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人傳統的道德理想。而《論語》中孔子與他的學生們談到理想時，並不認為志向越高遠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個人內心的定力與信念。
無論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實現所有理想的基礎，在於找到內心的真正感受。一個人內心的感受永遠比他外在的業績更加重要。
我們今天該如何理解理想的含義呢？孔老夫子的觀念和現代人對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
翻開《論語》，我們看到，樸素的字句後面常常閃耀着一種理想之光。
孔夫子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這句話在民間流傳得很廣，意思是説，一個人的志向至關重要，決定了他一生的發展和方向。
所以孔子在教學生的時候，經常讓學生們各自説説自己的理想。在《論語·先進》篇裏面有一個比較罕見的完整的段落叫做《侍坐》，記載的就是孔子如何跟學生一起暢談理想。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我們把這段文字轉換成今天的話就是：這一天，孔子的四個學生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華陪老師坐着。孔子很隨意地跟他們講，因為我比你們年紀大，老了，沒有人用我了。我平時老聽見你們説，沒有人瞭解我的志向啊！假如現在有人瞭解你們，打算起用你們，你們能做什麼呢？
子路是個急性子，聽老師這麼一問，不假思索就回答説：“給我一個擁有一千乘兵車的中等國家，這個國家夾在大國中間，外有被武裝侵略的危險，內有糧食不足的危機。假如讓我來管理它，不出三年，可以使人人振奮精神，並且懂得什麼是道義。”
按説子路的理想比較遠大，對於那麼看重禮樂治國的孔子來講，假如自己的學生真能有如此業績，可以使一個國家轉危為安，他應該感到很欣慰吧。沒有想到，孔子的反應不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點不屑。“夫子哂之”，微微冷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就接着問第二個學生：“冉求，你的理想是什麼？”
冉有名求。他的態度比起子路顯然要謙遜很多，沒有敢説那麼大的國家，那麼多的事。他説：“假如有一個方圓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國家讓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光景，可以使老百姓們豐衣足食。至於修明禮樂，那就要等待賢人君子了。”他的意思是説，在物質層面能做到使百姓富足，但要萬眾齊心，對國家有信念，做到禮樂興邦，那我可做不到，還是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來吧。
他的話説完了，老師依舊未置可否。接着問第三個人：“公西赤！你的理想是什麼？”
公西華名赤。他就更謙遜了一層，回答説：“非曰能之，願學焉。”先亮出自己的態度，我可不敢説我能幹什麼事，現在老師問到這兒，我只敢説我願意學習什麼事。然後他説，在進行祭祀或者同外國會盟的時候，我願意穿着禮服，戴着禮帽，做一個小小的司儀。他對治理國家，管理人民這些事都沒有説。
大家會看到，孔子這三個弟子的態度一個比一個更謙遜，一個比一個更平和，一個比一個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點，而不是終端的願望。
在今天看來，一個人的發展，最重要的往往不在於終極的理想有多麼高遠，而在於眼前擁有一個什麼樣的起點。我們往往不缺乏宏圖偉志，而缺少通向那個志願的一步一步積累起來的切實的道路。
到此為止還有一個人沒有説話，所以老師又問了：“點！爾何如？”曾點，你想做什麼呢？
曾皙名點。他沒有立即説話，《論語》對此寫得惟妙惟肖，叫做“鼓瑟希”，大家聽到的，先是一陣音樂的聲音逐漸稀落下來，原來剛才他一直在專心致志地彈着瑟，聽到老師問自己，他讓瑟聲逐漸逐漸緩和下來，緩和到最後一聲，“鏗爾”，噹一聲，把整個曲子收住。像我們熟悉的《琵琶行》所描寫的那樣，“曲終收撥當心畫”，讓樂曲有一個完完整整的結束。曾皙不慌不忙，“舍瑟而作”。什麼是作呢？那個時候人們是席地而坐，學生聽老師講課或者大家聊天，都是跪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當要回答老師的提問時，要站起來以表示恭敬，這就叫“作”。曾皙是把瑟放在一邊，然後畢恭畢敬站起身來答對老師的問話。
從這樣幾個字的描寫能夠看出什麼來呢？可以看出曾皙是一個從容不迫的人，他不會像子路那樣“率爾”而對，而是娓娓道來，成竹在胸。他先是徵求老師的意見，説，我的理想和這三位同學不一樣，能説嗎？老師説，那有什麼關係呢？就是要各人談談自己的志向嘛。
這個時候，曾皙才從容地開始闡述他的理想。他説，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時節，就是陰曆的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裝，在這個大地開化，萬物復甦的季節，陪同幾個成年的朋友，再帶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剛剛開凍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滌得乾乾淨淨，然後到沂水旁邊的舞雩台上，沐着春風，把自己融匯進去，與天地在一起共同迎來一個蓬勃的時候，讓自己有一場心靈的儀式，這個儀式完成後，大家就高高興興唱着歌回去了。我只想做這樣一件事。
孔子聽了他的話，長長地感嘆一聲説：“吾與點也！”“與”，贊同。即是説，孔子的理想和曾點是一樣的。這是四個學生暢談自己理想的過程中，老師發表的唯一一句評價的話。
各人的理想談完了，子路、冉有和公西華他們三個就下去了。曾皙沒有立即出去，而是問老師，您覺得他們三個説得怎麼樣呢？
