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路，走到一個高爽之地，必然會駐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極目遠望。這時候，只覺得天地特別開闊又特別親近，自己也變得器宇軒昂。
前面還有一個高爽之地，遠遠看去雲蒸霞蔚，很想快速抵達，但是，低頭一看，中間隔着一片叢林。叢林間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澤、煙瘴、虎嘯、狼嚎吧？讓人心生畏怯。然而，對於勇敢的行路者來説，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僅僅是為了穿越它而抵達另一個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藴藏着無限美麗。
我很想借着這種旅行感受，來説一説歷史。
漢代和唐代顯然都是歷史的高爽之地。我們有時喜歡把中華文明説成是“漢唐文明”，實在是聲勢奪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漢代和唐代這兩個歷史高爽地之間，也夾着一個歷史的叢林地帶，那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在這個歷史的叢林地帶，沒有天高地闊的一致，沒有俯瞰一切的開朗，處處都是混亂和爭逐，時時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個角落都是一重權謀，每一個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這一切亂象加在一起，也並不令人沮喪。因為，亂象的縫隙間還有一些閃閃爍爍的圖景。你看——
何處麻袍一閃，年長的華佗還在行醫；夜間爐火點點，煉丹師葛洪分明已經成為一位傑出的原始化學家；中原飄來嘯吟，這是“竹林七賢”在清談和飲酒；南方也笑聲隱隱，那是王羲之和朋友們在聚會，轉眼間《蘭亭序》墨色淋漓；大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剛剛畫完，數學家祖沖之已經造出了指南車、編出了《大明曆》、算出了圓周率，而地理學家酈道元的《水經注》則正好寫了一半……
正是這一切，讓我們喜歡上了那個亂世。
文化在亂世中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純淨，而總是以黑暗為背景，以邪惡為鄰居，以不安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間，甚至像波德萊爾所説的，是“惡之花”。
再也沒有比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叢林地帶，更能體現這種文化魅力的了。
説到這裏，我們的目光已經瞟向雲靄底下那個被人褒貶不一的權勢門庭。
一個父親，兩個兒子，叢林邊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説那個父親，曹操。
一個叢林中的強人，一度幾乎要統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規範。為此他不得不使盡心計、用盡手段，來爭奪叢林中的其他權勢領地。他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成功，終於戰勝了所有對手，卻沒有能夠戰勝自己的壽數和天命，在取得最後成功前離開了人世。
如果他親自取得了最後成功，開創了又一個比較長久的盛世，那麼，以前的一切心計和手段都會被染上金色。但是，他沒有這般幸運，他的兒子又沒有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業績沉埋在非議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猜測他、議論他、醜化他。他的全部行為和成就都受到了質疑。無可爭議的只有一項：他的詩。
想起他的詩，我產生了一種怪異的設想：如果三國對壘不是從軍事上着眼，而是從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間將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應該是東邊的孫吳集團。骨幹是一幫年輕軍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揮赤壁之戰擊敗曹軍時，只有三十歲；陸遜全面指揮夷陵之役擊敗蜀軍時，也只有三十歲。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説，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沿用這種説法，當時孫權手下的年輕軍人們確實是意氣風發。這樣的年輕軍人，天天追求着火煙烈焰中的瀟灑形象，完全不屑於吟詩作文。這種心態也左右着上層社會的整體氣氛，因此，孫吳集團中沒有出現過值得我們今天一談的文化現象。
順便提一句，當時的東吳地區，農桑經濟倒是不錯，航海事業也比較發達。但是，經濟與軍事一樣，都不能直接通達文化。
