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經久不衰、碩果累累的“柏林講壇”上講話，我深感榮幸。同時，也向為我做介紹的曼弗雷德·蘭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謝。
在八十年代這一歐洲的重要時期，赫爾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們日本人在內都十分清楚。蘭茨施泰因教授就是當時的財經大臣。在東京的德國使館，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長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會上，我曾見到過施密特先生。大概是從中曾根先生那裏瞭解了我的一些情況吧，施密特先生對我説：“像你、還有君特·格拉斯這樣的作家，拿我們德國人的話來説，就是‘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愛的同輩作家，被如此相提並論，我感到十分自豪。
對於我來説，柏林這座城市的名字是與文學有關的兩件事一起留在記憶中的。為了説明這一點，我必須先介紹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相關事實。
標誌着日本近代文學起點的理論書寫於1885年。尤其在文體方面，與舊文學截然不同、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的文學從此開始。將這種變化具體地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並致力於歐洲新文學翻譯的，就是當時知識界的代表人物森歐外。歐外出身於舊體制下的一個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東京受的教育，為了學醫，於1884年秋來到了柏林。
二十二歲的歐外，在他的旅德日記第一頁寫下了他到卡爾廣場的託普夫飯店拜訪住在那裏的前輩時被拒絕按照日本方式行禮的事。“前輩急忙擺手説：‘別再行那種頭都快碰着地的禮了。’後來聽説，因為在歐洲凡是受過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師那裏學過標準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只跟當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鄉人粗野的舉止便會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歐外就是從這種程度開始在德國學習醫學的。他作為高級官僚在致力於實現國家近代化的同時還革新了日本的文學。從歐外在德國的最初經歷算起，迄今僅僅過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處於近、現代日本文學史中間的1936年，一位學過德國文學的年輕詩人、小説家在東京出版了一部寫亨利希·海涅的評傳。雖然日本當時已經進入了超國家主義的時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還是勇敢地寫道：
……儘管他是那麼深受德國和世界人民愛戴，但他的作品還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劇院的廣場上焚燒了。瞭解這位猶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説，對於這樣一個人的生平，我們有想要詳細瞭解的願望。
而且，對於中野重治來説，在那個時期寫海涅的評傳還有一個隱藏着的切實的政治動機。中野是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曾因從事非法的政治運動於1932年被捕，後於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決。他獲得緩期執行並回到社會上，是因為曾向國家權力機構發表了所謂“轉向”的誓言。在這種情況下，他於1936年出版了這本《海涅評傳》①。翌年，發動了日中戰爭的國家機構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剝奪了中野重治的寫作權。雖説此後的執筆活動並沒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掙扎在籠罩着整個日本社會和文化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重壓之下。
①原文《海涅人生讀本》——譯註。恰如面對苦難的日子預先表示出自己的決心似的——實際上，也正如他準確地預見到的那樣——中野在這本書的後記裏，長長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們所説的愛國心和對祖國的真愛裏，包含着某種特殊情況。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終愛自己的祖國，也可以在對祖國全然不知的情況下愛自己的祖國。但是，這種對祖國的愛只能是在不離開故鄉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質，只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裏最美的讚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爐邊寫成。對自由的愛，是監牢裏的花朵；只有身陷囹圄，才能體會到自由的價值。因此，對德國的愛國心，也只有來到德國的國境上才會萌芽。尤其是當身居國外看到德國不幸的時候。
在此，中野一邊凝視着日本而非他國的不幸，一邊傾訴着他那在當時絕不會被當做愛國心的對日本的真摯的感情。雖然他還不得不痛苦地看着日本的不幸將很快地擴大成亞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過海涅來表露真情的那個年代裏，在日本闖入超國家主義的世界大戰時期度過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從慘痛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也就是在重新出現的國家主義社會氛圍中被批判地稱作戰後民主主義的時代思潮中成長為青年，並開始了文學活動。
