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已到了尾聲階段，我們已疲勞不堪。至今為止，我們所取得的經驗是這樣的：我們的談話對象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常被採訪的，她們的講述因反覆的操習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邏輯，內容也比較豐富；另一類是不常被採訪的，她們的講述零亂，前言不搭後語，不通順，文不對題，卻常會有即興的表現。第一類提供給我們比較現成的故事；第二類提供給我們的則是她們的本人。第一類故事有加工的痕跡，第二類是原始的材料。處理第一類的故事有兩個問題，一是區別真偽，二是從"作偽"中去認識其本人的真實性；處理第二類故事的問題則是需具有心理學和邏輯學的研究能力，將材料補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實的事實。
這些日子，我們經常談論的是，這些女人們所談的，哪些是真話，哪些是謊言，談到後來，我們自己也糊除了。採訪是多麼累人啊！而要來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顯得不切實際。
下午我們找的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在她十九歲時，就與一夥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石獅"的地方賣淫，十天內達到幾十人次。隊長們説這是一個言語不多的勞教，很不顯眼，沒有惡劣的表現，卻也決不優秀，和她未必能談出什麼名堂，可她們還是派人找來了這女孩。她長得並不出色，白淨的圓臉，眼睛有些斜視。被我們選中談話，她顯然是高興的，打量我們的眼光友好而歡喜。説話的時候，她常常是低着頭，不願意被我們打斷，不注意我們的提問，她就好像是自己説給自己聽似的——到這裏來的人，哪有什麼改造好的？往往是有兩種情況可以使人改變，一種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種是為了父母，想到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這裏的人，真沒意思，成天爭爭吵吵，亂哄哄的，其實有什麼可爭的，各人家裏寄來的東西就可證明一切了嘛！你説你上只角，檔次高，可你家寄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嗎？現在，已經規定不可以寄東西，只可以寄錢，記在大賬上，需要什麼到門口小賣部買，省得大家吵來吵去，小賣部還可做些生意，小賣部裏只有方便麪什麼的，在這裏就是饞，世界上沒有這麼饞的，一進來就是饞，吃不飽似的，什麼東西部想吃。那時，被拘留時，在拘留所，我們幾個差個多年紀的小姑娘關在一起，聽到了許多怪事情，世界上沒有這麼怪的。有個小姑娘，從小就被她爸爸強xx了。我們在一起，就是想吃東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們吃多少，八兩飯，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撐得站也站不起來，我們笑得不得了，有一個年紀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説被你們父母看到了不曉得要多麼傷心呢！可我們還是笑個不停。後來，我媽媽來看我了，我是老來子，你看我二十歲吧，我爸爸已經六十多歲了，我爸爸喜歡我，世界上沒有這麼喜歡的，我經常從背後把他扳倒在地，滾在一起玩。我媽媽來看我，帶了許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媽媽就在一邊哭，她一哭，我心裏就煩，起身就走，被承辦員推回去，一定要接見。於是，她在旁邊哭，我在一邊吃排骨。我最喜歡吃肉，平時我試過，最多可以吃三塊大排骨，第四塊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塊，還吃了些醬鴨什麼的，回去了。後來到了這裏，我媽媽第一次來看我時，她早一天到了這附近一個親戚家，在那裏連夜燒了許多菜，然後到了這裏。那天，我們就坐在這裏，我媽媽又哭，我沒有哭，沒有眼淚，可是一點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説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又説：我現在覺得許多事情沒有意思，吃肉沒有意思，穿衣服也沒有意思。紅的綠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櫥裏，都來不及穿，又有什麼意思呢？沒有意思。她説完了，靜默了下來，我們問她，去石獅賺來的錢，怎麼花的呢？她説，糊里糊塗來的錢，就糊里糊塗花掉了，有時我們出去玩，吃飯什麼的，都是我付錢，不好意思叫他們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們挺可憐的。然後，她抬頭問我們真是作家嗎？我們説是的。她説她如果寫了東西，能寄給我們嗎？她很喜歡寫東西。我們説當然可以。我們將她送回去後，對隊長説，她很願意寫東西呢！隊長很困惑，説沒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個勞教。於是我們想到，當她一個人默不作聲的時候，腦子裏卻像開鍋似的，想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徹，自己對自己重複過多遍了吧！假如我們沒有找她。她所想的這些就不為人知了，我想，我們本應當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勞教談談，可是，時間已晚了。
