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外科會診是醫院外科醫生介紹和討論各種疑難雜症的，通常安排在星期四上午九點召開。特別會診會幾乎沒開過，醫生聚到一起實在不容易。可是現在，半圓形的階梯房間裏坐得嚴嚴實實，一排排醫生身穿白大褂，蒼白的臉都朝下望着埃利斯。埃利斯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説道：“你們許多人都知道，神經精神病研究室明天上午將為病人實施邊緣節奏步驟——也就是我們説的第三階段。”
聽眾沒有做聲，也沒有動靜，珍妮特·羅斯站在階梯房間門旁的角落裏望着眼前的情景，納悶他們的反應竟會如此冷淡。但這也不是什麼大驚小怪的事。醫院裏的人都知道，神經精神病研究室一直在等待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第三階段對象。
“我要求你們，”埃利斯説，“在介紹病人的時候不要提問。他是個很敏感的人，心神不安。我們覺得帶他進來之前你們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病背景。下面請今天到會的精神病專家羅斯醫生給你們作個簡要介紹。”埃利斯朝羅斯點頭示意，羅斯走到房間中央。
她抬頭看看階梯座位上的一排排臉，一時間感到無話可説。珍妮特·羅斯長相漂亮，瘦長的身材，深黃色的頭髮。她總覺得自己太瘦了，骨瘦如柴，常常希望自己能多幾分柔柔的女人味。不過她知道她的長相很引人注目，在男人佔統治地位的這個職業裏泡了十年，三十歲的羅斯已經學會了利用這一優勢。
她把雙手反靠在背後，吸了一口氣，開始簡要介紹起來。羅斯的介紹爽快扼要，言簡意賅，正是適合大型會診的理想發言。
“哈羅德·富蘭克林·本森，”她説，“今年三十四歲，是一位計算機專家，此人身體一直很好。兩年前他在聖莫尼卡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事故後他失去知覺，具體昏迷時間不詳，之後他被送進當地醫院，接受了一整夜的觀察，第二天康復出院。他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裏平安無事，之後開始出現他所謂的‘暫時性記憶喪失’。”
聽眾默不作聲，目光向下注視着她，靜靜地聽她發言。
“這種記憶喪失大約每月出現一次，持續時間為幾分鐘。記憶喪失的先兆常常是能聞到一種難聞的怪味。飲酒後記憶喪失頻繁出現。病人曾請教過當地的內科醫生，醫生説他工作太辛苦，建議他減少酒量。本森照辦了，可記憶喪失依然出現。
“一年前——車禍發生的第二年——他發覺記憶喪失越來越頻繁，持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他常常在恢復知覺後發現自己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裏。有幾次，他身上留下了傷口，鼻青眼腫，衣服也撕破了，這表明他曾跟別人發生過毆打。然而，他根本不記得記憶喪失時發生了什麼。”
聽眾會意地點點頭。他們明白她給他們講述的一切。這種病顯然是癲癇綜合症，可通過外科手術治療，但也有複雜的病例。
“病人的朋友，”她繼續説道，“曾告訴他説他的行為不正常，可他沒把他們的忠告當作一回事。他逐漸失去了他原先和大多數朋友保持的聯繫。那時——也就是一年前——他還在工作中做出了他所謂的不朽發現。本森是位計算機專家，主攻人造生命或者叫機器智能。他説他在工作中發現機器在跟人類進行競爭，機器最終將主宰世界。”
這時，聽眾中發出了陣陣低語聲，羅斯的這段話引起了他們，尤其是精神病醫生的興趣。她能看見她那位年邁的教師曼依雙手託着下巴坐在最高一排的座位上。曼依心裏一清二楚。
“本森把他的發現告訴了尚未離開他的朋友。他們建議他去看看精神病醫生，這使他惱羞成怒。去年，他愈加堅信機器正在圖謀主宰世界。