如此經歷的小説家，為什麼有時卻不得不成為“用糞弄髒自己巢的鳥”呢？我想談談這個問題。其實，我本來也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搭建一個確實屬於自己的、普通的、清潔的、有發展的巢，並把它傳給下一代。
我剛才説過，日本不僅給亞洲各國帶來了巨大災難，也使本國人民經歷了不幸。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那也是日本的超國家主義在晚於歐洲起步卻想迅速實現近代化過程中的必然歸結。
在國家近代化的大趨勢下，始於學自德國的森歐外、學自英國的夏目漱石和學自俄國的二葉亭四迷的文學近代化，雖然存在着對其自身的內在性批判，同時也是當時近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刻，站在這裏講話的我，正是百餘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禮而受到批評的年輕的歐外的直接的後裔。同時，我還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與海涅密切相關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而成為作家，並作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從事實踐活動的中野重治的文學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儘管我並不曾從屬於他所在的黨派——影響的人。
○柏林講演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階段，還有一些主張提高日本民眾的主權意識的思想家。但隨着國家權力的擴大，以福澤諭吉為首的許多先驅者們漸漸迷失了方向。於是，超國家主義時代來臨，繼而闖入了與亞洲和世界的戰爭之中，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過程。
因此，以1945年戰敗為契機，日本的知識分子們，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領導下所進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與對近代化初期民權思想的發掘同行並進的。同時，應該如何償還對亞洲各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個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課題。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須樹立的民主主義，則是站在核武器帶來的廢墟上卻對得以恢復充滿希望的日本人的奮鬥目標。大戰期間曾一度中斷的與西歐文化的接觸也隨之再度頻繁起來。
這種接觸並不是僅僅停留在對文化新情報的輸入和以此為基礎的技術性再生產的水平上。對於魏茨澤克前總統向德國周邊國家謝罪的行為，多層面的眾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發自內心道德深處的敬意。儘管沒有如此廣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國統一前後連續發出的批判性的聲音，依然是日本知識分子關注的重要對象。
我是寫小説的人，所以，從小一些的、個人的視角來談這個大主題也許更合適一些。可我想要説的是，那個始於百餘年前、由於戰敗而不得不從根本上重新認識的日本國家主義又出現了新的復興的跡象。面對這種現狀，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講出來，就是因為希望它們也能發出一些實在的響聲。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時，我還只是一個住在日本列島四個島中最小的四國島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裏戰敗的那天，我從廣播裏聽到了此前一直作為“神”而成為超國家主義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樣講話的聲音。那是我在少年時期經歷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變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島嶼、現在仍是美國戰略基地的沖繩之外，日本本土沒有成為戰場，所以，佔領軍的進駐也進行得很順利。戰敗後不久的一天，我從森林的高處看見乘坐着美國兵的吉普車也開進了我們的小村莊。還有，在四國的一個地方城市的佔領軍文化中心，藉助日語的譯文，我讀了《哈克貝里·芬歷險記》。那是我接觸過的第一本外語書籍。
繼而，我被在美軍佔領下的那些日子裏實行的民主主義教育征服了。現在的日本新國家主義者們，把對於被稱為戰後民主主義的戰敗後五年間的時代思潮的批判作為他們的戰術。就我自身而言，我認為，直至今天，我的文學世界以及以此為中心的我整個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質的部分，正是戰後民主主義所賦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學受到來自勢力不斷增強的新國家主義陣營——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亦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現在回頭想想，就我而言，戰後民主主義與其説是某個時期的時代思潮，毋寧説更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意義。首先，我從被戰爭時期的初等教育所灌輸的絕對天皇制、天皇即神的思想中解放了出來，我的自我開始覺醒了。我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年進入國民學校——日本超國家主義體制模仿德國學校制度所採用的教育體系，它一直持續到戰後新制度建立——並在那裏畢業的惟一一代人。然而，代替天皇的另外一種絕對者、新的神並沒有出現。那是與民主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這連一個少年都明白。