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好些年以前寫過一些史論專著，記得曾有幾位記者在報紙上説我寫書寫得輕鬆瀟灑，其實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種很給自己過不去的勞累活兒，一提筆就感覺到年歲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肅，還是大喜悦大悲憤，最後總得要閉一閉眼睛，平一平心跳，迴歸於歷史的冷漠，理性的嚴峻。由此，筆下也就一派端肅板正，致使海內外不少讀者一直認為我是一個白髮老人。
我想，任何一個真實的文明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心理上過着多種年齡相重迭的生活，沒有這種重迭，生命就會失去彈性，很容易風乾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齡經常會在心頭打架，有時還會把自己弄得挺苦惱。例如連續幾個月埋首於磚塊般的典籍中之後，從小就習慣於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默默地反抗，隨之而來，滿心滿眼滿耳都會突湧起向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這是不同於案頭年齡的另一種年齡在搗亂了。助長這種搗亂的外部誘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比我大二十來歲，卻冒險般地遊歷了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回到上海仍毫無倦色，逛城隍廟時竟像頑童一樣在人羣中騎車而雙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給我一部奇怪的新着，是他與還在讀小學的小兒子合着的，父子倆以南極洲的企鵝為話題，痴痴地編着一個又一個不着邊際的童話。我把這本書插在他那厚厚一迭名揚國際的學術著作中間，端詳良久，不能不開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閲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也會發現我們前輩不少人遠比我們想象的灑脱和放達，蘇東坡曾把這種勁頭稱之為老夫聊發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牽獵狗，右手託蒼鷹，一任歡快的馬蹄縱情奔馳。其實細説起來，他自稱老夫那年還不到四十歲，因此他是同時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過得顛顛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們這些人，為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這種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沒有人能告訴我，我悄悄出發了。
當然不會去找旅行社，那種揚旗排隊的旅遊隊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單身孤旅，但眼下在我們這兒還難於實行：李白的輕舟、陸游的毛驢都僱不到了，我無法穿越那種似現代又非現代、由擁塞懈怠所聯結成的層巒迭嶂。最方便的當然是參加各地永遠在輪流召開着的種種研討會，因為這種會議的基本性質是在為少數人提供揚名機會的同時為多數人提供公費旅遊，可惜這種旅遊又都因嘈雜而無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講課的邀請不少，原先總以為講課只是重複早已完成的思維，能少則少，外出講課又太耗費時日，一概婉拒了，這時便想，何不利用講課來遊歷呢？有了接待單位，許多惱人的麻煩事也就由別人幫着解決了，又不存在研討會旅遊的煩囂。於是理出那些邀請書，打開地圖，開始研究路線。我暗笑自己將成為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
就這樣，我一路講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實在不少。旅途中的經歷感受，無法細説，總之到了甘肅的一個旅舍裏，我已覺得非寫一點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説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薰染造成的，要擺脱也擺脱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常常像傻瓜一樣木然佇立着，一會兒滿腦章句，一會兒滿腦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着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裏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佇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於是有了寫文章的衝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劃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遊，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對歷史的多情總會轉換成對歷史的無奈。培根説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座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着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它許多定位把人重重迭迭地包圍住，最後只得像《金色池塘》裏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堙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後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塗塗抹抹，然後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穫》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面。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像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容忍幅度，最終決定着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説大一點，決定着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
歷史告訴我們種種定位，又告訴我們任何一種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選擇的結果。就連故鄉，也只是祖先流浪長途中的一個留駐點。由選擇到難於選擇，於是留駐成一種無奈；然而再大的無奈也沒有堵塞後人選擇的機會，因此人總會不斷地尋家又棄家，成為永恆的異鄉人，一再從無奈的留駐中重新找路，重新出發。
我拋棄了所有的懮傷與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那永恆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沿着這條路走來。
泰戈爾：《採果集》
基於此，我的筆下也出現了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評述。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於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後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鬆，蒼老後的年輕。
當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一九九一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