“接着在六個月前，病人因被懷疑毆打一名飛機機械師而被拘捕。由於無法對證，指控被撤消。但這件事弄得本森緊張不安，他只得去尋求精神病醫生的幫助。他隱隱約約地懷疑反正他就是那個毒打機械師的人。他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可這隱隱約約的懷疑一直留在了他的心頭。
“四個月前，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他被交給了大學醫院的神經精神病研究室。根據他的病史——腦部受傷，間歇性暴力行為，暴力行為前能聞到怪味，他被認為可能患有現在叫作ＡＤＬ的病，即急性無抑制傷害綜合症。這是一種器質性病，患者週期性地喪失其對暴力行為的抑制。正如你們所知道的，神經精神病研究室現在只接收可治療的器質性行為失調病人。
“神經病情檢查完全正常。腦電圖記錄完全正常，腦波活動無反常。酒精攝取後再次進行了檢查，發現有異常跡象。腦電圖顯示病人大腦的右顳葉有發作活動。因此，本森被認為是第一階段病人——這是對ＡＤＬ綜合症的明確診斷。”
她停下來歇歇氣，也讓聽眾消化一下她剛才對他們講的一番話。“病人是個很聰明的人，”她説，“我們已向他解釋過病情。我們告訴他説他的大腦在車禍中受了傷，於是患了一種產生‘思維發作’的病——是心理的發作而不是身體的發作，導致失去抑制併產生暴力行為。我們告訴他這種綜合症已受到深入的研究，可以得到控制。於是他開始接受一系列的藥物試驗治療。
“三個月前，本森因毆打他人受指控而被捕。受害人是個袒胸露臂的舞蹈演員，二十四歲，這個跳舞的後來撤回了對他的指控。醫院方面稍許為他作了點調停工作。
“一個月前，藥物試驗療程結束。結果，使用的任何一種藥物或聯合用藥都沒有給本森的病情帶來好轉。因此，他是一個第二階段患者——抗藥物的ＡＤＬ綜合症患者。於是他被安排接受第三階段的外科手術，這就是我們今天將要討論的。”
她停頓了片刻。“在我帶他進來之前，”她説，“我想再補充一句，他昨天下午襲擊了一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員，把他打得夠慘的。他的手術安排在明天，我們已説服警察把他交給我們監護。但從法律意義上説，他仍因毆打的指控在等候提審。”
她轉身出去帶本森進來，房間裏寂靜無聲。
本森就坐在半圓形階梯房間外的輪椅裏，身上穿着醫院發給病人的藍白條睡衣。珍妮特·羅斯出現時，他笑了。“你好，羅斯醫生。”
“你好，哈里，”她也朝他笑笑，“你感覺如何？”
當然，他感覺如何羅斯是一目瞭然。本森緊張而又害怕：他的上嘴唇上冒出了汗珠，肩膀畏縮着，雙手握着拳頭放在膝蓋上。
“我感覺很好，”他説，“真的很好。”
本森後面是推着輪椅的莫里斯，還有一個警察，她對莫里斯説：“他也跟我們進去嗎？”
沒等莫里斯回答，本森用輕蔑的口氣説道：“我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
警察點點頭，顯出一副尷尬的神情。
“好吧，”她説。
她打開門，莫里斯把本森的輪椅推進階梯房間，一直推到埃利斯跟前。埃利斯迎上來和本森握手。
“本森先生，見到你很高興。”
“埃利斯醫生。”
莫里斯掉轉輪椅，讓本森面對階梯房間裏的聽眾。羅斯坐到一邊，朝呆在門旁想避開眾人視線的警察瞥了一眼。埃利斯站在本森旁邊，本森的雙眼望着一面磨砂玻璃，玻璃上夾着十幾張調光照片。他似乎意識到了這些是他的顱骨光照片。埃利斯發覺後關掉了磨砂玻璃後的電燈。Ｘ光照片變成了黑糊糊的一片。
“我們請你到這裏來，”埃利斯説，“是要你回答這些醫生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指指坐在排成半圓形的座位上的男人。“他們不會讓你感到緊張的，是嗎？”
埃利斯信口問了一句，羅斯皺皺眉頭。她出席過幾百次這樣的大會，每次總少不了要問病人俯視着他們的醫生是否讓他們緊張不安。病人在回答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時總是否認自己感到緊張不安。
“他們當然使我緊張，”本森説，“見到他們誰都會緊張。”
羅斯忍住沒笑出聲來，謝天謝地，她心裏在想。
