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該法律事務所後不久，曾辦過一個車禍的案子。事故地點在斯通縣境內的49號公路，靠近威金斯。我們的委託人沿公路朝北行駛時，剛好一輛平板卡車從縣級公路開出來，與他們的汽車對撞。事故是嚴重的。他們一家三口，丈夫當場喪命，妻子受了重傷，坐在後面的孩子也斷了腿。那輛平板卡車隸矚一家造紙公司，在保險公司投了重保，所以這個案子是有潛力的。該法律事務所把它交給了我。由於我新來乍到，乾得很賣力。顯然．事故責任在那輛平板卡車，但是它的司機沒有受傷，聲稱我們委託人的汽車超速。於是當時的實際車速是多少，就成了辦案的關鍵。我方事故分析專家認為是每小時60英里。這個速度不能説是太快的。49號公路限定時速在55英里之內，但實際上每個人行車都至少超過60英里。
當時我的委託人是去傑克遜走親訪友，用不着那麼匆忙。
“而那輛平板卡車投保的保險公司所僱請的事故分析人認為，當時的實際車速是每小時75英里。
這種分析當然對我們極為不利。任何陪審團都會對超過規定車速20英里皺眉頭的。我們找到了現場第二個或第三個目擊者作證人。他是個老頭，名叫克洛維斯-古德曼，一隻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隻眼睛怎麼樣？”桑迪間。
“還能看東西，但視力多少受影響。他依然在開車。那天他駕駛着1968年出廠的雪佛蘭牌輕型貨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們委託人的汽車從旁邊超了車。
然後，等他翻過下一個坡，正好看見事故發生。克洛維斯是個心腸很軟的老頭。他一人獨居，親屬多年沒有來往。這場可怕的事故令他大為震驚。他想幫助受害者，後來見插不上手，就離開了。回家後他未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他心裏一直是忐忑不安。後來他告訴我，整整一星期他沒睡好覺。
“當時，我們聽説後面又來了幾輛車，其中一位車主還錄下了事故現常救護車、警車、消防車都來了。交通堵塞，車輛排成了長龍。人們感到厭煩。嘿，這一切全錄了下來。於是我們借來了錄像帶。一位律師助理反覆觀看，記下了畫面上所有的汽車牌照號碼。然後他據此找到車主，看其中有無證人。正是這樣，我們找到了克洛維斯。他説，事實上他目擊了車禍發生，但是一談就噁心。我問能不能去他家拜訪，他説可以。
“克洛維斯住在威金斯郊區一幢很小的木板房裏，這幢房子是戰前他和妻子蓋起來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這樣。那是個不爭氣的兒子。他有兩個孫輩。一個住在加州，另一個住在哈蒂斯堡附近。兩人都和他很久沒有見面。這些情況我是在和他的閒談中獲知的。克洛維斯是個孤寡老頭，開始免不了要發幾句牢騷，好像他不相信律師，不願浪費時間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時候，他就給我燒水衝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們坐在他家陽台的搖椅上，天南海北地亂扯，就是不談那場車禍。幸虧那天是星期六，我賠得起時間，不用擔心辦公室有事。他很健談，大蕭條時期、戰爭，都是他喜歡談的話題。談了幾個小時後，我忍不住提起那場車禍，他頓時不吭聲了，現出痛苦的樣子。他輕聲告訴我，他還是一想起這件事就噁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況，但眼下説不出口。
我問死者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他的車速是多少。他説自己開車以來不會超過每小時50英里。我要求他對死者的車速作個估計，他只是搖搖頭。
“兩天之後，我又順道去拜訪他。那時已到了下午時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陽台，聽他講戰爭年代的故事。不一會到了6點鐘，他説餓了，進而説喜歡吃的魚，問我有沒有興趣與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時單身一人，毫無牽掛，就和他走了。當然我開車，他在旁邊吹牛。6元錢一條的炸站魚，我們要了一大盤。克洛維斯細吞慢嚼，鼻尖幾乎埋進的魚堆。賬單來了，他裝作沒看見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過了10分鐘。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説話。我心想要是能讓克洛維斯出庭作證，花點錢也應該。終於我們離開了。在驅車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説需要喝杯啤酒，好繼續同我交談。當時我們正好在一家鄉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車，他一動不動。於是我又掏錢買了啤酒。我們一邊喝着啤酒一邊趕路。他説希望帶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裏並不遠，他對我説。我們驅車走了一條縣級公路又一條縣級公路。20分鐘之後，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維斯對這一帶也不很熟。他説還需要喝啤酒，目的依舊是為了同我交談。我向那家商店裏的人問了路，兩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這裏，忽而指指那裏。終於我們找到了漢考克縣尼開期克羅辛鎮。剛喘口氣，他讓我把車掉頭，説這裏不像他的童年生長地。於是我又買啤酒，又向商店裏的人問路。
