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望着坐在眼前的這個男人紅紅的浮腫的面孔，不禁怒火中燒。他看起來比她年輕得多，雖然佈滿皺紋的枯瘦的臉和拔掉了半數的牙使他老了足有十歲。
“拿來了沒有？”他用嘶啞的男高音問道，眼睛一直盯着她的手提包。
“拿來了，”她冷冰冰地回答，“帕維爾，你還是早點兒死了的好。我實在受不了了。”
那男人惡狠狠地把嘴一撇，氣呼呼地想大罵一通，可沒了牙的嘴裏卻先飛出了唾沫，濺到圖爾賓娜的袖子上。她厭惡至極，趕忙把衣服擦乾淨。
“怎麼，瞧着我不順眼了，想甩開我，”帕維爾用令人厭惡的流氓腔調説，“我幫你生了個多好的小夥子，你現在倒翻臉不認人了。你懷上他的時候，可沒説厭棄我。”
“閉上你的臭嘴，”老太婆氣憤地打斷了他的話，“你先説説，星期六你在哪兒？”
“怎麼，你來過這裏？沒碰見我？我在家呀，不在這兒，我還能到哪兒去？我大概只是和幾個大男人在小樹林裏坐坐，我總是這樣的，這你是知道的。”
“帕維爾，我怎麼能相信你呢？”韋羅尼卡嘆了口氣，顯得疲憊不堪，“你酗酒早就把良心也喝掉了，頭腦也喝糊塗了。老實説，這事是你乾的？”
“幹什麼？”他真的吃了一驚，“你指什麼事？”
“星期六你去過莫斯科？”
“沒有，還要我説多少遍。你老找什麼碴兒？星期六瓦列裏結婚了，是吧？”
“帕維爾，他沒結成婚。謝天謝地，沒結成。”
“怎麼會這樣呢？未婚妻從婚禮上溜了？”
“這不關你的事。我只告訴你：我不要有天生缺陷的孫子孫女。像你這樣的，最好一個也不要。”
“唉——呀——呀，”帕維爾拉着令人厭惡的長腔説，“我們還是相親相愛的。兒子嘛，長得端端正正，有了孫子也不會差。你年輕的時候可不是什麼仙女，更不是什麼聰穎過人的姑娘。我搞上你的時候，你已經是個42歲的老處女了，誰希罕你那副醜臉和那雙羅圈腿。我可比你年輕20歲，身體特別棒。要説瓦列裏身上有什麼優點，那肯定是遺傳我的，絕對不是從你那兒來的。難怪這麼好的姑娘都看上了他。”
“什麼樣的好姑娘？”她馬上啞着嗓子問，“你是從哪兒知道的？”
“見過幾次，”帕維爾冷笑着，齜着稀疏的蟲牙厚顏無恥地説，“她那屁股，多圓溜。兩個xx頭又勻稱又結實，嘿，那身打扮就更別提了！我自己都想把她……”
“帕維爾，你答應過我……得了，快別作孽了！……”圖爾賓娜嘟噥起來，“你要的，我都給你辦到了，一再給你送錢來，只求你別騷擾兒子。”
“別騷擾？兒子是我的，我想找就找。老不死的，你管不着我。我也該為自己考慮考慮了。你説不定一下子就‘蹬腿’了，誰來養活我？兒子可是我的親骨肉。”
他坐在搖搖晃晃的破椅子上，身子往後一仰，得意地盯着韋羅尼卡。她痛苦萬分，那不幸的一幕怎麼也難從她腦子裏抹去，當時……現在。她卻只好千方百計不讓兒子知道他有一個這樣的父親。她一再給他送錢，自己和瓦列裏節衣縮食，從她娘倆那本來就入不敷出的收入中一點一滴地擠出來供他揮霍，還終日提心吊膽，惟恐這個罪孽深重、一文不值的酒鬼來找兒子。他既然看見過埃利婭，就説明他還是悄悄接近了瓦列裏。要是兒子娶上一個家庭富裕的姑娘，那就大禍臨頭了，帕維爾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啊，老天爺呀，讓他死了該多好！
“好了，拿錢來，走你的路吧，”帕維爾裝出一副寬宏大量的樣子，“也許，你還想説點什麼？”
“我想，”韋羅尼卡突然聲色俱厲地説，“我想説，但願今生今世不再見到你這副討人厭的嘴臉！”
“你還是隨和點吧，”他惱羞成怒地説，“照照鏡子看看你自己那副嘴臉……要真蹬了腿，可就再也看不見了。還是早點進墳墓吧，這樣你就解脱了。”
“惡棍，寧願你把我忘得一乾二淨。你害了我一輩子！天哪，我作了什麼孽，要受這樣的懲罰！”
老太太失聲痛哭起來，她盼着快點兒死，可又怕死，若是她不在世上了，兒子會受不住這種打擊的。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進去的那座樓房所在地段的民警，原來是個年紀輕輕的小夥子，睫毛淡淡的，面帶稚氣，笑眯眯的，很討人喜歡。
“科利亞，查一下户籍資料。”科羅特科夫遞給民警一張寫着地址的紙條。
“所有人的嗎？”科利亞想明確一下，“那兒的單元房都是合住的，住户很多。”
“一個叫圖爾賓娜-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的老太太常去的那一套。我想了解一下她可能去誰家。也許你能馬上知道是哪一户？”
“圖爾賓娜，圖爾賓娜……”科利亞邊思索邊重複着，“不，這個姓我沒有印象。得一户一户地查。”
他從保險櫃裏取出一個檔案夾，從中抽出一張他們要找的那幢樓房住户的長長的名單。名單上的姓沒有值得注意的。
“我們簡單一點，”科利亞建議説，“馬上挨户去摸摸底很快就能弄清楚。誰家今天來了客人，就到誰家去。你跟我一塊去吧？”
“不行，”科羅特科夫搖頭説，“圖爾賓娜和我見過面我今天剛和她談過話。你還是一個人去，好吧？”