也就是説，根本不存在什麼絕對的、可以壓倒一切的中心。這種普遍主義形成了我從少年到青年時期的思想基調。我對於意識形態多樣性的感覺也是如此產生的。而這正是我儘管為前面所説的中野重治所傾倒，卻沒有走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青年時期我很早就認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麼中心，西歐也不是應該享有特權的中心。就拿德國文學、德語文學來説吧，對森歐外而言，那應該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雖然他從年輕時起就把歐洲各國的同時代文學大量地譯成日語，但那些作品並非來自已經譯成德語的文集，而是對於刊登在《科恩報》、《柏林日報》等星期天文藝附錄上的作品的重譯——而就我而言，無論是令我終生愛不釋手的托馬斯·曼，還是羅伯特穆西爾、艾利亞斯·卡內蒂和君特·格拉斯，他們都是紮根在絕無特權可言的世界的某一個地方，用德語從事寫作的作家。
在我成為小説家的時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個遠離世界中心、甚至遠離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莊當做普通場所的典型，用日語在小説裏表現出來。因此，我為拉美文學的勃興而歡呼，為今天在中國內外從事着文藝活動的作家——他們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影響下創作出的富有獨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較語言學上屬於特殊語言的日語寫小説，現在也正在用它講話。如果因此而產生的巨大障礙可以通過翻譯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話，那麼，我相信日語獨特的表現也會成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這個信念是我在戰後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戰後民主主義時代裏形成的，同時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當我在四國的森林中看到佔領軍的吉普車而心靈受到震撼的時候，在太平洋對面的夏威夷羣島的比格艾蘭島上，一個跟我年齡相仿的日裔美國少年也有過一次跟汽車有關的深刻的情感經歷。他叫納吉塔·哲夫，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他的父親是從日本移民去的沒有土地的農民，二戰期間在一個為人員眾多的夏威夷美軍基地的軍人和家屬供給蔬菜的農場裏當佃户。戰爭結束後，農場主估計到基地人口將會減少，便從納吉塔父親的手裏把位於島嶼高處的農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臨近海邊的市區的路上，每當納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車被甘蔗園的大卡車超過時，少年納吉塔都會感到一陣驚恐。
與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們一起講着洋涇浜英語長大的納吉塔，和只懂日語的父親之間的交流存在着語言上的障礙。接受英語教育的納吉塔是在研究生院當研究生時學的日語，後來成了研究日本歷史的專家。納吉塔用英語撰寫的有關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給我這樣的日本人帶來新發現的巨大活力。
納吉塔尤其關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業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紀的富商們開設的一個叫懷德堂的學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紀中葉，在日本的近代化開始之前，這所學堂一直對以商人為中心的學生進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懷德堂的學者們——幾乎同時都是很有實力的商人——在學問上所取得的成果，與近代化以後急劇增強國家主義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單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樣、更普遍的展望性。儘管明治維新以後西歐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樣是事實。
十八世紀在封建體制下的日本的主導思想當然是以儒教為基礎。但是，同武士政權即幕府在江户開辦的學堂相比，大坂商人學者們對古典文本的解釋更加自由。例如：對於儒教倫理觀即“德”中最為重要的“仁”字，他們強調的是也可以用寬容一詞來替換的那個側面。而對於“義”，則理解為正確的情況判斷和公正的行為，也就是説，將處於商人的主導地位的學者們作為經濟家的生存方式正當化了。
從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戰爭失敗，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麼呢？作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舉出寬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讀大學時的導師、教授法國文學的渡邊一夫先生。他從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開始，是專門研究法國人文主義的學者。在日中戰爭到太平洋戰爭這段以不寬容為旗幟的超國家主義國民情緒高漲時期，他義無返顧地致力於向日本人傳達從法國人文主義那裏學到的寬容精神。
