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着向我走來。我感到他那雙灰眼眸裏流露的暖流，便驚訝地想到自己為什麼不及早給他打電話呢。只有當我和他又在一起時我才明白，這段時期以來我的生活是多麼糟糕。為什麼我會這麼輕易地向死神妥協呢？僅僅因為它來自我愛慕並情願原諒她所做的一切的維卡嗎？或許是，但也可能因為我實際上就不是一個鬥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礙時我總是很容易讓步，我太容易放棄自己的想法，不善於竭盡全力克服妨礙我達到目的的一切障礙。
這次盧托夫沒和上次一樣穿西裝，而是穿了牛仔褲和跟他眼睛顏色一模一樣的淺灰色高領絨線衫。我、維卡及我那瘋母親住了許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兩室一廳，薄薄的牆壁根本不隔音。
“你臉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讓到一個硬邦邦極不舒適的沙發上坐下，一開口就這樣説道。
“為什麼説熟悉呢？”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那些客户剛來我們這幾時，臉上通常都是這種表情。您出什麼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沒有向盧托夫講訴維卡和她僱來的殺手，只是竭力想讓他明白，説我很想，正如盧托夫所説的那樣，成為他那個集體中的一員。
“我很高興，”他簡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曾告訴過您，我們是有規定的，凡是來找我們的人，都必須服從規定。而這些規定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有些人就拒絕在我們中心生活。”
“什麼規定？”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這個詞的極限意義上。您明白嗎，是極限意義上的。”
“我不明白，”我搖搖頭，“大家全都一塊兒睡覺，這是怎麼的？”
“那就太簡單，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大家全都相愛、相互信任、相互關心，任何人都不得對他人作惡。至於誰跟誰睡覺的事，則本着自願原則。但我們客户相互之間並不締結婚約。這是一條法則。”
“為什麼？”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如果兩人在你們中心相識並結了婚，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您如來了我們這兒，您就會明白的。現在討論這個沒有意義。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在客户之間履行結婚手續會使我們的經濟關係複雜化。而這是最重要也是最難辦的一件事。”
盧托夫不吭聲了，我緊張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馬上就該説出最要緊的話了。難道危機中心的客户應予遵守的某種規則，對我來説，居然會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棄想要活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嗎？不！無論盧托夫説什麼，我全都答應。這是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貧窮，或是與母親一起生活這樣一種無時不在的噩夢。
“我們的客户到我們這兒來，必須帶上他所有的家產。這家產將成為中心的財產。換句話説，它將屬於所有人，因為中心就是靠這些資金養活客户，發展和創辦企業、分公司，出版報紙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財產。假如我和維卡分割這些財產就能活命的話，我就不會坐在這兒了。問題的全部癥結恰恰在於我不能剝奪妻子的任何東西，除了衣服和化妝品以外，無論在哪兒，哪怕是在中心裏，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們，最少得帶多少財產？”我絕望地問道。
