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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嶺紀事.1

    去白茅嶺是在六月一個突兀的暑天裏,氣温高達三十六度,小車沒有空調裝置,烈日曬透了車頂棚,中午時分,卻又拋錨。公路在陽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點水洗臉,有一個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邊,繞了一圈沒看到井卻又繞回到那男人跟前。後來有一個賣冰棍的人來,就買了冰棍。到白茅嶺勞改農場場部時,已近三點。晚上,場部為我們接風,還安排看一場電影《大偵探》,因這一天又熱又倦,便謝絕了電話。原以為山區是避暑的地方,有許多參天的大樹,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幾棵柏樹孤零零地站着,被驕陽最後的光熱,烤的得焦枯了。以後才知,這是丘陵地帶,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熱,冬天則更寒冷。

    到白茅嶺來採訪,原因是有兩個:第一,這裏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這裏的女人沒法拒絕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就是説,我們保證可以在此得到故事。這將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呢?它和我們通常的經驗有什麼不同?這些故事又會使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看法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充滿期待的。在這之前的一個夏季裏,我每逢週五這一日,就去上海市婦聯信訪接待站旁聽。上門尋求幫助的婦女,所遇問題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上的困難,比如產後繼續請假的障礙,雙胞胎的獨生子女費和托育費的處理,因未婚先孕而單位給予懲罰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資的有無多少等等情況;另一類是婚姻戀愛糾紛,故事往往是在這一類裏。上門的婦女以女工居多,還有一些無業或待業的青年。因為知識婦女解決問題的渠道和方式比較多,一般也不願旁人插手個人的事情,私有觀念比較重吧!坐在婦聯明亮的大廳裏,落地窗外是陽光普照的花園,麻雀在法國梧桐的蔭地裏嘰喳,聽一個發生於火車站個體户小餐館裏的故事,心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就在這一刻裏,在這個城市的許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裏,究竟在發生着什麼呢?自己的經驗顯得很不夠用了。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懸案,有一日,一個母親陪了她遍體鱗傷的女兒來,訴説一段冤情:這女兒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幫助某小廠生產,週末才回。樓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則住隔壁一幢房內。一日清晨六點,公公看見樓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賊,並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驚,鬆了手去,那人奪門而去,刀卻落在地上,據認,這是媳婦房內的水果刀。於是公公興師動眾,叫回兒子,逼着媳婦説出隱情,媳婦大叫冤枉,被責打了一個通宵。裏委和各方單位都來進行調查,結果是:媳婦死不承認留宿過一個男人;公公咬定有一個男人清晨從樓上走下;而沒有任何一人見過他所描繪的男人在清早時走過弄堂,唯一的證據是這把水果刀。媳婦説這刀並不在她房裏,就吵嚷着要去查驗刀上的指紋,一時也不知上哪裏去查驗,於是就來到了婦聯。這極像是一部推理片的開頭,可能性極多。我和信訪站的同志聚在一起,從各個角度追究這個事件,卻也毫無結果。後來,那母女倆再也沒有來過,便也無從瞭解事情的發展和結局。這裏的故事往往是一個開頭或者片斷,充滿了暗示和預兆,使我們開動了想象力,但因經驗和認識的侷限,終於也無法推測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話又不能問得太多,這會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聽的身分,常常遭到人們戒備和討厭的目光,而白茅嶺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們的故事己告一段落,我又有權利向她們提問,這不符合人權精神,可這就是我來此地的動機了。