“好的。她長什麼樣？”
“上了年紀的老太太，70來歲，身材瘦小，頭髮灰白，梳個髮髻，穿一件深藍色連衣裙，灰色外套。還有，脖子上系一條三角圍巾，顏色很淺。”
年輕的地段民警出去了，他向這幢樓房的住户講述今天街上發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個姑娘遭搶劫，罪犯正好躥進了這幢住宅。一個半小時後，小夥子才回來，他告訴科羅特科夫説，那個老太太曾兩次去找有前科的酒鬼帕維爾-斯米季延科。他們立即在公民證股拿到了斯米季延科的檔案資料，但沒有發現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同這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有什麼相干呢？
“你對這傢伙有什麼印象？”科羅特科夫問道。
“酗酒，”科利亞皺着眉説，“沒有工作，天天爛醉。”
“既然沒工作，哪兒來的錢酗酒？”
“嘿，您還問呢！”他笑了起來，“過去還有懲治不勞而獲的法律條文，可以追究某人用什麼錢酗酒，現如今，誰還過問這個，法律也不禁止。”
“你別講什麼法律，這我比你清楚。作為地段民警，也該知道你的地段內誰靠什麼生活。”
“尤拉-維克托羅維奇，您説得倒輕巧，”科利亞氣憤地説，“我管的事還少嗎？連夫妻打架我都得過問，總不能讓他們打出人命來吧。這個斯米季延科，還算守規矩，只是嗜酒如命，可沒有惹是生非。”
“你從哪兒知道他沒有惹是生非的？你又沒管他。”科羅特科夫挖苦説。
“沒人舉報，就説明他很安分。”地段民警面帶笑容地下着結論。
“當然，誰也不會接你兩下子，”尤拉嘆了口氣説，“不過你不捱打，是不會有什麼進步的。記住：沒被舉報並不代表沒有危險。好吧，回頭見。”
他回到彼得羅夫卡民警局已是深夜了。科裏一個人也沒有，他桌上擺着一份剛查詢到的材料，上面寫着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圖爾賓娜搬過幾次家，什麼時候搬的。這份材料使科羅特科夫困惑不解：她60歲以前一直住在一個地方，最近十年卻換了四個住處，而且每次搬的新居都比原來住的差。真怪，這是為什麼？
馬拉特-拉特舍夫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未婚夫，身材魁梧，儀表堂堂，神態自若，事業上一帆風順。他結過一次婚，大約一年前離異，想與他結姻的女士不少。謝盧亞諾夫難以與他交談，因為很遺憾，拉特舍夫是那種紅塵中的人，認為有金錢作後盾，什麼事都能對付。
“在回答您的問題之前，我想弄明白，您來找我的目的是什麼？”他傲慢地説。
“上星期六，巴爾託什的女兒登記結婚的時候，出了一樁事。”
“我與此事有什麼關係？”
謝盧亞諾夫耐心解釋着，“我們認為有人企圖破壞這樁婚事。您對巴爾託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女兒及其周圍的人都非常瞭解，所以我希望您能提供一些對破案有幫助的情況。”
“請問，怎麼個幫法？”
“您可以講一下埃利婭是否有其他的追求者，也想娶她為妻，或者巴爾託什本人是否有宿敵，會出於某種動機，阻止他女兒出嫁。”
“您簡直是在説夢話。”
“我希望，您能採取合作態度。”
“我未必能對您有所幫助，我對您感興趣的問題一無所知。”
“未必吧？”謝盧亞諾夫冷冷一笑，臉上掠過了一絲疑惑，“我們可以試試，比如説，您是否知道，巴爾託什為什麼拒絕與土耳其拿撒公司簽訂合同？”
“天哪……怎麼又扯上了拿撒公司？”
“請説為什麼？”
“喂，您可是刑偵處的，不是反盜竊社會主義財產和投機行為科的……”
“那個科早就不存在了。現在改名為經濟犯罪科。”謝盧亞諾夫糾正説。
“反正都一樣，就算是經濟犯罪科吧。我沒有得到授權同任何人討論簽訂契約的條件問題。這屬於商業秘密。”
“您無須具體談，”尼古拉心平氣和地同意説，“只要説一下，條件對你們是否合適，就足夠了。那麼，為什麼與拿撒公司的合同沒談成呢？”
“您自己已經回答了您提出的問題：我們不滿意他們的條件。”
“怎麼，拿撒公司改變了他們開始提出的條件？”
“您這麼説的依據是什麼？”
“暫時沒什麼依據。我是在問您。”
“我不懂您的意思，”拉特舍夫掏出煙來惱火地説，“毫無根據的臆測。”
“據我所知，同拿撒公司的談判始於1月份，很快進展到簽訂合同，可到了4月底，事情突然擱淺了。那麼，出了什麼事？”
“我沒有得到授權……”
“當然，”謝盧亞諾夫打斷了他的話，“這是商業秘密，這話我已經聽過多次了。不過我想，如果拿撒公司的條件你們一開始就覺得不能接受，就不會白白花費三個月的功夫去商談了。那麼這三個月期間，你們都幹了些什麼？”
“這與婚姻登記處事件有什麼關係？”
“也許什麼關係都沒有，”謝盧亞諾夫聳了聳肩，“但我想弄明白。”
“我向您保證，沒有關係。”