盧托夫輕鬆地笑了，從茶几上的瓶子裏給我倒了些礦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麼也沒有，那就什麼也不帶好了。我們不拒絕任何人。我們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窮人，問題的實質，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並不在於誰給我們帶來多少，而在於當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時，他能賺多少。從您加入我們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關係應當從所有種類活動中賦與你的一切，都將成為公共財產。中心將為所有客户提供豐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條件，體面的、用於購買衣物及個人用品的現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樣一份，而不是看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於發展。”
“您是不是説，掙錢少的人，是靠掙錢多的人養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這不是一種自產自銷的共產集體主義麼？剝奪和剝削那些善於經營的人，而養活那些什麼都不會做也不想做的人。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已經經歷過這個了，不是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證實，這不會引出任何好的結果來麼。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犯這樣的錯誤呢？
“我想説的是，那些掙錢多的人，要和那些掙錢少的人一塊兒分產。”盧托夫温柔地糾正我説，“任何經濟正常的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有錢公民向國庫交納高額税金，而國庫就是從這些錢裏，向領退休金者和窮人分發社會救濟金的。這很正確，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這樣一來有錢人照樣有錢呀，”我反駁道，“他們即使是在交納税金之後，也照住闊氣的大房子，乘貴重的汽車，而窮人即使得了救濟金也照樣貧窮，只是能使他們免於被餓死罷了。而您卻想把他們拉平。我不認為這樣做公平。”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你可曾想過這麼個問題，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需要心理學家和病態心理學家的幫助呢？我指的是這兒——即俄國。有一位偉大的智者説過，讓所有人在財產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時刻把所有人擁有的一切全部剝奪，然後重新分給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後又會怎麼樣？有人可使自己的財富增值，他們善於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則把它揮霍掉了，吃光賣盡了。於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個人將會以怎樣的精神忍受這種不平等，這取決於教養，而非取決於別的。由於我國在數十年當中好像並未有過什麼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過應有的調教。人們還不習慣於這種想法，即近鄰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別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廣泛流行、十分自然。這令人很惱火，他們無法與這種現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麼會這樣？——使他們發瘋。同在一所中學唸書，我是優等生，而他是個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學，而他是個傻混混，打架鬥毆，小偷小摸，一度還因為強xx蹲過班房；我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工程師，而他則又是酗酒又是泡妞，還和某個黑社會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個失業者，而他呢，出門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掛滿了蜂巢式電話。人們一旦感覺不到公正事物的邏輯性，便會失落。心理危機即來源於此。而來找我們的就是這些失意者，我們給他他鐘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來消除他的失意情緒。他不知道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因為，按照我們的規定，工資不會發到每個人自己的手裏。我們的客户就只在我們自己的企業上班，企業有嚴格的規定：所有現金全歸中心，客户得不到有關工資——無論自己還是別人的——任何信息。我們為所有人提供一樣的生活水平，而由於誰都不知道實際上他掙多少，而他的近鄰又能掙多少，所以，人們之間不會有嫉妒、惱恨和仇恨。如果一個人無法應付實際現存的生活條件，無法適應他所在國家的經濟條件，那我們就給他創造別的條件。這樣一來，他就能擺脱危機，對付好自己的難題了。”