    炎熱使我意氣消沉,由於電力不足,風扇旋動得非常緩慢,有氣無力的,燈光也昏暗。隔窗可見一條柏油路,隱在路燈下,路邊是一些花圃,有乘涼的人們走着或坐着。女勞教大隊在距此三十里的楓樹林,已經有許多記者、作家,編劇、導演去過那裏,寫回許多報告,還拍攝了一個多集電視劇,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據説幹警和勞教人員都參加了表演。我不知道這一趟來會不會有新鮮的發現。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飯,就去路口等着上車。原先,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幹警們很不方便。往往她們的丈夫是在另一個勞改或勞教大隊工作,一週也僅能來回一次,孩於就無人照管了。在白茅嶺農場,主要的職業只有一個:幹警。現在,女勞教大隊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輛專門的大客車,開車的是一個卷頭髮的小夥子。七點半時準時開車,沿途會停幾次,有去楓樹林小學讀書的孩子搭車,他們下車時便齊聲喊道:"謝謝爺叔!"我注意到他們説的是上海話,將"叔叔"説成"爺叔",雖然,上海對他們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從上海來到此地,披荊斬棘開創農場的墾荒者,當是他們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車走的是一條土路,起伏蜿蜒,當拖拉機迎面而過時,便揚起漫大的塵土,矇住了視線,路邊是茶林和稻田,柏樹總是孤零零的,在視野中停留很長時間才消失。車中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女孩,她們往往是在幼年的時候,跟了母親到這裏來。其時,父親們已在此鋪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給她們模模糊糊的記憶。

    到了女勞教大隊,女孩子們下車各赴各的崗位,一位姓王的大隊內勤管理向我們介紹了概況。我們知道女勞教大隊是在一九五八年開始辦的,"文革"中停辦,一九七二年時再成立,是中隊的規模,一九八四年又重為大隊。其間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編幹部九十二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從職工中提幹上來,百分之十七從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嶺佔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過來。大隊的編制為四個中隊,有正副大隊長三人,黨支部書記一人,正副中隊長共八人。一二中隊是普通中隊。三中隊稱為"二進宮"中隊,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處罰記錄。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經勞教;十一人婦教(即婦女教養所),判過刑十人;少教過四人。四中隊名叫"出所中隊",是臨近解教三個月前轉入的,對她們的管理比較寬鬆,使之回到社會中時較易適應。在目前三百三十四個勞教人員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點六,"偷竊"百分之九點七,"詐騙"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點四。勞教的生活主要是生產勞動,然後讀書、學習、隊列操練,等等。如今白茅嶺努力要實現經濟自給,各大隊都有經營的任務,女勞教大隊主要是服裝、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於勞教人員流動性大,很難有熟手,所以定額指標無法提高。並且白茅嶺地處邊遠,交通不利,又很難向廠方爭取加工活兒,工廠往往把難做、利薄的活兒給她們,條件又極苛刻。於是在我們去到白茅嶺的時候,女勞教大隊正被一股緊張的生產熱潮席捲,管生產的副大隊長急得跳腳,只聽其聲不見其人,到處是她的指令,不可違背,刻不容緩。在此同時,文化統考逼在眼前,隊部又正組織一場歌詠比賽,都在向大隊長討時間。

    下午,我們翻閲了全部的檔案卡片,預備一張採訪的名單。卡片做得極其簡單,有一幀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發不起想象。我們感到無從下手選擇採訪的對象,竟想以抽籤的方式決定,最後,我們還是兼顧考慮,各種案情都挑選一些,各種家庭狀況也都挑選一些。年齡則"老中青"都有選擇,"老"是指四十歲以上,"中"是三十歲以上,"青"則是二十歲上下的。後來,管教幹部向我們推薦了一些。她們所推薦的人選確實都很有意義,比較有"故事",可是我們也發現,這些人是經常由幹部們推選去和採訪者談話,她們的表述過於完熟和流利,使我們也懷疑:其間真實的東西是不是很多,這是後話了。

    傍晚回場部的途中,汽車將放學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淨淨的一身,這時已泥猴一般,手裏還用塑料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針似的小魚在遊。天氣還是炎熱,夜間一聲悶雷,下了幾個豆大的雨點。