老師也很巧妙，他先擋了一下，沒有作正面評價，説，無非是每個人説説自己的想法嘛。
但曾皙還要繼續問老師，那為什麼子路説完話您冷笑了一下呢？
問到這個問題，老師不能不説話了，他説：“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治理一個國家最核心的東西是講究禮讓，可是子路的話一點都不謙虛，所以笑笑他。意思是説，要以禮制去治理一個國家，首先你的內心要有一種温良恭儉讓，這是一個起點。你看子路説話的時候那麼草率，搶在大家之前發言，説明他內心缺乏一種恭敬和辭讓啊。
接下來曾皙又問，難道冉有不是想治理一個國家嗎？（您為什麼沒有哂笑他？）
老師説，難道説方圓六七十里，或者説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點，那就不叫國嗎？
曾皙又問，難道公西華説的不是治理國家嗎？（怎麼也沒見您哂笑他？）
老師説，有宗廟，又有國際間的盟會，不是治理國家是什麼？像他這樣精通禮儀的人説想做一個小司儀者，那麼誰又能做大司儀者呢？
孔子的意思是説，他笑子路，不是笑他沒有治國理政的才幹，而是笑他説話的內容和態度不夠謙虛。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治理對象的大小，不在於它是不是國家，而在於自己的態度。因為冉有和公西華態度謙遜，而他們又有實際的才幹，所以孔子沒有哂笑他們。
那麼問題又來了，既然孔子並沒有否定子路、冉有和公西華的理想，為什麼唯獨對曾皙給予熱情鼓勵呢？從孔子對曾皙的支持中，我們能看出什麼呢？
宋代大理學家朱熹對此有一個比較權威的解讀。他説，曾皙的理想看起來不過是“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四書集註》），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沒有什麼捨己為人的大理想。但是曾皙的內心是完滿充盈的，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為前提，以萬物各得其所為理想，這就比另外那三個人想從事一個具體的職業，在那個職業上做出成績要高出一個層次。
這就是孔夫子説過的“君子不器”。一個真正的君子從來不是以他的職業素質謀求一個社會職位為目的的，卻一定是以修身為起點的，他要從最近的、從內心的完善做起。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週而復始的工作節奏中，還有多少時間，多少空間能讓你去關注自己的內心呢？我們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個社會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們心靈的聲音。
我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人過得很不開心，覺得自己有抑鬱症的前兆，就去看心理醫生。
他跟醫生講，我每天特別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時候一切正常，但是一回到家裏就會感到惶惑。我不知道自己心裏真正的願望是什麼，我不知道該選擇什麼，不該選擇什麼。越到晚上，我的心裏面會越恐懼，越壓抑，所以常常整夜失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一進入工作狀態，我的症狀就消失了。長此以往，我很害怕會得上抑鬱症。
這個醫生認真聽完他的傾訴後，給了他一個建議説，在我們這個城市裏，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喜劇演員，他的喜劇演得好極了，所有人看了以後都會開懷大笑，忘懷得失。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的演出？等看上一段時間後，我們再聊一聊，看你這種抑鬱症前兆是不是有所緩解，然後我們再來商量方案。
聽完醫生的話，這個人很久很久沒有説話。他抬起頭來看着醫生的時候，已經是滿面淚水。他艱難地對醫生説，我就是那個喜劇演員。
這好像是一個寓言，但這樣的故事很容易發生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當一個人已經習慣於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歡欣地表演，認為這就是自己的理想，這就是成功的職業，在這個時候，還有多少心靈的願望受到尊重呢？我們在角色之外，還留有多大的空間，真正認識自己的內心呢？這就是很多人離開職業角色之後，反而覺得倉惶失措的根源所在。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小故事：
隆冬來臨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隻小田鼠忙忙碌碌地做着過冬準備。
第一隻田鼠拼命地去找糧食，把各種穀穗、稻穗一趟一趟搬進洞裏。
第二隻田鼠賣力地去找禦寒的東西，把很多稻草、棉絮拖進洞裏。
而第三隻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遊蕩蕩，一會兒看看天，一會兒看看地，一會兒躺一會兒。
那兩個夥伴一邊忙活，一邊指責第三隻田鼠説，你這麼懶惰，也不為過冬做準備，看你到了冬天怎麼辦！
這隻田鼠也不辯解。
後來冬天真的來了，三隻小田鼠躲在一個非常狹窄的洞裏面，看着吃的東西不愁了，禦寒的東西也都齊備了，每天無所事事。漸漸地，大家覺得非常無聊，不知道怎麼打發這些時光。
在這個時候，第三隻田鼠開始給另兩隻田鼠講故事。比如在一個秋天的下午，它在田埂上遇到了一個孩子，看到他在做什麼什麼；又在一個秋天的早晨，它在水池邊看到一個老人，他在做什麼什麼；它説曾經聽到人們的對話，曾經聽到鳥兒在唱一種歌謠……
它的那兩個夥伴這才知道，這隻田鼠當時是在為大家儲備過冬的陽光。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開凍、萬物欣欣向榮的時節，安排一個洗滌自己、親近自然的儀式，這個儀式看起來沒有任何實用的意義，但是它卻能給內心一個安頓。這種安頓需要我們與天地合一，去敏鋭地感知自然節序的變化，感知四時，感知山水，感知風月。