“好吧，我們往下談。你們公司1993年簽訂了18個合同，1994年是21個。而今年已過了四個半月，卻一個也沒有籤。您能對此作出解釋嗎？”
“無可奉告，”拉特舍夫冷冰冰地説，“我已經向您解釋過，這是商業秘密。”
“那麼，您認為這合乎常理嗎？”
“我認為，這與您無關。”
“您可是公司的商務經理……”
“是又怎麼樣？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訴不相干的人。”
謝盧亞諾夫心裏很不是滋味：“怎麼落到了這種地步，堂堂一個刑偵幹部，負責偵破兩樁兇殺案，一出馬就碰上了這號人。往下可怎麼進行呢？”
“我認為，‘藍色多瑙河’公司正收縮在俄羅斯的業務。如果可能，您可以談一談看法，以正視聽。”
“我愛莫能助。即使您説的是正確的，公司也不會因此而觸犯法律的。”
“那麼上個星期六您在什麼地方？”
“在家。”拉特舍夫毫不遲疑地隨口答道。
謝盧亞諾夫可不願聽到這種回答。
“有誰可以證明？”
“當然有。我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可以告訴您她的名字，她會證實的。”
由一個女人證明不在犯罪現場，謝盧亞諾夫更是不中意了。這種作證有多大價值，他是很清楚的。
“有人説，有段時間您對埃利婭-巴爾託什追得很緊。是這樣嗎？”
“怎麼，這也違法嗎？更何況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時間早晚有什麼差別呢。有過這事嗎？”
“就算有過吧。”
“您當時有意娶她嗎？”
“您憑什麼這樣説？”
“我只是隨便問問。是有過打算吧？”
“沒有的事。我不過是向漂亮姑娘獻獻殷勤而已。”
“對您老闆的女兒獻殷勤？”謝盧亞諾夫並無惡意地追問道，“這麼説，您當時沒有娶她之意？”
“想都沒想過。”
“可塔米拉-沙爾科夫娜不這麼看。”
“塔米拉-沙爾科夫娜怎麼看，我不感興趣。”
“埃利婭怎麼想，您也不感興趣嗎？”
拉特舍夫張口結舌了，謝盧亞諾夫眼看着他的臉沉了下來。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問來問去，”馬拉特終於慢吞吞地説，“我和埃利婭來往過，但與婚姻登記處事件沒有任何關係。”
“這麼説，埃利婭對您和她的關係的看法，您也不感興趣了？”
“不感興趣。”
“這就怪了，她可對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憑什麼對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話！”
“憑您向她求過婚。順便再説一句，她當時也接受了。您莫非把這事給忘了？”
“喜歡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嗎？”
“給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來的嗎？”
“什麼戒指？”
“你們一起在巴拉頓湖度假時，您親手送給她的戒指。難道是埃利婭有幻想症？”
“聽我説，您不要無中生有，節外生枝！沒錯，我們一起到巴拉頓湖她奶奶那兒去過，並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確送過她戒指。可這又怎麼樣？我是個正常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要是一個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認為送她禮物是正常的。”
“那麼貴重的禮物？鑲有三顆鑽石的戒指？”
“您對‘貴’與‘賤’的看法有點兒坐井觀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復了他那高傲的神氣，“以我的收入，賣這麼個戒指算不了什麼。”
“這麼説，埃利婭要嫁給別人，您一點兒也不感到痛心？”
“一點兒不。”
“好吧，”謝盧亞諾夫嘆了口氣，“讓我記下和您度過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請吧！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我們公司的女職員，在廣告部工作。”
白與黑，黑與白……
從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縮小成這兩個概念。行還是不行。好還是不好。善還是惡。沒有中庸之道，沒有中間色調。不能模稜兩可，只能有一種答案：“是”或“不是”。從來就沒有“可能”。
那時我五歲……父母為什麼事大聲叫嚷着，我覺得他們是在吵架。父親叫媽媽為母狗，我馬上學會了一個陌生的詞，一個一念就上口的詞。
