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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現在相信,有的男人,比方説,我,因為太聰明,除了給公司做事,別無活路;還有些女人因為太漂亮,比方説,F,除了嫁給公司裏的人,也別無出路。得到了這個湯馬斯·哈代式的結論之後,我告訴訓導員,我願意到寫作部去工作。在作出這個決定之前,我曾經做惡夢、出冷汗、臉上無端發紅、健忘、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氣,但是決定了以後,一切就都好了。不管你信不信,第一次到第八創作集體去時,走在黑暗的樓道里,忽然感到這裏很熟悉;我還感到很疲憊,不由自主地要鬆弛下來。這種感覺就像是到家了。

    每次我來到公司門口,把工作證遞給傳達室裏的保安員看了以後,他就要遞給我一個黑馬甲,上面有紅線綴成的D字。這一點提醒我,我還是個“被安置人員”,和公司的官員不同,和在公司裏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員們穿着各色西服,打着領帶,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員更加衣冠楚楚,穿着金色的制服,就像軍樂團的樂師。女的保安員穿制服裙子,有些人不會穿,把前面開的衩穿到身體的側面,這可以算公司裏一種特別的風景吧。

    我在第八創作集體,這是一大間白色的房子,像個大車間,向陽的一面全是玻璃,故而裏面陽光燦爛。也許是太燦爛了,所以大家都戴着茶色眼鏡。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買了一個茶色鏡。這間房子用屏風隔成迷宮似的模樣,我們也是迷宮的一部分。在這個迷宮的上空,有幾架攝像機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飛機上裝的機關槍,不停地對我們掃射。根據它的轉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發射子彈,可以在每十五分鐘把大家殺死一遍。開頭每次它轉到我這邊,我都微笑、招手。後來感到臉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堅持了。

    G組有七個人,其中有兩個女同事。我們這個組出產短中篇,也就是三萬字左右的東西,而每篇東西部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約七千字左右,由風景描寫引入男女主人公,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東昇”這個成語開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開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種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開始愛情”只是其中一種,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組成;可以借用從尼采到薩特的一切哲學書籍,也是七千字;最後是激情段,有一個劇烈的轉折。開始時愛情破裂、家庭解體、主人公死去。然後,發生轉機,主人公死而復生,破鏡重圓,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藝刊物上。到了國慶、建黨紀念日,我們要獻禮,就要在小説里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bunger,doublecheeseburger一樣,拉到五萬字。什麼時候上級説文藝要普及,面向工農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順便説一句,這種事最對我的胃口。因為作為前哲學家執照的持有者,我負責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兩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發冷。只要不寫思辨段,我就基本沒事了。上了一週的班,我覺得比想象的要好過;正如老美説的那樣,“Ajobisajob”。我沒有理由説它比當肛門科大夫更壞。我現在乾的事,就叫做當了“寫手”。

    我坐在辦公桌前寫一段思辨文字時,時常感到一陣寒熱襲來,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紙上寫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對主人公、對他所在的環境、對時局、對一切都極盡挖苦之能事。此種情形就如在家裏時感到性慾襲來一樣——簡單地説,我坐不住。在一個我仇恨的地方,板着臉像沒事人一樣,不是我的一貫作風。這段文字到了審稿手裏,他用紅墨水把它們盡數劃去,打回來讓我重寫。他還説:真叫調皮——可惜你調皮不了多久了。對於這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也許應該理解為威脅。這位審稿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頭髮花白,臉像橘子皮。眾所周知,我們這裏每個人都犯過思想錯誤,所以雖然他説出這樣意味深長的話來,我還是不信他能把我怎麼樣。審稿説:我也不想把你怎麼樣——到時候你自己就老實了。從我出了世,就有人對我説這樣的話。而直到現在,我還沒見過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終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使這些人端坐在這裏寫這樣無趣的東西,並且不停地呷着白開水。我自己喝着最濃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麼難熬,每週也就這麼一天嘛。我説過,G組一共有七個人,都在同一個辦公室裏。除了審稿坐在門口,其他人的辦公桌在窗邊放成一排。靠着我坐的是兩位女士,都穿着棕色的套服,戴着茶色眼鏡,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來歲。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歲。我説自己從出世就沒見過真章,那位三十來歲的就説:在這裏你準會見到真章,你等着吧——而那位四十來歲的在椅子上挪動一下身體,説:討厭!不準説這個。然後她就高聲朗誦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請大家聽聽怎麼樣,其實誰也沒聽。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麼樣。

    這間房子裏的每個人都有不尷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議用代號,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贊成。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着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枴杖了。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板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閒着,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説,在公司裏做事,感覺還可以。她説:事情似乎不該這麼好。她聽説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別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有耳聞,並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對於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説,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麼。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麼。F指出,我所説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麼。從原則上説,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麼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裏有張牀,周圍還拉了一圈簾子。那張牀是個有輪子的擔架牀,加上簾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説: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牀上拉了下來。順便説一句,大家對這張牀的態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上,彷彿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開,彷彿遮上也不好。這件事純屬古怪。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確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牀。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將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於受閹割。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着金色的制服,經常在桌子後面坐着,偶爾也起來串房間。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裏來,在門口和M1説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説: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漲得像豬肝一樣。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説:你不冷靜……老同志了,不要這樣嘛。而M1就沉住了氣説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説到這裏,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裏轉過頭來。我端坐在那裏,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