“快到他家時，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開始請他回答有關車禍的提問。他説現在談這事他還會覺得難受。我扶他進屋，他霍地倒在沙發上，旋即鼾聲大作。此時差不多是半夜。就這樣，我陪他過了一個來月，時而坐在陽台的搖椅上，時而去吃炸站魚，時而去公路兜風。那家保險公司的賠償最多可達200萬美元。我們付出這些代價是完全值得的。到這時克洛維斯的證詞變得更加重要，不過他本人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讓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別人向他打聽車禍的情況，因而我必須搶在保險公司的人之前從他那裏把情況摸清。”
“他過了多久才把情況告訴你？”桑迪問。
“大概四五個月。終於，我開始催他回答我的提問了。我告訴他，那場官司已到了關鍵時刻，非得向他打聽車禍發生的情況。他説樂意回答我的提問。我問他，我們委託人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是多少。他説肯定是很快的。因為車裏的人血流滿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個孩子。説到這裏，他已經淚水盈眶。過了幾分鐘，我又問：‘克洛維斯，那輛汽車從你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究竟是多少？’他説肯定要幫那一家子。我説那一家子肯定要對此感激不荊然後他盯着我的眼睛，説：‘你認為車速是多少？’“我説，依我看車速是每小時55英里左右。克洛維斯説：‘那麼就是你説的這個數，每小時55英里。’”
我開車的時速是50英里，他們比我快一點。“我們上了法庭。克洛維斯-古德曼極其出色地作了證。他年齡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説話完全可信。陪審團沒有理睬一切憑空的事故分析，依據克洛維斯的證詞進行了裁決。那家保險公司賠償了230萬美元。”
“我們繼續來往。我為他立了遺囑。他的財產不多，僅有房子、6英畝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後，將變賣一切家產的錢捐獻給聯邦女兒會。遺囑裏沒有提到任何親屬的名字。加州的孫子已離開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孫女自中學畢業後再也沒和他聯繫過。那時他收到過她一封邀請信，但他既沒有去也沒有守禮物。他幾乎不提及兩個孫輩。不過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親人有某種聯繫。”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進了威金斯的一個養老院。我賣掉了他的房子和農場，處理了他的一切財產問題。那時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給他寄賀卡和禮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傑克遜，總要設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帶他去餐館吃炸站魚，然後在公路上兜鳳。幾杯啤酒一下肚，他就開始講述從前的故事。一天，我帶他去釣魚。我們兩人在船上呆了八個小時。我從沒那樣開心過。”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點死去。這嚇壞了他。我們一道修改了他的遺囑。他要將一部分錢捐給當地教會，其餘的給聯邦女兒會。他選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議他加上一條，聲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辦法延續生命。他表示贊同，並堅持指定我為執行人，當然事先得和他的醫生商量。克洛維斯仇恨養老院，仇恨孤獨，仇恨生活。他説自己的心靈與上帝同在，樂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復發，而且日益嚴重。我將他轉到比洛克西的醫院，以便照顧他。我每天去醫院，是他的唯一探視人。他沒有其他的朋友，沒有親屬，沒有牧師，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惡化，顯然沒有生還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醫生給他裝了呼吸器。大約過了一星期，醫生説他的大腦已經死亡了。於是我和三個醫生一塊兒讀了他遺囑的有關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麼日子？”桑迪問。
“1992年2月6日。”
桑迪噓了口氣，緊閉眼睛。慢慢地搖頭。
炸彈，帕裏什就覺得非給我定什麼罪不可。要不然，就放過了我。”
“那麼你有什麼計劃？”
“很簡單。我們卸除帕裏什的壓力，讓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維斯的孫子和孫女，把事實真相告訴他，答應給他一些錢。他們一旦知道事實真相，當然有權合我毀屍罪。而且他們肯定也想這樣做。不過他們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為老頭生前沒有得到他們的照顧。但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要做好他們想控告的準備。我們打消他們的想法。我們私下同他們商量。他們為了錢會同意迫使帕裏什不提出起訴。”
“你真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
“謝謝。我看這計劃沒有理由不成功。”
“帕裏什也許會不顧死者親屬的要求堅持對你起訴。”
“他不會這樣做，因為他無法將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將我送上審判台，然後輸掉官司。對他來説，比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親屬的要求為藉口，避免尷尬地輸掉一場引人注目的官司。”