“母狗！媽媽——母狗！媽媽——母狗！”我高興得大叫起來，因為這個新詞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記住了。
爭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媽媽都把注意力轉到我身上。
“這個詞很粗野，”媽媽嚴肅地訓斥我，“不能這麼説，你表現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現不好？”我據理反駁。
媽媽一時慌了神，答不上來了。這時，父親親自出馬來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幾聲，清了清嗓子，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來。
“貓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着我，卻望着媽媽，“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麼簡單……從來就沒法説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歲，“從來就沒法説清楚”的話，不可能令我滿意。我是個小孩子，我要明確肯定的説法。我生性膽小，絕對相信媽媽爸爸永遠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適的小牀上，枕頭旁邊擺着那隻長毛絨小兔，每天晚上聽着童話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蘋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餡餅。我想確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説“謝謝”和“請……”並且很聽話，是否就能受到誇獎；我要是調皮淘氣或弄壞了什麼東西，是否一定會受到處罰。可要是聽到“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麼簡單”、“從來就沒法説清楚”這樣的話，就能團表現好而受到處罰，因表現不好而受到誇獎嗎？我這五歲的小腦瓜無法解開這個謎團，於是我就發起脾氣來。
我八歲了……父母帶我去電影院，我和他們一起看着銀幕上的罪犯從監獄裏逃出來，捨命救了一個人。媽媽悄悄地擦着眼淚，可我卻不懂，她為什麼那麼傷心。
“媽媽，你怎麼了，可憐他？”我們從電影院走出來，已是傍晚時分，但春風暖洋洋的，飄着花香。
“當然啦，親愛的。”媽媽點點頭。
“可他是個罪犯，”我氣得嚷起來，“是從監獄裏逃出來的呀。幹嗎要可憐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個腔調，“凡事都沒那麼簡單，沒有絕對壞的人，也沒有絕對好的人。不錯，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個小姑娘，這説明他還算是個好人。事情不會總是一成不變……”
可是這種説法，也不能令我滿意。我想要有一種固定不變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裏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麼樣的人是好人，什麼樣的人是壞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幹什麼會得到獎賞，幹什麼會受到懲罰。我在尋找答案，一點一滴地收集着，向父母問過成千上萬個為什麼，但是他們一點也不明白我需要什麼，總是那麼含糊其辭、不清不楚地給我解釋説：“凡事都沒那麼簡單，情況不同……”
日積月累，我終於開始對世界有了獨立的見解，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書、看電影，什麼都看：百萬富翁與罪犯，偵查員與間諜，“紅軍”與“白軍”，於是我把世界分成了這兩種顏色。中間色調使我不安，模稜兩可的話語讓我感到害怕。我最討厭這些了。