對於西邊劉備領導的巴蜀集團，本來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誰知，諸葛亮的兩篇軍事文件改變了這個局面。一篇是軍事形勢的宏觀分析，叫《隆中對》；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囑託，叫《出師表》。
《隆中對》的文學價值，在於對亂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學價值，但是，大混亂中的大清晰卻會產生一種邏輯快感。當這種邏輯快感轉換成水銀瀉地般的氣勢和節奏，文學價值也就出現了。
相比之下，《出師表》的文學價值要高得多。這種價值，首先來自於文章背後全部人際關係的整體背景。諸葛亮從二十六歲開始就全力輔佐劉備了，寫《出師表》的時候是四十六歲，正好整整二十年。這時劉備已死，留給諸葛亮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殘局和一個懦弱無能的兒子。劉備遺囑中曾説，如果兒子實在不行，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權位。諸葛亮沒有這麼做，而是繼續領軍征伐。這次出征前他覺得勝敗未卜，因此要對劉備的兒子好好囑咐一番。為了表明自己的話語權，還要把自己和劉備的感情關係説一説，一説，眼淚就出來了。
這個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來。文章開頭，乾脆利落地指出局勢之危急——“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間，由軍政大局轉向個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文章結尾，更是萬馬陣前老臣淚，足以讓所有人動容——“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這麼一篇文章，美學效能強烈，當然留得下來。
我一直認為，除開《三國演義》中的小説形象，真實的諸葛亮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歷史上獲得超常名聲，多半是因為這篇《出師表》。歷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軍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卻都沒有留下這樣的文學印記，因此也都退出了人們的記憶。而一旦有了文學印記，那麼，即便是一次失敗的行動，也會使一代代擁有英雄情懷的後人感同身受。杜甫詩中所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杜甫一寫，《出師表》的文學地位也就更鞏固了。
説過了諸葛亮，我們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們給《出師表》以多高的評價，不管人們因《出師表》而對諸葛亮產生多大的好感，我還是不能不説：在文學地位上，曹操不僅高於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樣是戰陣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幾首詩，已經足可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文學家，但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遺漏了曹操是難於想象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於想象的。
那麼，曹操在文學上高於諸葛亮的地方在哪裏呢？
在於生命格局。
諸葛亮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顯然看不起那種陣前涕淚。他眼前的天地是這樣的：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這樣的：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當天地與生命產生牴牾，他是這樣來處置人生定位的：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我在抄寫這些熟悉的句子時，不能不再一次驚歎其間的從容大氣。一個人可以掩飾和偽裝自己的行為動機，卻無法掩飾和偽裝自己的生命格調。這些詩作傳達出一個身陷亂世權謀而心在浩闊時空的強大生命，強大到沒有一個不夠強大的生命能夠模仿。
這些詩作還表明，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這也不是偶然所得。與諸葛亮起草軍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詩當做真正的詩來寫的。他又與歷來喜歡寫詩的政治人物不同，沒有絲毫附庸風雅的嫌疑。這也就是説，他具有充分的文學自覺。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話語，這很容易流於空洞，但他卻融入了強烈的個性特色。這種把宏大話語和個性特色合為一體而釀造濃厚氣氛的本事，就來自於文學自覺。此外，在《卻東西門行》、《苦寒行》、《蒿里行》等詩作中，他又頻頻使用象徵手法，甚至與古代將士和當代將士進行移位體驗，進一步證明他在文學上的專業水準。