“以後呢？”我問，“一旦他擺脱危機，他會離開你們嗎？”
“當然，”盧托夫又笑了，“我們誰都不阻攔。”
“離開的人多嗎？”
“不，沒人願走。在中心存在的這麼多年當中，還沒有一個人聲稱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難、他在其中根本就不願再活下去的那個世界。或許您對這一切暫時還不理解，因為您從未在一種愛、和諧與善意的氣氛中生活過。日常生活中，愛我們的，充其量不過是兩三個人而已，我想説的是，那種真摯、誠懇而又忘我的愛。我們與所有其餘的人處於戰爭狀態，或是往好處説，處於咬牙相互忍耐的狀態。我們中心的一切皆與眾不同。當然啦，並非所有人都能對他人懷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們中心，我們卻教會人們這樣做。在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指導下的小組和個人學習，我們這裏每天都要進行，而且，這是所有人的必修課。這是一種治療方法，沒有這種方法是辦不成什麼事的。”
我聽見外面的門吧嗒響了一聲，走廊裏傳來什麼人的腳步聲，於是，詢問地望了盧托夫一眼。他臉上的表情頓時變得嚴肅起來，他的禿頂、他的鷹鈎鼻，此刻使他酷似一隻兇猛的大鳥。
“請原諒，”他冷冷地説，“我離開一分鐘。”
他走出房間，把開着的門緊緊關上了。一個女人的説話聲傳進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憤地説着什麼，其中還夾雜着盧托夫的聲音，可我聽不出他們在説什麼，但我也沒費事去聽。一分鐘延長到整整十五分鐘，可我幾乎未曾察覺，只是萬分緊張地思索着聽來的一切。帶上所有家產離開嗎？像是一個教派。我聽説有這麼一些教派就對其信徒有類似的要求。可從另一方面説，關於宗教和信仰盧托夫幾乎什麼也沒説，只不過，是在我們的上次會面時，即幾乎一個月以前，他這麼説過。其次，有關教派創辦了自己的企業，併為其成員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為何從未聽説過。對他們來説，攜產出走的全部意義是這些資金可以支持整個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禱和宣揚其學説以外，是什麼也不做的。可歸根結底，對我來説，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我應當想的僅僅只是否對我是否合適，我的結論是否對我合適。甚至不僅僅是合適。我不必為財產而擔任何風險，因為我將赤條條光着身子加入他們一夥，只帶十幾件襯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卻可以得到一種我擅長也喜歡的工作。比方説，就負責上次盧托夫對我説過的那套電視節目如何。而如果它們的節目沒搞成，那也不要緊，不是還有報紙嗎，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個新聞記者。如果我今天就對維卡提出離婚，並且無需分割財產的話，那她也就不會再想殺了我了。她會取消其協議的。麻煩的只是母親，對她，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盧托夫回到屋裏，緊跟其後的是個女人，約四十歲的樣子，兩眼哭得已經紅腫了。她雙手端着托盤，裏面有茶壺、咖啡杯、糖碟和一個大盤子，盤裏如一座小山似的堆着色彩誘人、清香四溢的圓圓的小白麪包。那女人不知為何詭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時臉上掛着微笑。
“請便。”
她手腳麻利地把杯子擺放在桌上，歸置好麪包碟，畏畏縮縮地看着盧托夫。
“還需要什麼嗎？”
“不需要了，去吧。謝謝。”他像對僕人似的對她點點頭，冷冷地説。
女人退了出去，輕輕關上了門。也許，她是盧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樣子，他們的家庭生活同樣也不順。真是怪事，沒別的！我還以為，在一個如盧托夫這樣的男子那裏，一般説是不會再有什麼事的，女人篤定會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連我都能影響的話。
“您妻子做的飯好極了。”我讚賞道。説着咬了一口軟乎乎、熱嘖嘖的麪包。
“她不是我老婆。”盧托夫簡短地説。我明白他不十分願意討論一個剛哭過鼻子就給我們上菜的女人，“您還有什麼問題嗎，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他又回到了我們先前的話題上。
