流身材的人也不到湖裏來游水。不管有多少不快，那一天我總算看到了小舅的身體。他的傢伙確實大。從水裏出來以後，龜xx泡得像蘑菇一樣慘白。後來，這慘白的龜xx就印在了我腦海裏，晚上做夢，夢見小舅吻了我，醒來擦嘴唇──當然，這是個惡夢。我覺得這個慘白的龜xx對世界是一種威脅。從水裏出來以後，小舅的嘴唇烏紫，眼睛裏佈滿了血絲。他給我十塊錢，叫我自己打車回去，自己搖晃着身軀走開了。我收起那十塊錢，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走向大地咖啡館，走向危險。因為我愛他，我不能讓他一人去冒險。
我舅舅常去大地咖啡館，我也常去。它是座上世紀中葉建造的大屋頂瓦房，三面都是帶鐵柵欄的木窗。據説這裏原來是個副食商場，改作咖啡館以後，所有的窗子都用窗簾矇住了。黑紅兩色的布窗簾，外紅裏黑，所以房子裏很黑。在裏面睡着了，醒來以後就不知是白天還是黑夜。除非坐在牆邊的車廂座上，撩起了窗簾，才會看到外面的天光和滿窗台的塵土。所有的小桌上都點着廉價的白色臘燭，冒着黑煙，散發着石臘的臭氣，在裏面呆久了，鼻孔裏就會有一層黑。假如有一個桌子上點着無煙無臭的黃色臘燭，那必是小舅──他像我一樣受不了石臘煙，所以總是自帶臘燭。據説這種臘是他自己做的，裏面摻有蜂蠟。他總是叫杯咖啡，但總是不喝。有位小姐和他很熟，甚至是有感情，每次他來，都給他上真正的巴西咖啡，卻只收速溶咖啡的錢。但小舅還是不喝，她很傷心，躲到黑地裏哭了起來。
我希望自己能看到小舅賣畫的情形，下功夫盯住了他，在大地咖啡館的黑地上爬，把上衣的袖子和褲子全爬破了。服務小姐端咖啡過來，手裏打着手電筒，我也爬着躲開她們。偶爾沒爬開，絆到了她們的腳上，她們摔了盤子高叫一聲：鬧鬼啊！然後小舅起身過來，把我揪出去，指着回家的路，説出一個字：“滾”。我假裝走開，一會兒又溜回來，繼續在黑地上爬。在黑暗中，我感覺那個咖啡館裏有蟑螂、有耗子，還有別的一些動物；其中有一個毛茸茸，好像是隻黃鼠狼。它咬了我一口，留下一片牙印，比貓咬的小，比老鼠咬的大。這個混帳東西的牙比錐子還要快。我忍不住叫了一聲“他媽的！”又被小舅逮住了。然後被他揪到外面去，然後我又回來。這種事一下午總要發生幾回，連我都煩了。
後來，我舅舅終於等到了要等的人，那人身材粗壯，頭頂禿光光，不住地朝他鞠躬，大概為不守時而道歉罷。我覺得他是個日本人，或者是久居日本的中國人。他們開始竊竊私語，我舅舅還拿出彩色照片給對方看。我認為，此時他正在談交易，但既沒看到畫，也沒看到錢。當然，這兩樣東西我也很想看一看，這樣才算看清了藝術家的行徑。他們從咖啡館裏出來後，我繼續跟蹤。不幸的是，我總在這時被我舅舅逮住。
他藏在咖啡館門邊，或者小商亭後面，一把揪住我的脖領子，把我臭揍一頓──這傢伙警覺得很。他們要去交割畫和錢，這是可以被人贓並獲的危險階段，所以總是往身後看。在跟蹤小舅時，必須把他眼睛的位置像胖頭魚考慮在內。他的視野比常人開闊，不用回頭就能看到身後的事。一件事我始終沒搞清楚：警察是怎麼逮住他的。大概他們比我還要警醒吧。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那個日本人，他穿着條紋西裝，挎着一個身材高挑的女郎。這位女郎穿着綠色的絲質旗袍，身材挺拔，步履矯健，但皮膚粗糙，看上去有點老我往她臉上看了一下，發現她兩眼間的距離很寬，就心裏一動，跟在後面。她蹲下整理高跟鞋，等我從身邊走過時，一把揪住我，發出小舅的聲音説：混蛋，你怎麼又跟來了！除此之外，她還散發着小舅特有的體臭。開頭我就懷疑是她是小舅，現在肯定了。我説：你怎麼幹起了這種事？他説：別胡扯！我在賣畫。你再跟着，我就掐死你！説着，小舅捏着我肩膀的指頭就如兩道鋼鈎，嵌進了我的肉。要是換個人，準會放聲大哭。但我忍得住。我説：好吧，我不跟着你，但你千萬別這樣叫人逮住！等他放開手，我又建議他戴個墨鏡──他這個樣子實在叫人不放心。説實在的，幹這種事時把我帶上，起碼可以望望風。但是小舅不想把我扯進去，寧可自己去冒險。假如被人逮到，就不僅是非法交易，還是性變態。我還聽説，有一次小舅在身上掛了四塊硬紙板，蹲在街上，裝做一個郵筒，那個日本人則裝成郵遞員去和他交易。但這件事我沒見到，是警察説的。還有一次他裝成中學生，到麥當勞去掃地，把畫藏在麥當勞的垃圾桶裏；那個日本人裝成垃圾工來把畫收走。這些事被人逮到了，我所以才能知道。