    説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只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們這裏,她們格外地喜歡串房間。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並且管F1和F2叫大姐。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暄: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頭去。後來她就到我對面坐下,和我搭訕道:大哥,聽説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覆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説道:你要寫什麼哪?她説:我可寫的事多着哪。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嗽起來了,抬頭一看,只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着手勢。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説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着我。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F2説:M5,你不錯。我説: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她説道:不能。我説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裏,只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只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這是因為我聽説過他。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里,犯錯誤的人只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人就算我不認識,也該有個耳聞。而組裏別的人我都沒聽説過。F2也有點像個被安置人員,因為她雖然不聰明,但還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錯誤。其他的人既不聰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錯誤。我找審稿打聽了一下,他告訴我説,這裏多數人都是走後門進來的。這使我大吃一驚,説道:我以後説話要小心了。但是他搖搖頭説:用不着。不管怎麼進來的,最後都是一樣。他還説,你就在外面當小工也挺好的,進來幹嗎?我則拿同樣的問題問他。於是他嘆口氣説道:現在説這樣的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有關走後門進來,我是這麼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錯誤的人才能進公司來當創作員,那麼就會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錯誤,他卻請客送禮託關係,硬要受到檢舉,以便到這裏來——這和我沒被安置時的作為相反,那時候我總要找我師妹把我錯誤的記錄消去,帶累得她進了監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裏待遇豐厚,並且每週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來串門是24號的事,而那個月沒有31號。有關30號,我知道那一天領工資,還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員放假,這些都是從公司發的手冊上知道的。別的事在29號我還一無所知,到了30號上午,我在門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訓導部裏聽了一上午不着邊際的訓。作為一個常犯錯誤、常聽訓的人,我一看到訓導員笑眯眯、慢條斯理地説話,就懷疑他要詐我交待點什麼,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轉入正題:“好了,現在談談你的問題吧。”在這以後,他可能會翻了臉,大聲地喝斥我;而在這段時間我應該不動聲色地頂住,等着他來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沒有轉到正題上,也就是説,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總在説我的錯誤是多麼嚴重,而他們現在對我又有多好。中午時,他叫我到小餐廳吃招待飯,我等着他下午繼續胡扯。但是在吃飯時他看了看手錶,説道:你回組去吧。連飯都不讓我吃完。只是當我離去時,他在我身後説:今天中午發生的事對你大有好處,希望你能保持謙虛、謹慎、合作。事後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並沒有完全胡扯,只是當你沒有親歷那個事件時,根本就不知他在説什麼。

    假設你沒有親歷過那個事件,我告訴你訓導員的話,你也猜不出是要幹什麼。所以你就把現在的一段當成考驗你是否比我聰明的謎語來讀吧。訓導員説:知識分子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任重而道遠。我們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這將是個痛苦的過程。假如你不幸是個知識分子,這樣的話你一定聽過上幹遍了,但你不知所云。這不是你的錯,因為説話的人並無所指。當它第一千零一次重複時就有所指,可這次你卻忽略了。我也是這樣的。

    我回組裏去,那座樓裏沒有一點聲音,樓道里也沒有人。這使我以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還是要回組裏去,因為那天領工資。我認為他們就算走了,也會在我桌上留條子,告訴我工資的事。但我推開G組的門時,發現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個surpriseparty。然後我就被這種肅穆的氣氛所懾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現在我認為,把那天中午發生的事比作surprisesparty,這個比方不壞。那一天,第八創作集體裏有一個秘密,但只對我一個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時,周圍靜悄悄的,但有時會聽到一些古怪的聲響,然後有些人躡手躡腳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沒聽錯的話,這種聲音是越來越近了。我還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雖然我沒有照鏡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面紅耳赤。對於要發生的事,我還是一無所知,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問,只要等着就是了。

    在進公司當創作員之後,我受過不少次訓導,但我和往常一樣,左耳進,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時,我又力圖把這些教訓回憶起來。我能想到的只有這樣兩句話:一句是説,公司出錢把我們這些人養起來,是出錢買安定。這就是説,我們這些人,只要不在這裏,就會是不利社會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這樣每週只上一天班,怎麼才能把我們安定住。另一句話是:在創作集體裏,他們還要不斷地對我們進行幫助、教育。假如説那些訓導就是幫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經猜出了正確的答案,這個surpriseparty就是一次幫助教育。這個猜測雖然是正確的,卻失之於籠統了。