11歲時，我被汽車撞了，因腦震盪住進了醫院。生來頭一回，晚上睡覺前媽媽沒吻我，早晨沒喝上家裏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為，過去怎麼樣，將來還會怎麼樣的。我總是纏着大夫問：“什麼時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療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確切的回答：什麼時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着眼鏡的大鬍子大夫對我説，“這取決子很多情況……”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話，和從父母口中聽到的那些一模一樣。我開始精神錯亂，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們經不住我的糾纏，終於讓我出了院，但仍要我嚴格卧牀靜養，要母親向他們保證，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興極啦，終於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躺在自己的牀上，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我盼着儘快恢復健康，決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裏，放下窗簾，儘量少下牀活動，不看書，不看電視，一天吃六次藥。十一歲的我當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裏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開窗簾，看起書來。到了下午，班上同學來了，我一躍而起，可沒過多久就是一陣頭暈，想吐。媽媽下班回來，關切地詢問我的感覺，我騙她説挺好，我不敢説出真相，因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謊言終於露了餡，媽媽在上班時間突然回來了，正碰上我俯身衝着馬桶痛苦萬分地嘔吐。媽媽要叫急救車，我卻大哭起來，求她別叫，直到失去了知覺。媽媽心疼我，只好請了假，在家裏照料我，並監督我按要求做。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病果然好了起來。
又過了很長時間，我只有春秋兩季才犯腦震盪。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覺得難受，頭痛得很厲害，情緒壞透了，動不動就發脾氣，毫無來由地發火。但這種情況一會兒就會過去。
防暴處的工作人員尼古拉-謝盧亞諾夫最討厭女人，並因此而討厭由女人作不在現場證明，特別是當作證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時。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愛撒謊的背叛者。妻子拋棄了他，奪走了兩個孩子，跟新結婚的丈夫跑到沃羅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後，他就再也聽不進那些勸他改變這一看法的話了。離異使他痛苦了很久，見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記恨妻子給他造成的苦楚，於是便將滿腹怨恨發泄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當馬拉特-拉特舍夫推説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可以為他作證時，謝盧亞諾夫絲毫不相信，他斷定，年輕實業家的女友一定會按他的意願為隨便什麼事作證的，更何況拉特舍夫是個非常可疑的人物。
對不在現場證明信不過時，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這種做法並不總能得到處長戈爾傑耶夫上校的贊同，而謝盧亞諾夫對領導經常不斷的責難置若罔聞。他是隻看重結果的那種人，對過程中受到的種種非議，並不在乎。
為實現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個技術高明的攝影師，於是他不假思索地打電話給安東-舍夫佐夫説：
“我指給你看一個姑娘，你設法給她拍幾張照片。然後我再給你幾張照片，你給我剪輯拼湊成蒙太奇。能辦到吧？”
“沒問題。”舍夫佐夫痛快地答應了。