太陽落下了，遠處的丘陵好像用極細的墨筆描畫似的，十分清晰，我們開始想家。柏樹在塵土瀰漫的後窗外隱沒，被夕陽映得通紅，燃燒一般，又立即熄滅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來問我們對白茅嶺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們説了又説，事後卻想不起我們究竟説了些什麼。
早上十點鐘左右，去宣城的車開動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黃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鑑定了。我看見隊長整理她的材料時，還準備了一副鋥亮的手銬，隊長很熟練地檢查着手銬的開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手銬發出嚓嚓的響聲。那女孩是背對着我走向汽車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沒有被銬上，望了那車一溜煙地開上土路，捲起一尾塵土，心裏沉甸甸的，不知該希望她是精神病好，還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隊的院落裏傳來整齊的歌聲，下午要舉行歌詠比賽了。隊長和勞教都非常認真，這情景喚回了我們對集體和榮譽的記憶，好像時光倒流，我們已經將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經那樣強烈地激動過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我們從歌聲中走過大院，來到黑板報前。
各中隊都闢以專欄，有一些詩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談不久前，組織一部分表現突出的勞教去場部觀看一個外地歌舞團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則散文詩，寫的是一盆花在一個雨天裏被遺忘在窗台上凋謝的事，文字流暢優美。同伴對我説：像你的風格，於是我們就非常渴望見一見這個作者。
人們説她在生病，剛從場部醫院回來，隊長派人去叫她，不一會兒，人就到了。她使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她是那樣粗壯威武的一個人，剪了一個男式的頭髮，我甚至懷疑她也是一個"A角"，可是人們説不是。她説話的聲音極低，暗啞，口氣也很硬，臉上倒是和顏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們，我們問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説她只是從某本書上抄來的，這裏的黑板報是允許抄的，我們先是掃興，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須讀書，第二，她選擇抄哪一篇也須有思想，就好了些，問她是不是很愛讀書。她説是的，她養病，不能幹別的，就看書，在她牀頭堆了有許多書，《三國演義》，《水滸傳》什麼的。我們又問她得的是什麼病，她説是一種"副傷寒"，很嚴重，住院一個多月，現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勞動，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營養，可是她沒有錢，家裏不肯給她寄錢，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廠的廠長，非常要強，有她這樣的妹妹實在是丟了臉，也與她斷絕了來往，她給他寫信卻從來收不到回信，她母親是聽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則咬牙切齒。她丈夫是擺西瓜攤的，那一年夏天，她發現他有了一個相好，有一日，她遇見了這個女人，就與她打將起來。一路廝打到西瓜攤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殺她丈夫，幸好被人攔下。從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後來，回到上海後，我們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們能説服兒子寄給她一點錢。她的公公是一個老工人的模樣，很善説話，與我們談了很多，表示不會不負責任。這是一個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鐵路上做事，兒子卻辭職做了買賣。房子是那種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積不小，卻很零亂，家人都顯出一副長年勞作辛苦的模樣。大牀上卻翻騰着一個特別白胖的男孩，與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協調的，有一種貴族氣息，我們説，這是你的孫子還是外孫，他回答説為人帶養的孩子。老夫婦將我們送出來時，很惱火又很委屈他説：人家做那事（指賣淫）都是往家裏拿迸東西，只有我們家的這人，是往外拿東西，把孩子的童車賣了，縫紉機也賣了，你説世上有這種買賣嗎？我們啞然。
