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七
“你好像非常痛苦。”
“不是痛苦，是恐懼！”
“為什麼？”
“我好像越來越不習慣呆在我自己的身體裏。”
“人總是向着‘他者’逃逸的。”
“但是我的全部努力都是希望向着‘自我’追求的。只是在追求過程中，我發現‘自我’根本無法確定。”
“那是因為你丟了烏紗帽之後，也丟掉了政治抱負。要知道你曾經的全部信仰就是政治。”
“經過那場肅貪風暴後，我覺得過去的政治信念多少有點精神病態。”
“這麼説你已經沒有了信仰，也難怪，在物質世界極為豐富的今天，許多人已經不再以信仰滋養自己了。”
“那靠什麼？”
“靠偶像。”
“可是我現在的內心世界沒有任何可以確定的東西。”
“人們在猶豫的時候才會睜開雙眼。你有什麼打算？”
“我想創作一部長篇小説。”
“關於什麼的？”
“當然是政治。”
“該不會是自傳體的吧？”
“也許，誰知道，反正很想寫。”
“只是不知道你想通過小説創作尋找自己，還是逃向他者？”
“應該是一種尋找。”
“不見得，小説是給別人看的，別人是什麼？就是他者，或許你的主觀意圖是尋找自我，但是客觀上卻是一種變相的逃逸，正如你從官場逃到世俗世界一樣，現在你又想從世俗世界逃到小説裏。”
“你不認為我從前的政治抱負或許會在小説裏實現嗎？”
“也許能夠實現，也許是一種烏托邦。不過總算你又上路了，前面的路你會很孤獨，而且越成功越孤獨。孤獨是一種痛，當然也是一種快樂。”
“這很刺激。”
“這種刺激有自我的懲罰，也有快樂，是二者的結合，不過，我得提醒你，真理常常無從尋找。”
“起碼我有尋找的激情。”
“別忘了恐懼也是一種激情。”
“別打擊我，我知道你會幫助我。”
在完成長篇小説《廟堂》之前，我常常和我的靈感如此對話。辭職以後，我成了一個遊蕩者，我常常漫無目的地在東州遊蕩。如果有人踩着記憶之履遊蕩的話，那就是我。是我的靈感提醒我，與其用腳遊蕩，不如用心梳理，於是我躲在書房裏不斷地向我的靈感求教。我的靈感使我的生活變成了一次次的冥想。靈感要求我每天夜裏向它講一個故事，於是我白天睡覺，晚上將白日夢用筆寫出來，不到一年時間，便寫成了這部長篇小説《廟堂》。我之所以取名為《廟堂》是借用了范仲淹的那兩句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之意，誰都知道，“廟堂”指的就是官場。正因為如此，《廟堂》一書一經出版，便引起了東州官場的一片譁然。不，不是譁然，是震撼、憤怒、聲討、謾罵、打擊、恐嚇、報復，甚至下毒手。當然一切都是躲在暗處進行的。之所以會產生這麼嚴重的影響，是因為我將《廟堂》打磨成了一面鏡子，準確地説是我將我自己的心靈之鏡映射出的所有東西整理成了這部書，目的是尋找那個丟失了的自我，我不得不遺憾地説，我並沒有找到自我，彷彿“自我”從我的生命裏消失了，就像滑雪的人順着山坡滑進了山谷。雖然我在創作《廟堂》的過程中沒有尋找到自我，但是《廟堂》畢竟是一面鏡子，它散射着一些為信仰殉難的可疑而陳腐的氣息，這信仰不是別的，就是因崇拜權力而導致的*。*聽起來像是個答案，這是這個詞最厲害的地方。那些讀了《廟堂》的權力崇拜者，天真地以為自己就是時代的主宰。但是照了《廟堂》這面鏡子之後，他們看見了自己的原形，發現自己原來生活在一副死亡的面具後面。我不僅沒有尋找到自己的自我，還粉碎了他人的自我，當然就犯了眾怒，遭受聲討在所難免。最開始時有人聲稱再寫就要剁掉我的手，恐嚇我的竟然是一位副市長，當然他是通過黑老大給我遞的話。多虧那位黑老大曾經是朋友，我服務過的老闆曾經幫過他，當然那位副市長並不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以為黑老大是受他掌控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過去我老闆保護過這位黑老大。黑老大先是請我吃了一頓魚翅鮑魚，然後又洗了澡，在澡堂子的休息大廳，他勸我如果想繼續寫，還是離開東州為好，因為僅這一部書就將東州官場有頭有臉的人都得罪光了，如果再寫下去恐怕有性命之憂。和黑老大分手後，我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英雄氣概，我慶幸自己再也不用追求任何雕像的意義了，因為在我心目中權力那個巨大的黑影已經落在地上，猶如一隻死去的野狗。那具狗骸似乎已經被土地吸收了一半，但是蒼蠅們仍然不肯放棄它那*的肚子，黑壓壓的一大羣蛆蟲爬來爬去，我遠遠地望着這腐爛的一大團，似乎在蛆蟲中發現了自己從前的影子。“爛吧，”我情不自禁地感慨，“萬物終將回歸泥土。”