但小舅不會次次被人逮到，那樣的話他沒有收入，只好去喝西北風。有一次我到百花山去玩，看到有些當地人帶着小驢在路邊，請遊客騎驢遊山，就忽發奇想，覺得小舅可能會扮成一條驢，讓那個日本人騎上，一邊遊山，一邊談交易。所以我見到驢就打它一下──我是這樣想的：假如驢是我舅舅，他絕不會容我打他，必然會人立起來，和我對打──驢倒沒什麼大反應，看來它們都不是小舅。驢主卻要和我拼命，説道：這孩子，手怎麼這樣賤呢！看來小舅還沒有想到這一出──這很好，我可不願讓舅舅被人騎。我沒跟他們説我在找舅舅，因為説了他們也不信。這是我遊百花山的情形。
有一陣子我總想向小舅表白：你不必躲我，我是愛你的。但我始終沒這樣説，我怕小舅揍我。除此之外，我也覺得這話太驚世駭俗。小舅的雙眼隔得遠，目光朦朧，這讓人感覺他離得很近。當然，這隻有常受他暗算的人才能體會到。我常常覺得自己在危險的距離之外，卻被他一腳踢到。據説二十世紀的功夫大師李小龍也有這種本領，但不知他是否也是外斜視。
警察叔叔説，小舅也有一點好處，那就是被“抄”着以後從來不跑，而是迎着手電光走過來説：又被你們逮住了。他們説：小舅不愧是藝術家，不小氣，很大氣。這個“抄”字是警察的術語，指有多人蔘加的搜捕行動。我理解它是從用網袋從水裏抄魚的“抄”字化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魚總是撲撲騰騰地亂跳，所以很小氣。假如它們在袋底一動不動地躺着，那就是很大氣的魚。可惜此種水生脊椎動物小氣的居多，所以層次很低。我舅舅這條大
氣的魚口袋裏總是揣着一些賣畫得來的錢，就被沒收了。
假如這件事就此結束，對雙方都很方便。但這樣做是犯錯誤。正確的作法是沒收了贓款以後，還要把小舅帶到派出所裏進行教育。小舅既然很大氣，就老老實實地跟他們去了。我總覺得小舅在這時跑掉，警察叔叔未必會追──因為小舅身上沒有錢了。我舅舅覺得我説得也有道理，但他還是不肯跑。他覺得自己是個有身份的人，不是小毛賊，跑掉沒有出息。有出息的人進了派出所，常常受到很壞的對待。真正沒出息的小毛賊，在那裏才會如魚得水。
警察叔叔説，騎輛自行車都有執照，何況是畫畫。他聽了一聲不吭，只顧鼓起雙腮，往肚子裏咽空氣，很快就像個氣球一樣脹起來了。把自己吹脹是他的特殊本領，其中隱含着很深的含意。我們知道，過去人們殺死了一口豬，總是先把它吹脹，然後用原始的工藝給他褪毛。有一句俗話叫作死豬不怕開水燙，表示在逆境中的達觀態度。
我舅舅把自己吹脹，意在表示自己是個不怕燙的死豬。此後他鼓着肚子蹲在牆下，等家屬簽字領人。這本是我媽的任務，但她不肯來，只好由我來了。我是個小孩子，走過上世紀塵土飛揚的街道，到派出所領我舅舅；而且心裏在想，快點走，遲了小舅會把自己吹炸掉，那樣腸子肚子都崩出來很不好看。其實，我是瞎操心：脹到了一定程度，內部的壓力太大，小舅也會自動泄氣。那時“撲”的一聲，整個派出所裏的紙張都會被吹上天，在強烈的氣流衝擊之下，小舅的聲帶也會發出挨刀斷氣的聲音。此後他當然癟下去了，攤在地面上，像一張煎餅；警察想要踢他都踢不到，只能用腳去踩；一面踩一面説：你們這些藝術家，真叫賤。我不僅喜歡藝術家，也喜歡警察。我總覺得，這兩種人裏少了一種，藝術就會不存在了。