這一點對於我們今人來講是特別奢侈了。在現代化的今天，反季節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時候，屋子裏有空調，涼風習習；到了寒冬的時候，屋子裏有暖氣，温暖如春；到了春節的時候，有大棚裏的蔬菜，擺在桌子上五顏六色……當生活的一切變得如此簡約的時候，四季走過的痕跡，在我們的心上已經變得模糊；什麼四季分明，什麼節序如流，在我們心中，已經激不起什麼反響。我們不會像曾皙那樣敏感，想到在暮春時節，讓自己去受一次心靈的陶冶，從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堅定地放飛出去。
理想和行動的關係，就如同引線和風箏的關係。這個風箏能飛多遠，關鍵在於你手中的線。而這條線，就是你的內心願望。你的內心越淡定，越從容，你就越會捨棄那些激烈的，宏闊的，張揚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靜的，內心的聲音。這會使你走到社會角色中的時候，能夠不失去自我，能夠有擔當，能夠做到最好。
許多人感到，《侍坐》這樣一章闡述的理想似乎不同於我們一直以來對於《論語》關於立志的判讀，不同於曾子所説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那樣的沉重。但是我們靜下來想一想，它卻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會理想得以實現的內在基礎。一個人如果沒有內心的這種從容和對於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職業角色中，只能任職業擺佈，而不會有對這個職業的提升。
孔子強調一個人的內心修養，決不是放棄對社會的責任，而是為了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在《論語》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
學生子貢去問老師：“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怎麼樣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們知道，士這個階層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是那種無恆產有恆心，以天下為己任的階層，這應該是一個很崇高的名譽。
老師告訴他説：“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説，一個人做事的時候要知道什麼是禮義廉恥，也就是對自己的行為要有所約束，內心有堅定的不妥協的做人標準；同時這個人要對社會有用，就是你要為社會做事。也就是説，一個人有了內心的良好修養以後，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為這個社會做事，你要忠於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這可不容易，因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使命啊。所以這是孔子説的“士”的最高標準。
子貢覺得這個標準太高了，就又問，“敢問其次”？還有沒有低一些的標準啊？
孔子回答他説：“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稱讚他孝敬父母，鄉里稱讚他恭敬尊長。你能夠從身邊做起，把你那種人倫的光芒放射出來，用這種愛的力量去得到周邊人的認可，不辱祖先，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貢又接着問，“敢問其次”。還有沒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説：“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説話信用誠實，行為堅定果決，這是不問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貫徹言行的小人啊。不過，也可以勉強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大家看到這裏以後一定會瞠目結舌説，這麼高的標準才是第三等啊？那種言必信，行必果，答應別人的事情，不管用什麼辦法，也不管會有什麼後果，也一定給你做到，就是能夠實踐自己諾言的人只能勉強算作第三等的士。可是，“言必信，行必果”這六個字，今天有幾個人能做到啊？
子貢可能也覺得這三個標準太高了，於是又追問了一句説，“今之從政者何如”？現在這些當政的人怎麼樣？他們算得上“士”嗎？
結果他的老師説：“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這些器識狹小的人算得上什麼？也就是説，他們離這樣一個士的標準還太遠太遠。
其實，“士”的這三個標準，是孔子對一個成熟的、能夠在社會職業崗位上有所擔承的人的質量描述。
士的最高標準是“不辱君命”，這很自然會讓我們想起戰國時候趙國的藺相如。大家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會注意到“完璧歸趙”這個故事。
當年趙王得到價值連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設法奪過來。於是他派使者告訴趙王説，我願意用十五座城池來換這塊璧。趙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國，這塊璧一旦拿到秦國就沒有辦法再拿回來。藺相如説，如果我們不去的話是自己理虧，我帶着這塊璧去，如果不能換回城池，我豁出命來也不會讓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這塊璧在。