沒時間了！要是我還有幾分鐘時間可以思考的話就好了。可我必須馬上作出決定，儘快跟維卡談談離婚的事，要不然，帶消音器的手槍隨時有可能向我發射子彈。
“或許，一切在我來説都已經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騰騰地説，邊説邊精心斟酌着合適的語句。我想問一問有關母親的事，説明一下情況，與此同時，又不能透露有關維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親是個心理有殘疾的人。現在她一個人生活，可這越來越成問題了。我本想給她僱個家庭服務員，或讓她住一所好的學生公寓，可如今這一切都變成這樣……我不想細説了，這純屬我們自己的家庭問題，可我現在沒錢，一分錢都沒有。我已經到了無處可棲身，無錢可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這兒來，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親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會管她呢。”
“您離婚不就完了，”盧托夫提醒道，“我預先告訴過您，已婚者是不能成為我們的客户的。不然，他們的妻子就有權要求得到我們客户收入的一部分，這會引出一大堆麻煩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連忙説道。讓他們的規定和麻煩都統統見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與維卡離婚，僅僅是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條小命。我當然會在最近就辦好離婚手續的，我們沒有孩子，財產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並不複雜，會進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為這樣，我無法指望將來我的前妻會去照顧我的母親，我想付錢請人來照顧她。
“您母親住的房子怎麼樣？”盧托夫同情地問。
“跟您住的一樣。兩室，總面積46平方米，卧室23平方米。混合間一間14平方米，一間9平方米。”
“這問題好解決，”他安慰我道，“只要您來我們這兒，這問題好解決。我們為您提供住處。這樣一來，您母親的房子您作為個人已經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來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説，您可以把房子賣了，用賣來的錢支付您母親住私人診所所需的費用。您還可以把房子賣給國家，把母親安排到養老院。或者僱一個家庭服務員，把母親的房子就註冊在她名下。許多人都是這麼做的，誰照顧您誰得益。您還可以把她的住宅換成公寓裏的房間，領取很大一筆補差款，用這錢來僱服務員。我很瞭解您，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由於某些原因您不願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親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親外，您無處可去。如果您到我們這裏生活，一切都會順順利利解決。還有什麼問題嗎？”
“再沒有了，”我鬆了口氣，“你們要求我採取什麼步驟呢？”
“就只是離婚。離婚後您來找我們，跟我們的律師見面，辦好您自己財產處置權的所有文件，然後搬進我們為您找的房子。剛開始您恐怕得和別人做伴，但您的同屋最多就兩個，而且你們每個人都將有自己的房間。有關這一部分您還有什麼願望嗎？”
“我還能有什麼願望呢？”我為自己還有能力開玩笑而吃了一驚，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徹底失去了這種能力。“當然，我希望我的同屋能是漂亮的女人。即使不年輕，至少也得漂亮。如果連這也辦不到，那最好是抽煙的男子，但不要喝酒的。”
討論轉入了實際問題方面，就好像所有最複雜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所有決定已經做出了，如今可以探討細節問題了似的。實際上我也的確感到一陣不可思議的輕快感，就在昨天，我的所有問題還顯得無法解決，今天便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根本不必死於殺手的槍下，我可以活下來，而且我不是跟一位瘋瘋癲癲的老太婆，也不必參與公然或隱瞞的犯罪，只為了掙一口吃食。從物質方面看，我完全可以過得極體面，可以幹自己能幹、也有興趣乾的事。除此之外，維卡也無需蹲監獄。我能幻想比這更好的結局嗎？
與娜斯佳-卡敏斯卡婭不同，偵查員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喜歡調查經濟犯罪，而且，她幹得相當不錯。她不喜歡辦兇殺案，但在休產假之前，她得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局長對她説：