但是英雄氣概並未讓我躲過劫難，有一天晚上我獨自一個人從公園散步回家，在快到我家小區的小路上，突然後脖頸子一陣涼風，我便人事不省地栽在路邊，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裏，頭上戴着紗網，纏着繃帶，我老婆正坐在牀邊抹眼淚。不用我老婆解釋我已經明白了，醫生説我命大，磚頭再拍正一點，我就去另一個世界了。我實在沒有想到，一部小説竟然會讓一些人嚇得想要結果我的性命，這説明《廟堂》不是一面普通的鏡子，它是一面照妖鏡，這的確是我事先沒有想到的。出院後，我確實恐懼了一陣子，我老婆勸我離開東州，我思來想去沒同意，因為我現在只能靠寫作為生，既然我的筆可以讓邪惡的勢力心驚肉跳，當然就可以讓正義的力量信心百倍。這麼一想我有一種重獲新生的感覺。原來從開始創作《廟堂》那天起我的新生活就開始了，而在這之前的一切都是導言，是半黑暗的史前紀。然而我想得太簡單了，我在東州遇到的困境擴大到了全省。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全國的媒體都在宣傳《廟堂》，稱它是一把利劍，一把匕首，一柄鋒利的手術刀，然而省內的媒體對《廟堂》卻鴉雀無聲，我感到了不正常，但是並未往深處想，直到省內一位評論家寫了一篇關於《廟堂》的評論被省報拒絕，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那天省內的那位評論家將稿子交給了文化版的編輯部主任，主任一口承諾這篇稿子全文發表沒問題，可是很快這位主任又給那位評論家打電話告訴他對不起，報社主管領導將稿子槍斃了，評論家問理由是什麼，編輯部主任支吾了半天，在評論家一再要求下，編輯部主任壓低聲音唸了報社主管領導在稿子上的批示：“商政作為*書記的秘書，適合黨報宣傳嗎？”評論家聽後肺都快氣炸了，當時在電話中罵道：“他媽的，都什麼年代了，還搞株連！商政怎麼了？人家出污泥而不染，這麼大的*案乾乾淨淨地走出來，堂堂正正地辭職，官場上又有幾人能做到？這樣的人不僅應該宣傳，還應當大力宣傳，你們不宣傳也就罷了，還搞*，難道商政沒有*反倒有罪了嗎？不就是一部《廟堂》讓一些人看了不舒服嗎？他媽的這些人心裏沒有鬼會不舒服？”過後，這位評論家特意請我喝酒，並將這件事告訴了我，還鼓勵我千萬別停筆，他認為省內的情況很不正常，越是不正常，就越要將這種不正常公之於眾，他們越是諱疾忌醫，就越是要對其望聞問切，我們的社會從來就不缺乏唱頌歌的作品，缺的是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廟堂》寫得還不夠，要知道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的作家是社會的良知，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的作品是社會的眼睛。這位評論家的話讓我備受鼓舞，回家的路上，我發現路邊花園的一棟棟別墅如一座座墳墓一般幽暗地矗立着，雨後濃釅的花氣燻得令人窒息，一切都有點霧濛濛的，溽熱得很，不知為什麼，我心中有一種行將告別的奇怪滋味，我不知道要向什麼告別，我只知道尋找自我的路仍舊漫長，但是值得慶幸的是我不再用腳跋涉，而是用筆，因為筆會讓我走得更遠。這時我的靈感突然跳出來問我：“商政，是不是有一羣魔鬼正在你的腦海裏狂歡？”
“靈感，”我深沉地説，“我發現權力的動物園裏污穢不堪。”
“商政，你這是在尋求危險帶來的激動。”
“我喜歡觀看籠子裏的老虎。”
“你要小心，那籠子的門只是虛掩着。”
“不瞞你説，我還真想走進籠子裏試試它的兇殘。”
“你就不怕那籠子裏是一座監獄，自己被囚禁其中？”
“誰又不被圍在城堡中，要知道那可怕的孤獨是自我判處的刑罰。”
“也許你的所有努力都像西西弗斯一樣徒勞。”
“西西弗斯最可貴的是勇氣。”
“既然你已經決定了，那就為撒旦祈禱吧。”
“其實撒旦已經出現了。”
“誰？”
“你？！”
我之所以喜歡這則傳聞，是因為我一直認為文學之路也是從政之路的終南捷徑，如果運氣好的話，不比領導秘書升得慢，而且可能一步到位。如果這則傳聞是真的，那麼商政遇到的問題是由於他不知道小説為何物造成的，雖然説藝術來源於生活，但是不等於模仿生活、抄襲現實，寫作和從政一樣，都需要一份圓熟。當然既然這是我必須走的一條路，我自然會在這部長篇小説創作過程中給予全新的演繹，我一直沒有機會將我理想的宏圖變成現實，如果通過小説再現一遍，或許當運氣來臨時，應對起來更加從容。當然這畢竟是想象，而不是生活，或許演繹起來會陷入無言所説，無從説起，卻又不得不説的境地，但這又何嘗不是當今作家共同面對的難言之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