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晨我趕到辦公室上班時，發現一名瘦小的婦人正倚門而坐。快八點了，辦公室尚未開門。温度在冰點以下。起初我以為她蜷縮在那裏過夜，想利用門廊擋擋風，但她看到我走近時，她一下子跳起來對我説：“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個招呼，開始摸口袋中的鑰匙。
“你是律師嗎？”她問。
“是的，我是。”
“是為像我這樣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頭者，而那正是我們對每一個求助者要問的問題。“對，進來吧。”我打開了門，房間裏比外面更冷。我調了調取暖器，就我所知，它絲毫不起作用。我到廚房煮咖啡，順便找到了幾個不新鮮的油炸餅圈。我給了她那些餅圈，她很快就吞下一個。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我們坐在房間的前部，索菲亞辦公桌的旁邊，一邊等咖啡一邊祈禱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邁克爾。你住哪兒，露比？”
“我沒固定住處。”她穿一套灰色的運動服，棕色的厚襪子，腳穿一雙髒髒的廉價白色膠底帆布鞋。她年齡在三十到四十之間，骨瘦如柴，輕度斜視。
“來，”我微笑着説，“告訴我你住哪兒。是住避難所嗎？”
“過去是，後來不得不離開。差點兒被強xx。我有一輛車。”
我來時並未看到有車泊在附近。“你有車？”
“是的。”
“你自己開？”
“沒法開，我睡在車後座上。”
與往常不同，問她問題時我沒作筆錄。我倒了兩大紙杯咖啡，回我的辦公室，謝天謝地，取暖器終於咯吱咯吱地開始工作了。我掩上門，莫迪凱就快來了，而他從沒學會該悄悄地進來。
露比側坐在諮詢者專用的那張棕色的摺疊椅上，雙肩塌陷，整個上半身緊縮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彷彿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為你做點兒什麼？”我間，準備好各種記事簿。
“我為我的兒子而來。他叫特倫斯，今年十六歲，他們把他搶走了。”
“誰搶走了他？”
“市當局和收養人。”
“他現在在哪兒？”
“他們給帶去了。”
她的回答因為緊張而語無倫次。“別緊張，慢慢講。”我寬慰道。
她果然照我説的去做了。她毫不費力地看着我的眼睛，雙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談了起來。幾年前，她記不清確切的時間，那時特倫斯大約十歲，她和他獨自住在一間小小的公寓房裏。她因販毒而被捕，在監獄裏呆了四個月，特倫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獄時，把他接回來，從此開始了街頭夢魔般的生活。他們睡在小汽車裏，佔住在空樓裏，天氣暖和時睡在橋下，天變冷時住迸臨時避難所。她想盡辦法維持他上學。她在街上乞討；出賣她的肉體——她把這稱為“接客”；販賣少量的廉價可卡因。她什麼都於，供兒子吃飯、穿衣、上學。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斷毒癮。她後來懷上了，嬰兒一生下就被市當局接走了，那是個毒品嬰兒。
她對那個嬰兒似乎沒有感情，感情全寄託在特倫斯身上了。市當局開始盤問他們，這樣母子倆就陷得更深了，註定要漂泊街頭。萬般無奈之下，她只得求助於她曾幫過工的羅蘭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婦倆，子女全都長成，分開另過。他們在霍華德大學附近有一個温馨的小家。她願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們同意特倫斯借住，在後門廊的頂上有一間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掃過多次，特倫斯住再好不過了。羅蘭夫婦起初不太願意，最後還是同意了。他們那時候良心很好，允許露比每晚與她的兒子團聚一小時。他的成績上去了；衣着整潔，讓人放心。露比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與他同步：選擇更靠近羅蘭一家的施粥所；選擇不同的避難所以應付緊急情況；選擇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園、不同的廢棄車作落腳點。她每月拼命攢錢，每晚都來看兒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為賣淫；第二次是因為睡在法拉格特廣場公園的長凳上。也許還有第三次，但她記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發現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區總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區，但三大後就跑出來了，因為她想念特倫斯。
一天晚上當她和兒子呆在一起時，他盯着她的腹部問她是不是又懷孕了。她無法抵賴。誰是孩子的父親？他追問道。她無法回答，他罵了她而且衝她吼，最後羅蘭夫婦不得不趕她走。
她懷孕時，特倫斯對她很冷淡，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車裏，沿街乞討，每天見他之前度日如年，可這麼做換來的只是兒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時內，她呆坐在兒子寢室的一個角落，兒子自顧自地忙着他的功課。