    這一天開始了採訪,許多人向我們推薦二中隊的一名女勞教,這是使人感到非常頭痛的一個角色,她們描繪她道:她的氣質顯然同一般勞教不同,很文雅,長得也很清秀,膚色白淨,高鼻大眼,説話毫不粗魯,教養很好似的,從不與人爭吵,也不與幹部頂嘴,然而卻也不聽從指揮,自行其是。比如,隊長喊集合,別人都跑出門去站隊,只有她躺在牀上,等隊長跑到牀前喊道:起來!她才慢慢坐起來説:起來嗎?喊她做活,她很温和他説:我不會做啊!於是就教她,比如釘釦子,她把釦子釘到完全不可能有釦子的地方,別人還要下功夫拆。她就是這樣和隊長糾纏,隊長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勞動,每天坐在牀沿,很愜意的。她聲稱她會英語,時常以英語回答隊長的問題,弄得人不知所措,這天,隊幹部們正在討論針對她專門成立一個嚴管組,一天二十四小時監督,住單人房間,直到她聽話了才歸隊。同時,她們又很懷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個醫院為她做精神病鑑定。眼下醫院一般不願接受這種檢查,因精神病鑑定本來就極複雜,再要委任它承擔法律的責任,就更不敢輕易下判斷了。她們建議我們與她談談,從她們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了期望,她們説:你們作家和她談談,會不會有結果呢?她們與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齡,雖是管教和被管教,卻並沒有超凡的經驗和手段,相比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們的廣闊豐富,是要比她們更為老道和成熟,這一場鬥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這些女孩子們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種挫敗感。我很想試一試,我想到有一些讀者曾把我們當做醫生,將他們的困惑和憂慮告訴我們,希望從我們這裏得到治療。也許,我想,我能夠洞穿並制服她呢?

    然後,她來了。如她們所説,她文靜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頭髮齊頸項,一條淡黃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夾克衫,腳下穿了白襪,一雙搭袢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詳,還有一些茫然。隊長告訴她,我們是上海來的記者,要與她談話,她要有問必答,老老實實的。她説:好呀,好呀。聲音有些飄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聲,然後,我們就帶了她離開二中隊去大隊部接待室。二中隊的院門鎖着,有一個身材高大,臉色黝黑的勞教過來為我們開門,並向我們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們走向大隊部的路上,有些發窘似的,開始沒説話,互相看着,她輕盈地走在我身邊,態度很閒適。過了一會,我問她: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她歌唱似他説:不知道啊!我又間:你什麼時候出去呢?她説:不知道啊!我碰了釘子,心裏有些惱火,又執著地問:你為什麼進來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帶了一點攻擊他説:你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就進來吧!她還是微笑着,説:我正想請你們幫我去問一問,我到底是為什麼進來的!我還想請教你們,究竟什麼是勞教?她變得滔滔不絕起來:我要讀法律的書,你們能幫我找一本法律的書嗎?什麼是勞改,什麼是勞教,難道可以隨隨便便地就用手銬銬人嗎?我們這裏吃的飯好比是給雞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長出這麼多東西,全是吃這裏飯吃出來的。她捲起袖子給我看,我説那是蚊於咬的,她不屑地一笑。這時,我們已通過門衞,到了大隊部,她坐在我們對面,坐相還端正,她的眼睛在我們臉上掃視。應當問什麼呢?心裏不由有點惶惑,停了停,就問她家裏有幾口人,她總算回答了這個問題,説有父親母親和一個哥哥。又問她在外面時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説上班有什麼意思?那麼不上班又做什麼呢?她説,不上班當然很開心,咖啡館坐坐,逛逛馬路,這時,她忽然抖起腿,説話的口氣也變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裏有一種緊張,問我們在上海的什麼單位,能否請我們做她的老師,幫助她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説:做你的老師很累啊!她就笑,聲音銀鈴似的。我們不知道還能問什麼,又坐了一會兒,只得將她送回二中隊去了。跑出來開門的還是那個黑臉蛋的女孩,她的眼睛裏有一股熱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隊長們問我們談得怎麼樣,我們説她也許精神是有問題。中隊長們説,可是有時她頭腦特別清楚啊,能活活地將人氣死,她的母親和哥哥來探望,和她説什麼,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親則哭個不停。她進來的原因是愉竊和流氓,原單位是上棉十三廠,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勞教,因表現不好延長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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