曹操的詩，乾淨樸實，簡約精悍，與我歷來厭煩的侈靡鋪陳正好南轅北轍，這就更讓我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會在瑣碎妝飾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總能夠簡單得鏗鏘有力。
三
文化上的三國對壘，更讓人啞口無言的，是曹操的一大堆兒子中有兩個非常出色。父子三人攏在一起，佔去了當時華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謂“天下三分月色，兩分盡在曹家”。
叢林邊上的曹家，真是好生了得！
我想不起，在歷史的高爽地帶，像漢代、唐代、宋代那樣長久而又安定環境中，哪一個名門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濃度和高度上趕得上曹家。有的以為差不多了，放遠了一看還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這麼一個空前絕後的曹家，為什麼只能形成於亂世而不是盛世？
對於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容我以後再仔細想想。
在沒有想明白之前，我們不妨推門進去，到曹家看看。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倆關係尷尬。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傳説，對曹丕不大有利。説的是，曹操死後曹丕繼位，便想着法兒迫害弟弟曹植，有一次居然逼弟弟在七步之內寫成一首詩，否則就將其處死。曹植立即吟出四句：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這個傳説的真實性無法考證。記得劉義慶《世説新語》裏已有記載，但詩句有些出入。我的判斷是：傳説中的曹丕，那天的舉動過於殘暴又過於兒戲，不太像他這麼一個要面子的聰明人的行為；但這四句詩的比喻卻頗為得體，很可能確實出於曹植之口，只不過傳説者虛構了一個面對面的話語情境。
中國人最經受不住傳説的衝擊。如果傳説帶有戲劇性和刺激性，那就更會變成一種千古愛憎。但是，越是帶有戲劇性和刺激性，大多離真實性也就越遠，因此很多千古愛憎總是疑點重重，想起來真讓人害怕。
傳説中的曹操是違背朝廷倫理的，傳説中的曹丕是違背家庭倫理的。中國古代的主流思維，無非是朝廷倫理再加上家庭倫理，結果，全被曹家顛覆了。父子兩人，正好成了主流思維兩部分的反面典型。
在歷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終生失意，但這是在講政治。如果從文化的視角看去，他們的高低要交換一下，也就是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應該説，曹丕也是傑出的文學家。我此刻粗粗一想，可以説出三項理由。其一，他寫了不少帶有民歌色彩的好詩，其中一半是樂府歌辭，並且由他首創了形式完整的七言詩；其二，他寫了文學理論作品《典論·論文》，第一次宏觀地論述了文學的意義、體裁、風格、氣質；其三，他曾是一個熱心的文壇領袖，身邊集合了很多當時的文人，形成過一個文學集團。
曹丕的作品，本來也很可讀讀，尤其像兩首《燕歌行》。但他不幸受到了圍堵性對比，上有父親，下有弟弟。一比，比下去了。
曹植由於官場失意，反倒使他具備了另一番悽悽涼涼的詩人氣質。他的詩，前期透露出貴公子的豪邁、高雅和空泛，後期在曹丕父子的嚴密監視下，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筆下也就出現了對純美的幻覺、對人生的絕望，詩境大有推進。其代表作，應該是《洛神賦》和《贈白馬王彪》吧。他的風格，鍾嶸在《詩品》中概括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大致合適，又稍稍有點過。在我看來，曹植的問題可能正是出在“詞采華茂”上。幸好他喜愛民歌，還保存着不少質樸。近人黃侃在評述《詩品》的這個評價時，覺得曹植還有“不離閭里歌謠之質”的一面，這是必要的補充。
父子三人的文學成就應該如何排序？
先要委屈一下曹丕，排在第三。不要緊，他在家裏排第三，但在中國曆代皇帝中卻可以排第二，第一要讓給比他晚七百多年的李煜。
那麼，家裏的第一、第二該怎麼排？多數文學史家會把曹植排在第一，而我則認為是曹操。曹植固然構築了一個美豔的精神別苑，而曹操的詩，則是礁石上的銅鑄鐵澆。
四
父子三人，權位懸殊、生態各異、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學，卻都不約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險峻、人生無常。
這是叢林邊這一家子的共同語言。
或者説，這是那個時代一切智者的共同語言，卻被他們父子三人最深切地感悟了、最鄭重地表達了。