“塔姬雅娜-格里戈裏耶夫娜，努力在剩下的一段時間裏把您實際上能完成的事都做完了吧。其他的，我們會交給其他偵查員的。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調查期限還不太緊的案子上，把不容再拖的案子先搞出來吧。”
回到她與其他兩位偵查員共用的辦公室後，塔姬雅娜取出文件夾，從中取出刑事案件名錄，用鉛筆標記出期限已過，或是眼看就要過期的來。在她經管的項目裏屬於這一類的刑事案件共有18件，並且其複雜程度各有不同：8件住宅盜竊案，3件搶劫案，4件以不可思議的巧妙方式實施的詐騙案，1件強xx案，2件兇殺案。在這18件案子裏，應當首先辦的有3件。對一家儲蓄銀行的搶劫案，由塔姬雅娜分管已經不知道有幾個月了，確切地説，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接手的這個案子，當時她剛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的一家區內務部門工作。而在此之前，儲蓄銀行搶劫案是由另一位偵查員負責的。破案期限已經延長兩次了，但調查卻無任何進展，塔姬雅娜看不出有任何跡象，能在最近幾個月裏了結此案。當她翻到一件簡單到了可笑地步的案子時，她嘆了口氣，把卷宗堆到一邊，心裏明白，她得把這些材料交給第三位偵查員了，而且，還得聽候局長的訓斥。得，反正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現在翻到的是詐騙案。與先前那幾份卷宗不同，這個卷宗鼓鼓囊囊，騙子是幾個十分狡猾的小夥子，在他們被捕之前，他們居然“加熱了”將近三十個人和近十家組織。此刻，犯罪團伙裏的六名成員已經在押，但此案卻怎麼也結不了，起訴書也沒法寫，因為，正如通常在此類事上常見的那樣，受害人一方出了些問題。這些人幾乎都不是莫斯科人，尋找和審問這些人都需要時間，這些人並非總在一地，而是全國各地到處跑，不是到國外療養，就是辦事，他們拒絕提供證詞。後來，儘管還是提供了，卻顛三倒四，錯誤百出，連篇謊言，最後，竟又翻證。本來早就該讓他們對質指認了，可時間過了這麼久仍然……塔姬婭雅娜喜歡辦這類案子，當她終於順利地把那些傢伙送上法庭，她會幸福地長出一口氣，然後跑到商店，給自己買一件像圍巾卡子或新型指甲油之類的非常可愛的女性用品。
最後一件是兇殺案。事發已經快兩個月了。卷宗裏材料已經攢了不少，而頭緒還沒理出來。兩個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必須作出決議，或是“鑑於應予起訴其刑事責任的人犯無法判明”而終止此案，或是請求延長預審期限。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終止破案。儘管這麼做沒什麼了不得的，人們不會為此而指責任何人，但對她本人來説，每一件被迫終止的案件，都會成為一個小悲劇。對她來説，終止破案就等於當眾宣告自己無能，宣告自己已經黔驢技窮了，宣告自己的理性和想像力資源亦已告罄了。每次她都有一種感覺，即某人，比方説，局長或是監督偵查工作的檢察官，抑或某個普通的偵查員同事，發現了這件案子，只看了一眼，就找出了許多“破綻”和“漏洞”，就想出了浮在表層一眼就可看出的新方案，而塔姬雅娜卻沒想到；就能發現證詞中前言不搭後語的地方，抓住它，就能從中找出必要的信息，而卻被塔姬雅娜給忽略了。
問題的實質如下。一個名叫英娜-帕施科娃的年輕女性的屍體在她自己的家裏被發現了。帕施科娃是個單身，發現她屍體的是警察，鄰居向警察局報告，英娜失蹤好久了，可是，從她家裏溢出一股可疑而難聞的怪味，於是，警察破門而入，發現了她的屍體。死者的身上有被折磨和拷打的痕跡，她是因失血過多而死的。
原來，英娜-帕施科娃是搞“去毒眼、祛邪，恢復夫妻性生活、治療性無能”的。至少，她定期刊載於報紙上的廣告詞就是這麼説的。因此，偵探和偵查員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帕施科娃——其化名伊涅薩反倒比她的真名更有名——的所有客户，推斷是否有下列動機——搶劫、報復、心理病態。在搶劫過程中起意殺人這一方案可能性較大，伊涅薩是個並不算窮的太太，她家裏的陳設毫不含糊地證實了這一點。報復可能來自某個男客户（或女客户），帕施科娃對之儘管信誓旦旦地做過保證，但未見效，卻拿了人家好多錢。至於變態心理也完全有可能，因為來找伊涅薩看病的人，多是一些無力解決自己的難題，而向彼岸力量祈求幫助的人。因此，這些人真誠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而這距變態心理已經不遠了。
最大的難題產生於搶劫殺人這一方案中，由於——正如上文所説——帕施科娃是個單身，因此，誰都無法確切説出她有沒有貴重物品，以及她藏此貴重物品的地方。沒有發現她有親密的女友。當然，鄰居們肯定，説她有過一個外表可人的男人，約四十歲上下，他們以為這男人是她的情夫，可他究竟是什麼人，那就無人知道了。伊涅薩的生活方式是封閉的，她既不叫鄰居來家做客，自己也不和鄰居交往。況且，她的鄰居們都有點怕她，背地裏偷偷把她叫做“女魔法師”，與這樣的人為鄰，他們根本不指望能有任何好事。