小時候，我家住在圓明園附近。圓明園裏面有個黑市，在靠圍牆的一片楊樹林裏。傍着一片半乾涸的水面，水邊還有一片乾枯的蘆葦。夏天的傍晚，因為樹葉茂盛，林子裏總是黑得快；秋天時樹葉總是像大雨一樣地飄落。進公園是要門票的，但可以跳牆進去，這樣就省了門票錢。樹林裏的地面被人腳踩得很磁實，像陶器的表面一樣發着亮；樹和樹之間拉上了一些白布，上面寫了一些紅字，算作招牌。這裏有股農村的氣味。有一些農民模樣的人在那裏出售假古董，但假如你識貨，也能買到剛從墳裏刨出來的真貨：一想到有人在賣死人的東西，我心裏就發麻。在那些騙子中間，也有幾個穿燈芯絨外套的人坐在馬紮上，兩眼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畫，從早坐到晚，無人問津，所以神情憂鬱。有些人經過時，丟下幾張毛票，他不動，也不説謝。再過一會兒，那些零錢就不見了。有一陣子我常到那裏去看那些人：我喜歡這種情調；而且斷定，那些呆坐着的人都是像凡高一樣偉大的藝術家──這種孤獨和寂寞讓我嫉妒得要發狂。
我希望小舅也坐在這些人中間，因為他氣質抑鬱，這樣坐着一定很好看，何況他正對着一窪陰鬱的死水。一到春天，水面就要長水華，好像個濃綠色的垃圾場。湖水因此變得粘稠，不管多大的風吹來，都不會起波浪。我覺得他坐在這裏特別合適，不僅好看，而且可以揀點毛票。但我忽略了他本人樂意不樂意。
我把小舅領出來，我們倆走在街上時，他讓我走到前面，這不是個好意思。就在這樣走着時，我對他提起我家附近的藝術品黑市，賣各種假古董，字畫，還有一些流浪藝術家在那裏擺地攤。圓明園派出所離我家甚近，領起他來也方便，但我沒有把那個“領”字説出來，怕他聽了會不高興。他聽了一聲不吭，又走了一會兒，他忽然給我下了一個絆兒，讓我摔在水泥地上，把膝蓋和手肘全都摔破了；然後又假惺惺地來攙我，説道：賢甥，走路要小心啊。從此之後，我就知道圓明園的黑市層次很低，我舅舅覺得把自己的畫拿到那裏賣辱沒了身分。我舅舅總是一聲不吭，像眼鏡蛇一樣的陰險；但是我喜歡他，也許是因為我們倆像吧。
由小孩子去領犯事的人有不少好處，其中最大的一種是可以減少羅嗦。警察看到聽眾是這樣的年幼，説話的慾望就會減少很多。開頭時，我騎着山地車，管警察叫大叔，滿嘴甜言蜜語，直到我舅舅出來；後來就穿着燈芯絨外套，坐在接待室裏沉默不語，直到我舅舅出來；我到了這個年齡，想要説話的警察總算是等到了機會，但我沉默的態度叫他不知該説點什麼；實在沒辦法，只好説説糧食要漲價，以及萬安公墓出產的蛐蛐因為吃過死人肉，比較善鬥。當然，蛐蛐再善鬥，也不如耗子。警察説：鬥耗子是犯法的，因為可以傳染鼠疫。既然鬥耗子犯法，我就不言不語。開頭我舅舅出來時，拍拍我的頭，給我一點錢做賄賂；後來我們倆都一言不發，各自東西──到那時，我已經不需要他的錢，也被他摔怕了。這段時間前後有五六年，我長了三十公分，讓他再也拍不到我的頭──除非他踮起腳尖來。本來我以為自己到了七八十歲還要拄着枴棍到派出所去領舅舅，但事情後來有了極好的轉機──人家把他送進了習藝所。那裏的學制是三年，此後起碼有三年不用我領了。
習藝所是給流浪藝術家們開設的。在那裏，他們可以學成工程師或者農藝師，這樣少了一個禍害，多了一個有益的人，社會可以得到雙重的效益。我聽説，在養豬場裏，假如種豬太多，就閹掉一些，改作肉豬，這當然是個不倫不類的類比。我還聽説現在中國人裏性比失衡，男多女少，有人呼籲用變性手術把一部份男人改作女人。這也是個不倫不類的類比。藝術家太多的確是個麻煩，應該減少一些，但減少到我舅舅頭上，肯定是個誤會。種豬多了，我們閹掉一些，但也要留些作種；男人多了，我們做掉一些，但總要留下一些。假如通通做掉靠無性繁殖來延續種族，整個社會就會退化到真菌的程度。對於藝術來説，我舅舅無疑是一個種。把他做掉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