戰敗後不久，渡邊在出版自由的環境下依然繼續着他的努力，他還敏鋭地覺察到，國民對於太平洋戰爭和超國家主義危害的反省存在着逐漸被曖昧化的危機。因此，雖然他是以法語為專業的學者，卻還是毅然將托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譯過來，並將它們和與此有關的安德烈·紀德的文章一起以《五個證言》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錄的曼於1938年寫的《告歐洲書》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語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難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邊一夫譯成的優美的日語來引用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我的祖國，國家主義正在高漲，大有在不遠的將來成為時代思潮的趨勢。作為一個對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從柏林向祖國的年輕人發出這樣的聲音：戰敗之初，渡邊一夫將托馬斯·曼的話傳送給了日本人，那同樣也是為了明天的你們而做的。同時，也是因為想舉一個實例來告訴柏林的聽眾，在戰敗之後不久的日本，誠實的知識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語寫成的文章當做來自歐洲最重要的聲音接受的。
所有的人文主義都存在着一個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對一切狂信主義的嫌惡、清濁並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一言以蔽之，均來自其本來的温厚性質。而在某種場合，這對於人文主義來説，卻是致命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也許是具有戰鬥性的人文主義，是能夠證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義，是堅信自由、寬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則不該眼睜睜地成為其厚顏無恥的仇敵們的狂信主義犧牲品的人文主義。難道歐洲的人文主義已經不能自我更新並使其原則重新具備戰鬥力了嗎？如果它真的到了對此毫無知覺、無法重新恢復生命力為鬥爭做準備的時候，那麼，人文主義恐怕將會滅亡，歐洲恐怕也會隨之滅亡。
托馬斯·曼在三十年代發出的悲鳴喚醒了歐洲，因此人文主義恢復了戰鬥力，最終取得了對納粹主義的勝利。我想，正因為渡邊一夫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為了將來的日本人把這些有效的呼聲譯成了日文。經歷了超國家主義的重壓之後即將誕生的具有豐富的寬容精神的人文主義，在戰後不久的日本已經危在旦夕了。此時此刻，如果沒有戰鬥的人文主義，那麼一切都將失去，超國家主義就會捲土重來。對於因此而懷有強烈危機感的渡邊一夫來説，將這一呼聲傳送給日本人是他無論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萬幸的是，日本人當時並沒有像渡邊一夫擔心的那樣急劇轉向忘記戰敗慘痛教訓的方向。我認為，這是因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邊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驅性工作發揮了作用。同時，也可以説是戰後的歷史教育取得了切實的成果。戰後民主主義時代給日本人精神史帶來的變革實在是非同小可。
反過來説，也正因如此，半個世紀之後，“日之丸·君之代”即與作為亞洲侵略者的日本的過去重合在一起的國旗、國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結着所有保守黨的政權的緊急策劃下實現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們的學者、宣傳媒體還開始了改寫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活動。
在此危急的轉折時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國人歷史學家發掘了十八世紀日本商人學者們獨自的思想，並在那裏找到了寬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義之所在。這令我非常感動。我重讀了與納吉塔的學問有關的從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着今後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劇高漲的超國家主義所破壞的、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後短暫的戰後民主主義時期力圖重建的東西上的年輕一代人的出現。
否則，前面引用過的托馬斯·曼悲劇性的警告，在今後五年、十年裏，就不能不面對日本人反覆地重複下去。日本人本來就不能説具有戰鬥性的人文主義傳統。而且，對於這種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懼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劇發展的近代化和超國家主義淫威下深受其害並記憶猶新的亞洲各國人民。
而且，我並不認為，我國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間改寫歷史教科書勢力的活躍是由於他們對於亞洲人的眼睛、耳朵和聲音過於遲鈍的原故。我認為，恰恰是由於他們適度敏感地覺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為了反擊做着準備活動。
同時，我還感覺到，對於目前日本回歸國家主義趨勢的危險性以及必須同它進行鬥爭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識分子要比日本國內有良心的年輕人認識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了一年，與一邊在那裏學習一邊自發進行一些活動的中國留學生和從韓國來留學的研究者都有過交往，同他們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這種印象。