這個被當做“情夫”的人的身份仍然無法確定，這一事實導致了另外一種方案：即殺死帕施科娃的是他，或是出於嫉妒，或是由於其他原因。但是先得把這個傢伙找出來。儘管人們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給找出來，伊涅薩的熟人和親戚中，無人能叫出此人的名字，這倒不是由於她極其小心謹慎地隱瞞此人的名字，而不過是因為一般説她天性就喜歡神神秘秘的，而且，早就養成了不顯山不露水的習慣。
“您想要什麼呀，”帕施科娃的姐姐在接受問訊時説，“她是一個魔法師。她應當被神秘所包裹，被一層神秘的幕布遮住，要不然誰會相信她呀。英娜從小就喜歡弄這些稀奇古怪的事兒。我和父母有意勸她考醫學院，指望純科學能把她腦袋裏那些古怪念頭統統清理掉，可她剛一領到文憑就説：‘現在我懂得更多了，而我懂得越多，對不可知的信仰就越堅定。’於是我們對她都絕望了，算了吧，就讓她如她所願那樣生活好了。最近兩年多以來，她幾乎從不回家，只是偶爾在父母過生日時才回來。來了也只呆半小時，吻了父母，送了禮物，就又走了。我們並不生她的氣，內心深處還很高興，因為她並不經常回家。我們羞於跟鄰居説她，大家都知道她在於什麼，背地裏都嘲笑她。況且，跟你們説吧，在她交往的那些人中，招人喜歡的人太少，全都渾身上下透着陰沉，永遠一身黑衣服，眼圈都是黑的，説起話來慢慢騰騰，甚至可以説那不叫説話，而是吐字。總是愛扮什麼魔法師。”
“這麼説，您不相信她真能去毒眼祛邪了？”塔姬雅娜問道。
“那還用説！當然不能。全是胡説八道。”
帕施科娃父母所説的，也與此大致相仿。偵查員無法發現比這更有價值的其他任何信息來源，因此，決定以偵查方式對伊涅薩的客户展開調查。這件事同樣也不好辦，因為想去毒眼和恢復夫妻性生活和諧的人，寫明其姓氏、住址和電話號碼的人名單，不知何故，並未掛在最醒目的地方。帕施科娃有過記錄，但都混亂無序，有一搭沒一搭的，至少在找到這文件的偵查員看來是這樣。這些記錄裏或許有一種體系，但卻只有死者本人才知道如何破譯。筆記本里詳盡記錄了求診原因、病人來求診的問題、其現實動態（如果是重複求診的話），但卻連一個人名也沒有。本上只有一些字母和神秘的假名。只有摒棄本上記錄的問題的實質，調查才能取得進展。比方説，假設有個女人來找伊涅薩，請她給她家裏祛邪，因為僅在一年之中，一連串災難就降臨到了她的頭上：丈夫猝死，女兒、女婿和小外孫女死於車禍，成了孤兒的小外孫又得了重病，此外家裏還又失了火，那麼，把嘎伊①的記錄與消治管理局的記錄兩相比較，即可找到這個女人。為了查明究竟有誰找過伊涅薩，用了兩個月時間，但事情還是很緊迫，因為只找到幾個人。但塔姬雅娜並未失去希望，她知道要想求診於一個算命者和魔法師，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找過之後，肯定會有熟人又找過她，而去過的人便會向熟人讚揚一番，給以肯定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伊涅薩的客户們之間肯定認識，只要對已知的一個實施嚴密監視，肯定能順藤摸瓜找出其他所有人來。需要的只是耐心，不能馬虎。
①嘎伊——國家汽車管理局的簡稱。
對伊涅薩的客户監視結果，每週一次彙總到塔姬雅娜這兒來。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成果，如果説剛開始從帕施科娃的筆記本里，能查明身份的只有四個人的話，那麼，到今天，被調查的“毒眼人和中邪者”人數，已經達到十一人了。其中有些人給人的印象是絕對正常的，但也有些人的行為極其可疑，而且，主要反映在這些人的心理健康方面。對這類人需要更加嚴密注意，但説實話，根本不可能找到有願望和耐心做這件事的人。人手從哪兒來呀？一個叫伊涅薩的魔法師，這可不是您那位戈托夫齊茨女議員。況且此案不屬於部長監控範圍。對於偵查員和“發現者們”的工作，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並不十分滿意，但她很瞭解他們工作的全部複雜性，而且，她始終希望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終會被發現。需要做的只是要善於等待。至於延長偵查期限，這一點對她永遠都不成其為問題。今天一上班，她就瞥了卷宗一眼，於是想起，在過去的一週中，她還沒有找到新的情報呢。塔姬雅娜拿起話筒，給和她一起在帕施科娃兇殺案組工作的偵查員們打了個電話。偵查員們聲音裏不帶絲毫愧疚地道了歉，答應明天一大早就把簡報送來。
“好吧，明天就明天。”塔姬雅娜想。於是她又忙起另一件案子來，這件案子的六名同犯，此刻正在牢裏。
第二天，有關魔法師伊涅薩客户的定期情報擱在了她面前。塔姬雅娜很快讀完簡報，沉思地把玩着手裏的圓珠筆。她把筆帽擰下，見筆芯快沒油了，在抽屜裏找了根新筆芯，一絲不苟地換下了舊筆芯，很有意思！在帕施科娃的客户中，有個叫盧託娃的女人，前天，即星期日，有個人去了她家，而此人不是別人，恰好正是“素面朝天”節目的主持人烏蘭諾夫-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先生本人。也就是前不久娜斯佳-卡敏斯卡婭想把塔姬雅娜“撮合”到電視上去的那位烏蘭諾夫。可這個節目的編導和記者，卻死於汽車爆炸……烏蘭諾夫先生周圍的死屍難道不嫌多了一點嗎？當然，三具死屍中，只有兩具關係很近，而第三具，老實説，離得稍遠了點兒，看不出有任何關聯，可是，畢竟……