等藺相如帶着和氏璧來到秦國，秦王就隨隨便便在偏殿相見，並讓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傳看這無價之寶。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這塊玉在這裏不受尊敬，就像趙國不受尊敬一樣，要拿回來是很難的事情。於是他就跟秦王説，大王，這塊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給我，我指給你看。等秦王把這塊璧還到他手裏，藺相如退後幾步靠在柱子上，怒髮上衝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説，你在這樣一個地方迎接這塊玉，是對寶玉、也是對趙國的不尊重。你知道我們來之前，焚香頂禮，齋戒十五天，以示對秦國的尊重。我奉玉而來，而你隨便把這塊玉傳與大臣、美人，這樣一個懈慢的態度就讓我知道，你們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來換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這塊玉，你也要像我們一樣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劃給我們，我才能夠再把這塊玉給你。不然的話，我的頭和這塊玉現在就同時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趕緊答應了他的要求。
藺相如知道秦王不會履行諾言，所以連夜讓家人帶着這塊美玉逃回了趙國。他自己則留下來，最後跟秦王做一個交待。他對秦王説，我知道你沒有真正給我們城池之心，現在完璧已經歸趙了。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並不缺乏。在一個突變的情形下，一個人怎麼樣能夠有所擔當，其實是一個成熟的人在職業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種考評。人怎麼樣可以變得無畏，可以變得淡定而不倉惶？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個符號的寄託。這個寄託不見得是大家共同認可的一個宏大理想，也不見得是一種權勢，金錢之類的東西。可以説，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達·芬奇密碼”，每一個人的生命鏈條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東西，但凡找到這樣一個寄託，就會給你這一生找到一個依憑，會找到自己的一個內心根據地。
在《論語》中，一切高遠的理想，都建立在樸素的起點上。我們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這個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國知識分子所要的並不是一種物質生活的奢侈，但他們一定要心靈悠遊上的奢侈。
有一次孔子説想搬到九夷、也就是東方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去住。
有的勸他説：“陋，如之何？”那麼一個簡陋的地方，怎麼好住呢？
孔子卻淡淡地回答説：“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這句話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第一個角度，是君子有天下使命，不管這個地方是奢華的還是簡陋的，對他來講只是一個外在環境而已；第二個角度，就是君子的內心有一種恆定的能量，他可以使得周邊熠熠生輝，繁華似錦，他自己生命裏面的氣場可以去改變一個簡陋的地方。
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寫的《陋室銘》大家都熟悉，在這樣短短一篇銘裏面，他把古往今來的名士對於簡易的樸素居住環境的這種判讀全都呈現出來了。他説，我們居住的這種物質環境可能無法改變，也無須苛求，你周邊來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環境，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如果你和朋友之間談論的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託，大家有共同的理想，那麼這種居住條件的簡陋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所以，理想之道是什麼？就是給我們一個淡定的起點，給我們一點儲備心靈快樂的資源。
其實我們真正讀懂了《侍坐篇》，看到了“吾與點也”這句喟嘆，知道這樣一位萬世師表的聖人，心中對於那種“浴乎沂,風乎舞雩”，在“莫（暮）春”時節“詠而歸”的生活方式心存嚮往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種闡述跟莊子所説的獨與天地精神共往來是如出一轍的。
也就是説，所有古聖先賢首先是站在個人的價值座標系上，瞭解了自己心靈的願望，然後才會有宏圖大志想在這個世界上有所建樹。
我們都想要一生建立一個大的座標，對於前方的遠景找到一個起點。讓我們從自知之明去建立心靈的智慧，讓我們走進《論語》，也做孔子席前一個安靜的學生，跨越這千古的滄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顏，想一想他讓我們去到自然中的鼓勵，在我們每一天忙碌的間隙裏面，給自己一點點心靈的儀式，而不至於像那個人格分裂的演員一樣不敢面對自己的內心。其實在今天這樣一個後工業文明的社會里，《論語》傳遞出的這樣一種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勵了我們對內心的關照，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理想是有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