    後來終於有人走進了我們的隔間,來的是兩個保安員,一個高個的男子,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個男的手裏拿了一疊大信封;女的手拿一個大廣口瓶,裏面盛了一種透明清澈的液體,還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夾了兩根教鞭。那個男的低下頭在信封裏找了找,拿出一個遞給M1。他就把它撕開,離開位子,把裏面的紙片—一分給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別針彆着的兩張紙,一張是工資支票,和合同上簽定的數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張是打字機打的紙片,上面有我的姓名,身份證號碼,還有一個簡單的數字:8。然後我抬起頭來,看到那個唐山女孩坐在M1的辦公桌上,廣口瓶的蓋子打開了。她一手拿了那兩根教鞭,另一隻手拿了濕棉花在擦着,瞪着眼睛説道:誰先受幫助呀?還不等回答,她就走到牀邊,把簾子一拉,鑽到裏面説:照老規矩,女先男後吧。我們又靜坐了一會兒,聽到唐山女孩説道:快點兒吧!你們後面還有別人哪!再説,早完了早回家呀!於是F1就站了起來,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紗那種料子的內褲、寬廣的臀部,還有兩條粗壯的腿,撩開簾子鑽進去了。這時F2站起來,脱下外衣,把襯衣的下襬系在一起,並且也脱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長,很直,穿着真絲內褲,褲帶邊還有絹花,這時候她自言自語地説:對,對,早完早回家。與此同時,臉上紅撲撲,青筋也暴出來了。我倒是聽見了那種聲音,但我還不敢相信是真的。後來簾子拉開,兩位女士鑽了出來,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對大家説:有誰想讓我幫助,可以過來。我覺得那話是對我説的。後來房間裏只剩了我們——M們。大家都坐着不動。終於M1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説:老同志帶個頭吧;走到牀邊上脱了褲子躺上去,把紙片遞給保安員,説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這時我還是不信。直到藤條(也就是我以為是教鞭的那東西)呼嘯着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現在讓我來重述這個事件,我認為F1和F2在這件事裏比較好看,尤其是F2,從簾子裏鑽出來時,眼若秋水,面似桃花;M1最為難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褲衩脱到膝蓋上,露出了半勃起的xxxx——那東西黑不溜秋,像個車軸,然後又哼哼個不停。然後就順序進行,從M2到M3,到M4,直到M5。我絲毫也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躺上了那張牀,但是我屁股上現在冷颼颼的,彷彿塗上去的酒精還沒有完全揮發。還有八道疼痛,道道分明。我正在街上游蕩,天已經很晚了。我應該活下去,但是這個決心很難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這個決心,那麼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就算是改造好了。萬事開頭難,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後來沒準會喜歡——只要不在生人面前。我應該回家,但是這個決心很難下。假如家裏沒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這個決心,我作為一個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執鞭的保安員輕描淡寫地安慰我説:你不要緊張,不過就是打兩下,沒什麼。假如真的沒什麼,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你現在當然知道,那天晚上我還是回了家。我現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道這件事,並且能夠理解,用她的話來説,你別無選擇,所以只好這樣生活了。我現在多少適應了這種生活,和周圍的人也熟了。假如沒有新來的人,每月這一關也不太難過。就像一個傷口已經結了疤,假如沒有新東西落進去,也就不會疼痛了。這件事使我們真正犯錯誤的人最為痛苦,而那些走後門進來的除了感覺有點害臊,不覺得有什麼。我還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沒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錯誤了。

    現在我總選擇那個唐山小姑娘對我進行“幫助”,這件事多少帶一點調情的味道,但是她要些小費,因為她該只“幫助”女士,所以這是額外工作。她對此熱情很高,除了能掙錢,她還覺得打男人是種享受。這個時候,她一面塗酒精,一面還要聊上幾句——“這個月是6,你知道為什麼嗎?”“這是因為我在辦公室裏説笑啊。”“你以後別説笑了,太太見了多難過呀。”“能輕一點嗎?還要開車回家呢,坐在傷口上受不了,多多拜託了。”“輕可不成,我負不起責任。我打你屁股的上半部,不影響你開車。你別忘了教我寫書——開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寫(我的舅舅》時,是個歷史學家。那時候我認為,史學家的身份是個護身符。現在我知道了,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我的護身符。假如你很年輕,並且自以為有天才的話,一定以為這些很可怕。但是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的結論是,當一切都“開始了”以後,這世界上再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我現在只是有點怕死。等死了以後就不怕了。

    我現在又回到原來的生活裏了,我得回了失去的姓名、執照、賽車、信用卡,得回了原來的住房——這間房子和原來那間一模一樣,但不是原來的那間,那間被別人買走了,只好另買一所一模一樣的。而且我又開始發胖。我甚至還能像以前那樣寫書,寫《我的舅舅》那樣的書,甚至更直露的書,只要不拿出去發表。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寫這樣的書,我甚至完全懶得寫任何書了——其實我落到現在這種地步,還不是為了想寫幾本書嘛。我還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愛她。但她對我毫無用處。我很可能已經“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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