他沒費周折就找到了“藍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職員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暗中“護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張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無軌電車站的、有在商店裏的、有在林蔭道上的、有在樓門口的……姑娘長得很亮麗，就是不怎麼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練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這一點，他儘可能選用仰拍，好讓奧莉加在照片上顯得更具魅力。他覺得有一張拍得特別成功：奧莉加向一個攤販買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錢時，被安東抓拍了一張。她大概以為小販存心騙她，心裏默算着：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販説的那麼重，正好“夠上”一萬盧布？總之她當時臉上的表情十分緊張，甚至有點吃驚。
當天晚上他就同謝盧亞諾夫見了面，又同他一起回家。謝盧亞諾夫在一間緊靠廚房的儲藏室裏佈置了一個小小的照片洗印室，在靠廚房的牆上鑿了個洞接了水管。
“哎呀。”安東不勝驚訝地打量着謝盧亞諾夫這些收拾得井井有條的簡易設備。
“得想想辦法，”謝盧亞諾夫聳了聳肩，“不要點小聰明，是什麼事都辦不成的。只有我們的娜斯佳破案不使詭計，老老實實，但她畢竟只代表她。”
“娜斯佳，就是那個卡緬斯卡啞？”舍夫佐夫追問道。
“嗯，就是她。”
“她能行，為什麼你就不行？莫非她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天曉得，”謝盧亞諾夫微微一笑，“大概因為她是個天才演員，説實話説得跟撒謊一樣，別人就不信她的話了。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又不致引起責怪。”
“這是怎麼回事？”攝影師感興趣地問，“我有點兒不明白。”
“再簡單不過了。打個比方，你回到家裏，妻子問：‘你吃過午飯了沒有？’你根本不敢正眼看她，只含含糊糊地説：‘什麼？啊，對啦……是的，吃過了……當然吃過了，你不用忙啦。’而實際上你是去會情人了。而你那位賢內助還一直堅信你這個可憐蟲整天馬不停蹄地顧不上吃喝呢。你説的既是實情，又對她有所隱瞞。懂了嗎？”
“真狡猾，”安東笑了起來，“你怎麼就不行呢？”
“不知道。也許是沒有這根神經，想象力遲鈍吧。娜斯佳能馬上對事態作出反應並隨機應變，我卻在幾小時之後，才能琢磨出如何轉移話題……但我有我的高招。先給你弄點吃的還是馬上開始工作？”
“結合進行。要是不麻煩，可以在膠捲顯影時先吃點兒東西。等底片晾乾了，再休息一次。”
照片洗出來棒極啦，只是謝盧亞諾夫給他看那幾張要給奧莉加“剪輯”的照片時，安東才明白要幹什麼。按照偵查員的意圖，他們最終要搞出幾張奧莉加與幾個不同的男人相會的照片。而她伸手接找的零錢的那個鏡頭是最恰當不過的。另外還得給奧莉加“換換裝”。
“這是什麼餿主意？”舍夫佐夫疑惑不解地問，“我們搞這個幹嗎？”
“除了迷惑人，還能為什麼，”謝盧亞諾夫開玩笑地説，“幹我們這行的，辦事準則很簡單：不騙人，就別想弄清事情真相。趁晾照片的功夫，咱們再喝點咖啡吧。”
“不，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喝點茶，”安東説，“我一口咖啡也不能喝。”
“你怎麼啦，有病嗎？”
“缺血性心臟病。”
“真的？你看起來還很年輕。”謝盧亞諾夫驚訝地説。
“這病從小就有了。不過你可別把我當殘疾人看，”攝影師笑了起來，“我也習以為常了，還帶病參過軍。工作幾乎沒有影響。我的病大約兩個月犯一回，躺上三四天就好了。還要不了命。”
謝盧亞諾夫沏好茶，切開夾肉麪包，從櫥子裏取出一瓶白蘭地，猶豫不決地看了攝影師一眼。
“這個你大概也不能喝？”
安東搖了搖頭。
“不行。不過，你想喝就喝吧，我不會嘴饞的。”
“真的？”謝盧亞諾夫喜形於色，“讓你看着我喝，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經習慣於在一旁看人家喝酒、通宵達旦地跳舞、和姑娘們説笑逗樂了。”
“可你自己，絕對不行嗎？”
“我是擔心呀，”舍夫佐夫坦白説，“這身體我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了，只愛抽抽煙。其他嗜好只能忍痛割愛了，我想再多活幾年。”
“這是對的，”謝盧亞諾夫讚許地點着頭，拿過酒杯，倒上了白蘭地，“祝你健康。”
他喝乾那杯淺褐色的酒時，透過酒杯看到了安東那奇異的目光。
“你幹嗎盯着我看？把我當酒鬼了？”
安東聳了聳肩，端起熱騰騰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
“你一個人過？”他沒有回答他的話，卻問道。
“妻子跑了，她忍受不了普通民警家庭生活的拖累。”