照理，三人中比較缺少這種感悟的是曹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例如三十歲的時候他被立為魏太子，應該是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吧，但就在這一年，中原瘟疫大流行，原來曹丕的文學密友“建安七子”中僅餘的四子，即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全部都在那場災難中喪生。這讓曹丕極其傷感。他在寫給另一位友人吳質的書信中，回憶了當年文學社團活動的熱鬧情景，覺得那些青年才俊身在快樂而不知，確信自己能夠長命百歲，但僅僅數年，全都凋零而死，名字進入“鬼錄”，身體化為糞土。由此曹丕想到，這些亡友雖然不如古人，卻都很傑出，活着的人趕不上他們了。至於更年輕的一代，則讓人害怕，不可輕視，但我們大概也無緣和他們來往了。想想自己，素質僅如犬羊，外表卻如虎豹，四周沒有星星，卻被蒙上了虛假的日月之光，一舉一動都成了人們的觀瞻對象。這種情景，何時能夠改變？
這封私人通信，因寫得真切而成了一篇不錯的散文。
從這封信中可知，這位萬人追捧的魏太子，內心也是清醒而悲涼的。
內心悲涼的人，在出入權位時反倒沒有太多的道德障礙。這一點，曹丕與父親曹操有共同之處，只不過在氣魄上小得多了。
至於曹植，一種無權位的悲涼貫穿了他的後半生，他幾乎對人生本體提出了懷疑。天命可疑，神仙可疑，時間可疑，一切可疑。讀讀他那首寫給同父異母的弟弟曹彪的詩，就可以知道。
曹家的這些感悟，最集中地體現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歸宿——墓葬上。
將人生看做“朝露”的曹操，可以把有限的一生鬧得轟轟烈烈，卻不會把金銀財寶堆在死後的墓葬裏享受虛妄的永恆。作為一個生命的強者，他拒絕在生命結束之後的無聊奢侈。他甚至覺得，那些過於奢侈的墓葬頻頻被盜，真是活該。
在戎馬倥傯的年月，很多大大小小的軍事團隊都會以就地盜掘富豪之墓的方式來補充兵餉。據説，曹操也曾命令軍士做過這樣的事，甚至在軍中設置過一個開發墓丘的官職，叫“發丘中郎將”。這個名稱，有點幽默。
曹操既鄙視厚葬，又擔心自己的墳墓被盜，因此竭力主張薄葬。他死時，遺囑“斂以時服，無藏金銀財寶”。所謂“時服”，也就是平常所穿的衣服。
他的遺囑是這樣，但他的繼位者會不會出於一種哀痛中的崇敬，仍然給以厚葬呢？這就要看曹丕的了。他是繼位者，一切由他決定。
我們並不知道曹丕當時是怎麼做的，但從他自己七年後臨死時立的遺囑，可以推想七年前不可能違背曹操薄葬的意願。
曹丕的遺囑，對薄葬的道理和方式説得非常具體。他説，葬于山林，就應該與山林渾然合於一體，因此不建寢殿、園邑、神道。他説，葬就是藏，也就是讓人見不着，連後代也找不到，這才好。他説，“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尤其厚葬更會引來盜墓，導致暴屍荒野，只有薄葬才有可能使祖先稍稍安靜。最後，他立下最重的詛咒，來防止後人改變遺囑，説：“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屍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真是情辭剴切，信誓旦旦，絲毫不留餘地了。
那麼，我敢肯定，曹氏父子確實是薄葬了。
由於他們堅信葬就是藏，而且要藏得今人和後人都不知其處，時間一長，就產生了“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傳説。
大約是從宋代開始的吧，説曹操為了不讓別人盜墓，在漳河一帶築了七十二座墳墓，其中只有一座是真的。後來又有傳聞，説是有人找到過，是漁民，或者是農人，好像找到了真的一座，又好像是七十二冢之外的……
於是當時就有文人寫詩來譏諷曹操了：
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
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
詩一出來，立即有人誇獎為“詩之斧鉞”。用現在的話，就是把詩作為武器，直刺九百年前的曹操。
這就是我很不喜歡的中國文人——根據一個謠傳，立即表示“我不疑”，而且一開頭就上升到政治宣判，斷言曹操之罪是絕了“漢統”。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僅憑曹操的那些詩，就足以説明他是漢文化的合格繼承者，他們所説的“漢統”，大概是指漢朝的皇族血統吧。如果是，那麼，漢朝本身又曾經絕了什麼朝、什麼統？再以前呢？再以後呢？比曹操晚生九百年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卻還在追求漢朝血統，這樣的文人真是可氣。
更可氣的是，這個寫詩的人不知怎麼突然自我膨脹，居然以第二人稱與曹操對話起來，説自己想出了一個絕招可以使曹操的“疑冢陰謀”徹底破敗，那就是把七十二冢全挖了。
我不知道讀者聽了他的這個絕招作何感想，我覺得他實在是像其他很多中國文人，把愚蠢當做了聰明，也不怕別人牙酸了。就憑這樣的智力、這樣的文筆，也敢與曹操對話？
我想，即便把這樣的低智族羣除開，曹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找不到對話者的。以前曾經有過一些，卻都在那次瘟疫中死了。因此，他們也只能消失在大地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