我們採訪的最後一名勞教是被人們認為最無可救藥的一個，我們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勞教大隊所擁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簡歷表和本人寫的認識、檢查，案卷全存檔於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較多，都是檢查，所犯的錯誤只有一種：同性戀，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靜時，鑽到"A角"的牀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勞教舉報。她寫檢查己是家常便飯，並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無賴腔調，她寫道：像我們這種人，到了春天，就要發毛病，是沒有辦法的事。然後便興味盎然地描繪其過程，無一細節遺漏。隊長們對她沒有信心。她永遠不會洗手不幹，她只能吃這碗骯髒的飯，區別只在於，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嶺來。唯一的一線希望是：結婚，可是又會有哪個男人要這樣的女人？反過來説，又有哪一個男人能夠使這樣的女人滿足？她是那樣地貪得無厭，慾望無邊。她已經是個"爛貨"啦，人們説。事情是怎樣開的頭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時，父母就離了婚，她跟父親，姐姐跟繼父，父親姦污了她，她逃到母親處，不久又被繼父姦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樣的。後來，她們長大了，她在上海進了廠。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結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極壞，姐姐便有了一個相好，兩人謀害了她的丈夫，雙雙入獄，她先是判處死緩，因表現優異，連連減刑。在此同時，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幾經勞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們的母親去世了，這世界上就只剩下她們姐妹倆。與她談話的過程中，她總是在哭，眼淚流了滿臉，她的皮膚有一種石灰似的蒼白，身體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親哭，提到姐姐也哭，後又提到了父親，她説她從沒有過父親，她從來不叫她父親為父親，她兩個父親全是不是人的父親，我們問道：為什麼那樣恨父親？她説，他們總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歲，他用煤球爐出灰的鐵鈎打我，把我腦袋打出一個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們不禁不寒而慄，無法去想象日日毒打女兒的父親在黑夜裏摸到女兒牀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牀架慟哭的樣子，我們難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裏，她是怎樣鑽進同性的牀上去……她很孱弱的身體，究竟經歷了多少個殘酷與骯髒的黑夜啊！最後的採訪使我們心情沉重，我們送她回中隊，安慰她説，出去之後，好好地找一個人過日子。她説，她曾有過一個男人，對她很好，可是那是個蘇北人，她就拒絕了他。我説，蘇北人有什麼不好？你不應該考慮是不是蘇北人的問題。她笑了起來，在她二十多歲的臉龐上，已經有了粗糙的皺紋。明知道我們這一段對話全是在説謊，全是假話，這話安慰不了她，那個蘇北人的事蹟無疑也是編造的，可是這樣説了彼此心裏都好過了一些似的。在這個女人的生涯中，再不會有真實的長久的快樂了。她使我們感到那樣地無望，一個人的快樂是怎樣失去的呢？失去之後還能再來嗎？
歌詠比賽是最後一個故事了。
各中隊列隊進場，幹警們穿了全套警服。兩首規定歌曲，兩首自選歌曲，由幹警們打分，如同電視裏的歌賽規則一樣：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得分為——各中隊依次上場，穿了各中隊自己規定的衣裝，個個精神飽滿，態度嚴肅，歌聲很整齊，使人們想起少先隊員的隊日。表現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隊，平時使隊長們最頭痛的"二進宮"中隊，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紅衣紅裙的女孩指揮下，齊聲歌唱，情緒十分激越。她們的分數遙遙領先，得了第一名。宣佈的時刻，三中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那紅衣女孩上台領獎時，竟流下了眼淚。而其餘的中隊都十分沮喪，臉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會後，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隊隊長跑到大隊部查分，説評得不公，並且，有一種流言開始流傳，那就是三中隊評為第一名，是因為隊長們鼓勵她們，讓她們早日改造完畢。而這一切，卻都使人們變得天真和純潔了，無論是幹部還是勞教。