露比説到這兒時痛哭起來。我做了些記錄，一邊聽她訴説。這時聽到莫迪凱噔噔的腳步聲，他好像在向索菲亞尋釁。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產下又一個毒品嬰兒，隨即又被市當局要走了。她產後在醫院中休息了四天，沒能見到特倫斯，出院後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倫斯成績優異，數學和西班牙語尤其突出。他還會吹長號，參加了學校的戲劇社。他想報考海軍學院，羅蘭先生曾在軍隊服過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狽不堪地去探望兒子，羅蘭夫人在廚房中迎面撞見她，於是發生了爭吵。雙方互相詈罵，羅蘭夫婦給她下了最後通牒。特倫斯站在羅蘭夫婦一邊，三比一。要麼戒毒，要麼就別指望踏迸羅蘭家半步。露比説她只想帶兒子走，可特倫斯説他哪裏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員帶着文件來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倫斯已經被領養，羅蘭夫婦是他的領養人，他已經與他們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內不沾毒品，否則取消她的探視權。
三週過去了。
“我要見我的兒子，”她説，“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嗎？”我問。
她飛快地搖搖頭，閉上了眼睛。
“為什麼不戒毒？”我問。
“進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個流落街頭的吸毒者怎樣才能進戒毒所，但現在是該弄清楚的時候了。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幅畫面：特倫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間裏，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遠離毒品，頭腦清醒，在羅蘭夫婦的指導下做功課。他們已經變得像露比一樣疼愛他。我能想見他在餐桌旁進早餐的情形，一邊喝着熱騰騰的麥片粥，一邊背單詞；羅蘭先生拿着一張晨報，與他用西班牙語交談。特倫斯生活無憂，不像我的可憐的當事人，生活在地獄裏。
而她竟要我幫她母子團圓。
“這需要點時間，明白嗎？”這麼説的時候我一點頭緒都沒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時問。緊急避難所的一張牀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這樣一個城市裏，不可能有多餘的牀位給癮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斷毒癮，否則你不能見特倫斯。”我對她道，儘量掩蓋語氣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濕潤了，一言不發。
我意識到自己對吸毒上癮知之甚少。她從哪兒得到毒品？購買毒品要花多少錢？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幾次快感？她要治療多長時間才能痊癒？去掉她十幾年來的痼習的機會有多大？
還有，市政府怎樣處理那些毒品嬰兒呢？
她沒有證明，沒有住址，沒有身份證，除了一腔苦水外一無所有。她似乎很願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該如何打發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亞尖利的叫聲使我回到現實。在她的周圍有人高聲呼喝。我衝向門邊，第一個想法就是又有一個像那位“先生”那樣的瘋子持槍闖了進來。
但進來的不只是一位持槍人。加斯科少尉又回來了，帶着一大堆幫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亞，她破口大罵，但毫不奏效。兩名身穿牛仔褲和運動衫的警察正準備動手，我走出辦公室的同時，莫迪凱也從他的辦公室裏出來。
“哈-，米基。”加斯科對我道。
“究竟他媽的怎麼回事？”莫迪凱的咆哮聲使牆壁顫動起來。一名穿制服的警察當時就伸手掏槍。
加斯科徑直向莫迪凱走去。“奉令搜查，”他説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凱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搶過搜查令。
“你們要搜什麼？”我向加斯科大聲道。
“還是那件東西，”他大聲回敬道，“把它交出來，一切都好説。”
“它不在這兒。”
“什麼文件？”莫迪凱看着搜查令問道。
“有關驅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沒見你起訴嘛。”加斯科對我道。我認出來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兩個分別是利利和布洛爾。“説説大話吧。”加斯科道。
“他媽的給我滾出去！”布洛爾慢慢移向索菲亞的辦公桌時，她狂叫道。