“不管怎樣，對帕施科娃兇殺案總得做點什麼才好，幹嗎要總是坐着一動不動呢？”塔姬雅娜決斷道。於是，她撥通了娜斯佳的電話。
“喂，我剛剛想了想你有關‘素面朝天’的那個選材。”
“結果吶？”
“我或許會同意，如果你真的認為有必要的話。”
“丹尼婭，如果你是為了我才做這事的話，那就犯不着了，”娜斯佳不同意，“伊拉説得對，過分激動對你沒好處，而和烏蘭諾夫打交道只能使你精神負擔加重，不會有任何好處的。”
塔姬雅娜在電話裏笑了。
“娜斯堅卡，我親愛的，能令我激動的人還沒生下來呢。空着兩手休想抓住我，況且，我也不是烏蘭諾夫那號人，那麼容易被説動的。你別忘了，我的警齡都快十五年了，我早已就不是什麼小姑娘了。此外，我核計了一下錢，才明白，真的需要做廣告了。當然，我是不會參與什麼洗錢之類的事的，我對自己更看重，但是，如果你的那位朋友多羅甘想通過電影來體現我的構思的話，那麼，我對節目的參與肯定於他有利，而電影本身反過來也對我的出版商有利，所以，歸根結底，對我本人也有利。這樣我就能把稿費提高一點了。”
“這麼説我可以轉告多羅甘，説你同意了？”
“是的。”
“那麼，劇本呢？”
“不寫。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讓步的。”
“好吧，”娜斯佳高興地説，“我還要再等一會兒，好讓你再考慮一下錢的問題。最後破滅的總是希望。”
當然，魔法師英娜-帕施科娃被殺案的調查進行得並不很順手。案情進展得疲疲塌塌，慢慢騰騰，時有間斷。但從另一方面説，我的好先生們吶，你們自己不妨瞧一瞧，這案子不這麼辦，還能怎麼辦才好呢？同時歸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經手的案件，有18件之多。她這還算是走運的呢，有些偵查員經手的案件，已達30件之多了。現在，你倒是算一算，一晝夜有幾小時吧。您算清了嗎？從這裏面，還得減去睡覺，從家裏到班上，然後從班上到家裏的路程，減去吃飯及其他小事，其中包括定期做婦女諮詢這項工作。這樣一來，一個工作日剩下的時間就不足10小時。結果是，平均每天用在一件案子上面的時間只有半小時。可在半小時中您能做多少事呀？這是指在理想狀態下。讓我們再看一看實際情形怎樣，您把嫌疑犯押上來審問，跟他折騰了兩個小時——喏，您瞧吧，您的時間超額支出了，這兩小時您要辦四件刑事案。不難理解，誰都不會把工作日分割成一塊塊的，誰都不會每30分鐘辦一件案子的，由此可見，有些案子根本連摸都甭想摸。辦案時間不是按幾天算，而是按幾星期算的。英娜-帕施科娃兇殺案就正是這樣。手捫胸口説句實話，最令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激動不安的，是那些上當受騙的人，他們完全信任地把自己最後一筆存款交給了那些騙子，而不是那個可疑的許諾能去毒眼祛邪，還夫妻以相互理解的愛情的女魔法師。
可現在情況不同了，當兇殺案裏閃現出了亞歷山大-烏蘭諾夫的身影時，儘管此刻還隱隱約約，但也足以令塔姬雅娜身上的某種意識甦醒過來了。也許是她對一味因循感到內疚了，也許是興趣冒頭了，或許是別的什麼，反正，她開始着手工作了。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偵查員們尋找帕施科娃在醫學院時的同班同學。如果據推理判斷，早就該做這件事了。英娜是六年前從大學畢業的，三天以後，一份她可能與之説過話的人的名單放在了塔姬雅娜的桌上。又過了一天，偵查員們把另一份比前一份更短的名單交給了她。在帕施科娃那些如今尚在莫斯科可以聯繫得上的所有同班同學中，能清楚記得英娜的，只有五個人，而這五個人中，又只有兩個能多談一點有關英娜的印象，其餘的則只會説，她“是一個好漂亮的小丫頭，就是很不好接近”。於是，塔姬雅娜決定跟這兩人好好談一談。
可是，她的算盤又落空了。那兩個證人，確切地説，是一男一女，是不久前剛離婚的一對夫妻，他倆大學畢業後，與帕施科娃沒有任何聯繫，對於她的遭遇，一點兒都不知情。關於大學時代的事，他們都很健談，講得也很詳盡，但卻沒有任何有趣的內容，就只是對死者的個性做了一番評價而已。他們説，英娜的性格壓根兒不封閉，並不難相處，她只是裝樣子，好不讓別人總纏着自己而已。她對神秘論、魔法、靈魂學和彼岸力量很感興趣，可是，由於在大學醫學生中，這隻能惹人恥笑，所以，這小姑娘便竭力掩飾自己的嗜好。跟朋友在一起時，她很活潑，很好相處，喜歡跳舞，甚至可以玩一整宿後，在一大早精神飽滿、精力充沛、沒有絲毫倦意和醉意地趕去上課。這對夫妻證人早在參加高考時就和英娜認識了，所以，他們三人一同度過了六年的大學生活。這兩人的愛情發展得很快，並且就當着英娜的面，以結婚的方式導致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但英娜卻從未妨礙這一對幸福的戀人，相反，他們三人已經習慣總在一起，所以，一旦英娜不在場，兩人好像總覺得缺了點什麼。一旦他倆吵架，她就是他倆的“姘婦”；當女友找到機會在外面和情人過夜，她就在“父母”面前為她打掩護；如果他倆或是鑽進某個空住宅，或是在城裏漫遊而逃課時，她會把自己的筆記讓給他們抄。這一對未來的夫妻始終感到奇怪的是，一個如英娜-帕施科娃這樣漂亮的小美人，竟從未有過戀愛。可從所有跡象看，英娜自己根本就不把這當回事，也沒有為此而痛苦。只是大約在五年前時，有一次，她一連幾天都不見人影，後來又出現了，説她墮胎了，他們才明白，他們的女友畢竟還是體驗過性生活了。可接着又驚訝她如何能把這樣的事瞞得滴水不漏。