謝盧亞諾夫很快又倒了第二杯，又是一下子灌下肚去。
“你還沒結婚吧？”
“還沒有。”安東微笑着説。
“有打算嗎？”
“暫時沒有。”
“幹嗎拖着呢？”
“創造物質基礎呀。”攝影師詼諧地説，“結了婚。就得有孩子，妻子肯定指望同我白頭偕老，幫她把孩子撫養成人。可我的心臟，要是突然一命嗚呼，撇下她和孩子無依無靠，這與欺騙和背棄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必須攢些錢，一旦我死了，他們好不至於受窮。”
“別考慮那麼多了！”謝盧亞諾夫責怪他説，又喝下了第三杯，“也許，你能活到70歲呢。”
“有可能，”安東同意説，“但也有可能活不到。結婚就意味着責任。心臟病人與一般人的心理狀態是有很大差別的。健康人是不會理解我們的。”
“好啦，別惡狠狠地盯着我，今天再也不喝了。三杯，這是我每天晚上的定額。不喝這三杯，睡不着。現在喝完了，我這就把杯子拿走。”
他真的把酒瓶放回了櫥子裏。此時他臉上的肌肉鬆弛了，滿面紅光，兩眼發亮。
“聽我説，安東，咱們來談談你們洗印室被盜的事。據我所知，你們那兒的鎖像玩具似的。”
“誰會需要我們這些照片和底片？那兒從來就沒用過什麼鎖，屋裏只有幾個鐵櫃，同事們十年九不遇地往裏邊放些器材。相機也都是自個兒挑的，這是我們的職業習慣，自己買自己修，從不借給別人。再説，照片是越新越好，所以我們總是‘機不離身’，一旦路上碰到個感興趣的鏡頭，就能派上用場。只有把器材放在保險櫃裏時，才會加封上鎖。屋子裏東西很亂，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出。”
“嘿，你們的規章制度可夠健全的。”謝盧亞諾夫搖了搖頭。
“那兒原本就沒什麼可保密的……”
“今天沒有，明天就被盜。還有其他底片丟失的情況嗎？”
“他們説還少了兩卷膠捲，不過那兩個膠捲和我的那些一樣，無關緊要。其中一個是去年的，在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共青團日活動中拍的；另一個是新拍的，是在你們內務總局的新聞發佈會上拍的。把你們的新領導都拍進去了，説不定小偷正好需要這卷底片。你以為如何？”
“都有可能，安東，都有可能。現在去看看我們的成果。”
他們小心地從繩子上取下夾着濕漉漉的相片的夾子。照片上顯出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和兩個表情豐富的男子。他們正把小紙袋交給奧莉加，而緊張地微笑着的奧莉加正慌張地接過它們。
明天，用這些相片，謝盧亞諾夫很快就會查明，兩個新娘在婚姻登記處遇害時，馬拉特-拉特舍夫究竟在什麼地方。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剛一上樓梯，就聽見電話鈴響。她急忙掏出鑰匙，打開門奔向鈴聲不停的電話機。
“晚上好，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話筒裏傳來悦耳的男聲。
“你好，馬拉特。”
“您那兒情況如何？”
“小聲點兒，民警上我這兒來過。”
“也到我這兒來過，問起星期六的事。”
“你都説了些什麼？”
“我説在家，和奧莉加一起。問起過您嗎？”
“沒有。誰對老太婆感興趣？他們根本想不到懷疑我。而且也沒有什麼把柄。你就麻煩點了。”
“您説得是，”馬拉特朝話筒裏冷笑了一下，“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也許我們會走運的。您不講點我感興趣事嗎？”
“好像明天下午，瓦列裏和埃利婭動身去別墅。”
“是嗎？”馬拉特興奮起來，“這很好，值得高興。”
“有什麼好？你以為要勸阻住他們，一個月就夠了？”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我們可以試試嘛。我也到別墅去，壞他們的事。請原諒，只能讓您的兒子在他心愛的姑娘面前丟臉了。現在還有時間，記着，不管事情朝什麼方向發展，我都欠您的情。”
“馬拉特，謝謝你。”老太太嘆了口氣。
“沒什麼，該謝謝您。”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不慌不忙地脱去外衣，給自己做了份簡單的晚餐。給瓦列裏留的是現成的，兩塊饞人的煎肉排配炸土豆片。她自己從來捨不得這麼吃，好的肉食只買給兒子吃，平時她總是省吃儉用。她只給自己煮點便宜的通心粉，撒點糖，再加上一丁點兒抹着黃油的麪包片。她一邊用笊籬撈着開了鍋的麪條，一邊盤算着：還算好，事情快要解決了，馬拉特就會給錢的，他答應過。這筆錢可真不少，足夠把帕維爾那個惡棍打發走，還能體面地養家餬口。天哪，這沒完沒了的苦日子，她早就過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