“過去的四年裏，你一直在醖釀這個計劃？”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腦中打轉。”
桑迪一邊沿着牀鋪下首踱步，一邊深思。他竭力開動頭腦裏的機器，跟上他的委託人的思路。“這樣帕裏什太虧了。”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説，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裏什虧不虧。”
帕特里克説。
“我不僅僅是指帕裏什，而是指整個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實際上是花錢買自由。除了你，大家都會為神聖的法律遭褻讀感到不快。”
“也許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過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恥辱，不能眼睜睜地看着它衰落。”
“誰讓帕裏什急急忙忙拋出一級謀殺的指控？他本來可以等一兩個星期。沒人叫他向新聞界宣佈。我對他沒有任何同情。”
“我對他也沒有同情。不過這樣很難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麼我減低一點難度。我將承認自己毀廠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審判，承認有罪，交付罰款，讓帕裏什獲得已將我定罪的聲譽，但實際上我脱了身。”
“你將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誰會在乎一個有點小過失的人？”
“克洛維斯不希望舉行葬禮。因為他知道，沒人會來。我們將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個公墓裏。我到了常教堂裏的三個老寡婦也到了常她們哭泣着為他送別。在過去的50年裏，對於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們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師也到了常他拖了五個老年執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兩位鄉鄰，總共有12個人。在短暫的儀式之後，克洛維斯長眠於地下。”
“他的棺材很輕，是嗎？”桑迪問。
“是的。”
“克洛維斯在哪裏？”
“他的靈魂在和聖徒同樂。”
“我是問他的屍體在哪裏。”
“在我的小屋的冰櫃裏。”
“你這個令人噁心的傢伙。”
“我沒殺任何人，桑迪。克洛維斯的屍體焚燒時，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讚美詩呢。我想他不會介意的。”
“你幹什麼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坐在牀沿，雙腳懸離地面。他沒有吭聲。
桑迪走了幾步，然後倚着牆壁。剛才他獲知自己的朋友沒有殺人只是稍感寬慰，因為焚燒死屍差不多是同樣令人反感的行為。
“你接着往下説吧。”桑迪説，“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詳細安排。”
“是的，因為我有充裕的思考時間。”
“説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裏有不得盜墓的規定，但這條並不適合我，因為我沒有挖開克洛維斯的墳墓，而是將他的屍體從棺材裏偷了出來。該州刑法還規定，不得毀屍碎屍。這是帕裏什可以糾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毀屍碎屍屬於重罪，可判處一年以下的監禁。假如他們只能以此定罪，帕裏什會竭力爭取判我監禁一年。”
“他不可能讓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過我。但還有個能不能辦到的問題。他並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維斯的屍體，除非我告訴他。不過我必須告訴他，以便他放棄謀殺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訴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證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毀屍，又讓我在法庭作證。他將被迫告我犯有什麼罪，因為正如你説，他不可能讓我一走了之。儘管他要告我，卻不能將我定罪。因為我是唯一的證人，他無法證明被焚燒的是克洛維斯的屍體。”
“帕裏什遭受的壓力很重。”
“是的，聯邦指控已經撤銷了。我們一扔下這顆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這麼説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們共同生活，繁衍後代。”
“你還剩多少錢？”
“幾百萬。我需要離開這裏，桑迪。我需要過另一種生活。”
一位護士闖了進來，啪地扭亮了電燈。“11點鐘了，帕蒂。探視時間已過。”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嗎，親愛的？”
“我很好。”
“需要什麼？”
“不需要，謝謝。”
她如同來的時候那樣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説。
帕特里克聳聳肩。
“親愛的？”
他又聳聳肩。
桑迪走到門邊，又想起一件事。“還有個小問題。
你把汽車開到溝裏去的時候，克洛維斯的屍體在什麼地方？”
“像往常一樣，我用安全帶把他拴在旁邊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兩腿之間放了一瓶啤酒，衷心為他祝福。他的臉上掛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