日本的國家主義趨向所具有的特徵性的一面，是鎖國主義。日本這個國家，也因為在地理條件上是東洋的一個島國的緣故，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常常處於鎖國的狀態。如果把從古代到中世之間同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關係，還有近代化以後大國主義的種種露骨的表現統統計算在內的話，日本在近世針對歐洲的鎖國就不用説了，鎖國的局面的確反反覆覆出現過很多次。
如果是在知識方面的鎖國，問題就更嚴重了。一開始我曾説過，早在近代初期，森歐外等青年知識分子就竭盡全力地輸入西歐文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近代化以後。雖然在這一點上日本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但日本的思想家、文學家中流亡海外的例子卻可以説根本沒有，而接受來自海外的流亡者、試圖從國內搞文化國際化的情況也不曾有過。
日本人具有容易返回國家主義的體質和與之相伴的強化鎖國主義精神狀況的毛病。要克服它們，只有期待年輕的新一代日本人的努力。這正是我今天之所以重新朗讀在戰後初期艱難的出版條件下被譯成日語的托馬斯·曼那期盼着戰鬥的人文主義到來的文章的理由。我期望着我此刻的聲音也能如願地傳到我的祖國！
開始時，我講了舉止有些不雅的鳥的事，結束時也想談一談跟鳥有關的經歷。我的長子已經三十六歲了，加上我的年齡正好一百歲。這本來不過是一個純粹的數字上的錯覺，但我有時候真的感覺自己和兒子一起生活了一百年。
我的兒子從出生時起就存在着大腦障礙，在語言方面，至今也只有四五歲孩子的能力。我有這種感覺，跟我一直不得不經常生活在他的身邊有關。他的名字叫光。從出生到六歲，他從未主動地跟我和妻子有過任何交流。那期間，光自己從不講話，當我們跟他説話時，他也沒有絲毫反應。
可是，在他四歲過新年時，他對電視機裏傳來的鳥聲卻表示出了興趣。於是，我用收錄了野鳥叫聲的錄音給他特製了一個每小時重複一次的循環式錄音帶。先是出現某種鳥的叫聲，接着由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女解説員説出鳥名，一共收錄了三十種鳥的叫聲。在那以後的兩年裏，光幾乎每天都從早到晚地聽着它。當那聲音在家中迴盪的時候，光就非常安靜，這也成了我們的生活習慣。
於是，兩年後的那個夏天，當我們在山上的一間小屋裏聽到從附近的湖邊傳來的鳥聲時，光安靜地説道：“是秧鳥。”完全是錄音中女解説員的聲調。從那時起，我和妻子便開始了一邊放鳥的錄音，一邊試着讓光説出鳥名的遊戲。然後，我們告訴他對了還是錯了。很快我們就有了明確的結果，光不僅能夠區分三十種鳥聲，而且還能一一説出它們的名字。
就這樣，在我們父母和光之間通過語言的交流開始了。而且，這個有限的通道被繼續擴大着。現在，在國外講述這些現實生活中發生過的事，連我自己都不無擔心地覺得它像一個缺乏真實性的故事。但我還是要説，以此為開端，三年後，光已經可以全神貫注地聽莫扎特、巴赫的音樂了，而且，一旦聽過，他便可以在鋼琴上用盡管緩慢的速度將它再現出來，還可以把它寫到樂譜上。光現在的智力活動也幾乎都是由聽音樂組成的。但他也能寫一些短的曲子，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三種CD，有不少的聽眾。
聽過由他作曲的一個個小作品被演奏家們變成音樂之後，我才發現光有着微妙而複雜的內心生活，也可以稱之為精神活動，並且還體會到了他的多樣性和隨着時間的變化而發生的變化。光從被動地聽音樂到主動地開展智力活動的轉變，很顯然是發生在他學習了西歐創造的樂譜表記法之後。他的音樂明顯受到了西歐作曲家們的影響。儘管如此，那裏還毋庸置疑地迴響着他個人獨自的“聲音”。在那裏，我看到了西歐創造的音樂結構在技法上的普遍性。而且，我還不得不承認，這種普遍的結構將一個有智力障礙的日本人“個人”的內心生活作為一種決不能被一般化的固有的東西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雖然在作曲水平上光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但在我青年時代的朋友武滿徹的音樂中，在他那獨特的、最具智慧的綜合世界裏，我再次遇見了我從光的音樂中領悟到的東西。眾所周知，武滿優美的音樂是在與古典音樂教育環境無緣的、戰後初期在瓦礫中重建的日本人的艱難生活中創作出來的。
在一個時期裏，武滿將簫和琵琶這些雖不是誕生在日本但早已經形成了日本獨自的演奏法的樂器引入自己的作品，創造出了嶄新的世界。但是我不能不承認，武滿的音樂是在最高程度上由西歐音樂結構組成的。儘管如此，如果我們依然能從武滿那裏聽到日本人獨自的聲音的話，那麼它就是在普遍的音樂宇宙中迴響着的日本人固有的、更準確地説是武滿固有的聲音。
三年前，在一個大雪覆蓋東京的初春的日子裏，武滿通過FM收聽了巴赫的《馬太受難曲》，第三天早上，他離開了人世。對於如何接受他死去的現實，他的夫人是這樣寫的：
“去世半年之後的九月，在東京歌劇城的首場音樂會上，正如武滿希望的那樣，在小澤征爾的指揮下，由齋藤紀念樂團演奏了《馬太受難曲》。
在死前兩天聽到《馬太》後，他便不再拼命地跟病魔搏鬥了，也許是在意識的深處已經感覺到了自己病情的嚴重，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安詳地將生命託付給宇宙之手的心境之中吧。我想，《馬太》給他帶來的絕不是放棄和絕望，而是我無法企及的深沉的安息，是引導他安然上路的路標。
聽着在新音樂廳裏演奏的《馬太受難曲》，我感到自己頭一次平靜地接受了他死去的現實。
我想，聽了這段話的柏林聽眾們已經不需要我再來請大家重聽一遍《馬太受難曲》了吧。武滿夫人優美的文章，想必已經喚醒大家心中對巴赫的各式各樣的主題的記憶。我自己已不由地想起那由女低音唱出的詠歎調，”淚水流淌過我的臉頰，無論如何……“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聽了我的講話之後，找機會聽一聽或者再聽一次武滿徹的音樂。因為我認為，在那裏，你們會遇到我剛剛談到的在文化意識和生活態度方面，日本人是怎樣追求普遍性的最好的實例。我相信，你們會發現一個既根植於日本人最本質的東西又與西歐有着明顯的聯繫、既獨特又普遍的最好的典型。武滿徹的音樂中既有鼓舞我們同時代日本各個領域的表現者的力量，同時也為如何使下一代日本人擺脱國家主義回潮的死衚衕、走上嶄新的真正的開國之路出示了一個充滿魅力的典型。
雖然我是從在西歐的眼光下思考日本文化開始的，但結果卻像現在這樣，一個日本的小説家正在向未來的新一代日本人闡述自己的信條。此刻，這對於我來説是尤其重要的事情。感謝柏林的聽眾們給了我這個機會。
(呂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