歌詠比賽結束了，勞教們進了工場繼續做活。幹部們下班回家了，汽車在路上顛簸，落日在後窗上冉冉下沉，女孩們長久地快樂地議論着歌詠比賽的事情，這給隊長們帶來的快樂是和帶給勞教們同樣多的。我感動地想道：在這裏尚保留着一片聖潔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負了十字架的革命者從熱鬧的上海，來到了偏僻荒蕪的丘陵，披荊斬棘，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們以他們那雖然受挫卻依然虔誠的信念牢牢衞護着一支朗朗的行進着的隊列歌曲。他們三十年來，幾乎一直過着類似供給制的生活，一個五歲的孩子第一次進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驚異他説道：上海有那麼多的供應站啊！甚至三十年來，們還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沒有被四下包圍着的皖南口音異化，再甚至還稍稍地、隱隱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小偏見。它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而這些女人們卻帶着上海最陰暗的角落裏的故事，來到這土地上。她們來了兩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創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帶了最近的奇異而醜陋的故事來到這裏。這些故事好像水從河牀裏流淌似的綿綿不斷，從這裏流去，留下了永遠的河牀。
在那初次來到的暴熱的晚上，有一位隊長對我説：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一些，有沒有意義。她的臉隱在幽暗的燈影裏，看上去有些軟弱。我鼓勵她道："我覺得很有意義，你們的勞動使一些人變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們："你們相信嗎？""我想，我是相信的。"因為那是初來的日子，我這樣回答。"有時候送了一個人走，很快又接了她進來，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相信了。"她憂傷地轉過臉，沉默了很久。她的父親是最早來到白茅嶺的公安幹部，那都是一些帶了錯誤，懷了贖罪心情來到此地的開墾者。她又想説她父親的事情，張張嘴又打消了念頭，算了。過了一會兒，她轉回眼睛，説：在這裏，有一點好處。什麼好處？我問，在這裏，面對了勞教和犯人，你會覺得你比他們都強，都勝利，你的心裏就平衡了。我心裏奇異地感動了一下，我想，她是將我當成了朋友，才對我説了這樣深刻而誠實的心情。那一個夜晚，是令人難忘的，月亮很炎熱地懸在空中，四下裏都是昆蟲的歌唱。
白茅嶺的採訪應當到此結束了，可是過後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記錄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記着那個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為她的申訴提供幫助，她絕望的神情使我們耿耿於懷。他通過一些朋友關係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記錄的材料是驚人的，無法為她開脱，她對我們説了謊，效果還相當成功。這使我們對白茅嶺得來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們也許是虔誠而感動地一個接一個一共聽了十幾位女人的謊言，便覺得事情十分滑稽，卻也難免十分沮喪。
第二件事是我們受託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後遇到種種挫折，受人歧視，她曾先後來過兩封信給過去的隊長，前封信説：我如不是想到隊長你，我就又要進去了！後封信説：假如我又做了壞事，隊長你一定要原諒我，我實在太難了。我們十分周折地在一個菜市場後面嘈雜擁擠的平房裏找到了她，遞給她我們的名片，説如有什麼困難，可來找我們。她瞥了一眼名片，説：你們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寫幾篇文章，登在報刊上，便完了，你們幫不了我什麼的。我説我們願意試一試。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説："你們是幸福的人，不像我們，我們只有去買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覺得很幸福。你們以後不要再到我們這裏來了，你們如經常來這種地方，會變得殘酷的。"當我們説話的時候，總有許多人從門裏走出來看我們，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來。在這些前後捱得很近，以至長年照不進陽光的房子裏，有些什麼樣的生計呢？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覺得罪惡離這裏很近，只在咫尺之間。犯罪在這裏，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處在兩個世界的邊緣，稍一失足，便墮入了另一個世界裏。離開她家，我們上了汽車，紅綠燈在路上閃耀。
白茅嶺的故事就這樣過去了，有時候我會想：也許我會在街上、電影院裏、音樂茶座上，或者某地的賓館裏，又遇上我們所採訪過的勞教們，她們將穿了全新的服裝，以完全不同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她們也許會認不出我們或者裝作認不出我們，我們又將對她們説些什麼呢？我編織着這種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筆記本上還記錄着她們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過去看看她們中的某人，可是這些念頭轉瞬即逝，我想我是沒有權利在上海去打擾她們的，對於她們，白茅嶺已是過去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