“你們猜不出她跟誰有過戀愛嗎？”塔姬雅娜問。
“嗯……猜當然是猜過。可還是猜不出，英娜到了哪兒也沒説。老實説，我們也沒太認真注意她。”
“英娜為什麼必須得——如你們自己所説的——掩護你們，好不讓父母知道呢？”
“噢，他們是一對醫學上的冤家對頭！我和瓦洛佳都出身於醫生家庭，是祖傳醫生。而我們兩家的祖輩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我父親曾經把瓦洛佳母親的論文給槍斃了，從那之後兩家之間開始了一場漫長的爭吵，弄到寫匿名信的地步。無論是他的父母，還是我的父母，都決不允許我倆結婚的。所以，我們總是三個人一起玩，好讓人家看不出我們有任何戀愛關係。我們結婚一年後，還把結婚這件事向他們隱瞞着。只是到我快生孩子時，才告訴他們。”
“那麼，你們被原諒了？”奧布拉茲佐娃好奇地問。
“哪兒的事啊，他們能原諒嗎！”女證人從心底發出一聲感嘆。“您知道，跟常見的情形一樣：衝突已經持續了那麼久，以致衝突已繹成為目的本身，開始獨立存在了，而且，它並不在互相仇視的雙方的腦袋裏。衝突存在着，並使他們的行為乃至他們的一生都屈從於它。我們被可恥地趕出了家門。可是，誰知道呢，或許他們對。我們的婚姻還是破裂了。”
塔姬雅娜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了。一切都再簡單不過了。三個年輕人，其中兩個是小姑娘，在高考中認識了。隨後，小夥子和其中一個姑娘戀愛了，但是，為了不致驚動雙方父母，再沒有比三人一起去玩更方便的了。實際上，一對相愛的戀人完全為對方所吸引，他們根本就顧不上他們的女友，而女友像一道屏風給他們打着掩護，他倆無論到哪兒都要帶上女友以便避人耳目。而英娜呢，根據現有情況判斷，並未因此而生他倆的氣，要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説，她同樣需要他倆，其目的不過是為了不致感到自己完全孤獨。而之所以會這樣，並不是因為這對戀人也有同樣的興趣，而是因為實質上英娜對他們來説根本上就無所謂。倒也是，屏風是用什麼做成的，是用絲綢還是用硬紙板，那又有何區別呢？只要它能行使其功能，為他們擋住閒人的耳目就行了。在此情境下，就是擋住其父母的耳目。但是，和他們在一起，對英娜也有好處。這樣就不會有人對她像對一個靦腆的女孩那樣了，她屬於一個氏族，這氏族雖然小得可憐，它統共只有三個人組成，但在這方面，這氏族和其他所有氏族是一樣的，這樣她就感覺不到自己是遺世獨立的人了。他們在一起相處就像朋友，而這兩個朋友是不會取笑她的。可大學畢業後他們不再需要英娜了，這對秘密夫妻反正終究得合法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對英娜在上五年級時，究竟為了誰的緣故而墮胎的，老實説，根本一點都不感興趣。得，墮胎就墮胎唄，你倒想想看，多麼了不起的大事。
“據你們看，帕施科娃在大學學習期間的戀人，究竟是誰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説我不知道他是誰，他叫什麼。他不是我們的人，不是大學裏的。我們領到文憑後，英娜説，她想去給個什麼人看她的文憑。又説‘我還得上他那兒通過寄宿學業呢，得讓他知道一下’。這不，當時我和瓦洛佳斷定，她可能愛上了一個醫生，這醫生準是對她的能力產生了懷疑，他們肯定在這一點上發生爭執了。”
“那麼，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樣？”塔姬雅娜又問道。
“一般吧，”女證人聳聳肩道，“英娜很努力，拼命學科學，不像我和瓦洛佳。我倆更關心的是對方，而英娜呢，則是醫學。她沒當實習醫生這才怪呢。我倆就甭提了，我倆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過的路，對醫學一點都不感興趣，所以，只要一有機會，就逃課。我後來又上了會計班，現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脱離了醫學，儘管也沒像我似的走得太遠，他搞的是醫學工業，是生產設備的。可英娜……她喜歡醫學，本應成為一名醫生的。”
又過了一天，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又得到情報，是關於英娜何時在哪兒上的寄宿學校，此外，還有當時診所所有醫務人員的名單。她一眼看到的第一個姓氏，就是醫學博士B-M，戈托夫齊茨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