加斯科顯得胸有成竹。“聽着，女士，”他用慣常的嘲諷的口吻道，“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乖乖地坐下，閉上你的嘴；另一種是我們銬上你，讓你在車的後座上呆上兩個小時。”
一名警察正探頭查看兩側的辦公室，我感覺到露比在我身後放慢了腳步。
“放鬆些，”莫迪凱對索菲亞道，“別緊張。”
“樓上放些什麼？”加斯科問我。
“雜物。”莫迪凱答道。
“你的東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兒，”我説，“你在浪費你的時問。”
“我們不得不如此，你説對嗎？”
一個想進來諮詢的客户打開前門，裏邊的人全部嚇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內不住地遊移，最後停留在三個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嚇得趕緊退去。
我順勢打發了露比，我走進莫迪凱的辦公室，隨即關上門。
“文件在哪兒？”他低聲問。
“這裏沒有，我發誓，這是無端騷擾。”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説你偷了文件，他們認定文件在你身邊也是自然的。”
我想説些與律師身份相稱的聰明話，説些有分量的行話唬住他們，使他們立即停止搜查，趕緊離去，急切之間卻無辭以對。相反地，因為我的原因而招來了警察，事務所被搞得亂糟糟的，我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嗎？”他問。
“有。”
“你有沒想過給他們原件？”
“不行，那等於自己招供。他們無法證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還回，他們也知道我留下了複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鬍子，同意我的看法。我們走出辦公室，看見利利在索非亞旁邊的一張無人使用的辦公桌旁一下絆倒，文件撒滿一地。索菲亞高聲叫罵，加斯科依樣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動武。
我鎖上前門，以免外面的人看見，“我有個法子。”莫迪凱高聲道，警察個個瞪着眼想聽聽到底他有什麼法子，搜查律師事務所畢竟不像搜查一個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樣輕鬆。
“聽着，那份文件不在這兒，請相信我。你們可以檢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開，否則就違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嗎？”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聳聳肩，算是勉強同意。
從我的辦公室開始。六名警察，我，還有莫迪凱全都擠進那間窄小的辦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開辦公桌的每個抽屜，每次都使了好大勁兒才打開，我聽見加斯科低聲自言自語道：“辦公室真不賴哪。”
我把櫃子裏的文件一件件取出來，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處，我星期一才開始上班，所以沒什麼好搜的。
莫迪凱輕輕退出去，抓起索菲亞辦公桌上的電話。當加斯科宣佈我的辦公室已正式搜查完畢，所有的人都退出時，剛好聽見莫迪凱在聽筒上説：“是，法官大人，謝謝您。他正好在這兒。”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齒，他把聽筒硬塞給加斯科：“這是簽發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講話。”
加斯科不情願地接過話筒，好像話筒剛被麻瘋病人摸過。“喂，我是加斯科。”他發話道，聽筒離頭有好幾英寸遠。
莫迪凱轉向其他警察：“先生們，你們可以搜查這個房間，僅此而已，你們不能進兩側的私人辦公室，這是法官大人的口諭。”
加斯科含糊應道：“是，先生。”然後掛斷電話。
我們監視他們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時，他們一張張桌子搜過來，總共搜了四張，其中包括索菲亞的。幾分鐘後他們終於明白這次搜查是白費勁，於是就拖延時間，動作慢條斯理。每張桌子上都堆滿了很久沒打開過的文件，桌上的書籍和法律雜誌都是幾年前沒有人動過了。有些文件堆上佈滿了灰塵，有的蒙上了蛛網。
每份文件都被登記造冊，案件名稱被記下來，兩名警察負責記錄，加斯科和其他人報給他們聽，整個過程瑣碎無聊，毫無意義。
他們把索菲亞的辦公桌留到最後，她自己整理，依次報出每份文件的名稱，挑一些簡單的如瓊斯、斯密斯、威廉姆斯報給他們。警察們與她保持距離，她飛快地打開抽屜，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個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屜，沒人要看，我敢肯定裏面藏着槍。
他們走時沒打招呼，我為這次搜查向索菲亞和莫迪凱道歉，然後躲進自己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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