接着本森説：“如果你是一台機器，我把你帶到一幫計算機專家面前，他們想找出你的毛病並把你修好，這會怎麼樣呢？你會有何感受呢？”
埃利斯感到慌亂無措。他用手理了理日見稀疏的頭髮，朝羅斯看了一眼。羅斯搖搖頭，示意根本不行。這不是探究本森的精神病的地方。
“我也會緊張的，”埃利斯説。
“是啊，”本森説，“這下你明白了吧？”
埃利斯嚥了口口水。
他是故意裝怒，羅斯心想，別上他的當。
“可我當然不是機器，不是嗎？”埃利斯説。
羅斯在一旁皺眉蹩額。
“難説，”本森説，“你的某些功能便是重複的和機械的。從這個觀點看，它們的程序編制很簡單並且相對明確，如果你……”
“我認為，”羅斯説着站起身，“我們現在也許該來聽聽到會者的問題了。”
埃利斯顯然不喜歡有人插話，但他沒有吭聲。本森總算靜了下來。羅斯抬頭看青聽眾，接着後排的一個醫生舉手説道：“本森先生，你能否和我們詳細講講你記憶喪失前聞到的氣味？”
“沒什麼可講的，”本森説，“味道很怪，就這些，很難聞，可説不出像什麼氣味，不知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我是説你無法確認是什麼氣味。記憶的磁帶出現空白。”
“你能否説出它類似什麼氣味？”
本森聳聳肩膀。“也許像……松油裏的豬糞。”
又一位聽眾舉起了手。“本森先生，你的記憶喪失越來越頻繁，記憶喪失持續的時間是否也越來越長呢？”
“是的，”本森説，“現在長達幾小時。”
“你從記憶喪失中恢復過來後會有什麼感覺？”
“胃裏難受。”
“能再説得具體點嗎？”
“有時我會嘔吐。夠具體了吧？”
羅斯皺皺眉頭。她看得出來本森快要發怒了。“還有問題嗎？”她問，心裏希望不會再有問題。她抬頭看看聽眾，房間裏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
“好吧，”埃利斯説，“也許我們可以接下去討論第三階段外科手術的具體細節。這些本森先生早已知道，所以留下來也可以，走也可以，請自便。”
羅斯不贊同這種説法。埃利斯這是在炫耀自己，這是外科醫生的本能，喜歡向大家表明他的病人不在乎開刀截肢。請——敢於請本森留在房間裏是不正當的做法。
“我留下來，”本森説。
“很好，”埃利斯説。他走到黑板跟前畫了一張大腦的簡圖。“注意，”他説，“我們理解的ＡＤＬ綜合症發展過程是，大腦的某個部分受傷，於是形成一個傷疤。它就像其它身體器官上的傷疤——有許多纖維組織，許多攣縮和畸變組成。這個傷疤成為異常放電的中心，我們看到電波從中心向外擴展，猶如一塊石頭在池塘裏激起的層層漣漪。”
埃利斯在大腦簡圖上點了一點，然後繞着點畫了幾個圓圈。
“這些電波紋引起發作。大腦有些部位的放電中心會引起一陣陣顫抖和口吐白沫等現象，其它部位則引發其它現象。如果中心在顳葉，像本森先生的情況一樣，那便會患急性無抑制傷害綜合症——出現怪念頭和暴力行為，它的典型先兆時常是聞到一種氣味。”
本森望着，聽着，點着頭。
“另外，”埃利斯説，“我們從許多研究人員的工作中獲知，把ＡＤＬ綜合症中抑制力的階段性喪失看成通常意義上的發作是不對的。它們或許只是器宮損傷引起的間歇性大腦失靈。不過，這種失靈的出現往往有其獨特的模式，於是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其為發作。我們知道，對大腦的有關部位實施電擊可以阻止這種發作。無抑制的全面發作需要幾秒鐘——有時長達半分鐘的時間。這期間實施電擊可以阻止發作。”
他在幾個圓圈上打了一個很大的“Ｘ”，接着重新畫了一幅連頭連脖子的大腦結構圖。“我們面臨兩個問題，”他説，“第一，哪裏是電擊的正確部位？就ＡＤＬ病人來説，我們大體知道，病源是扁桃體，即所謂的大腦邊緣系統的前沿部位。我們不知道它的確切部位，但我們可以通過向大腦移植大量電極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本森先生明天早上將移植四十個電極。”
他畫了兩條通進大腦的直線。
“我們的第二個難題是如何知道發作即將來臨，我們必須知道何時實施阻止性電擊。所幸的是，我們用於實施電擊的電極也可用來‘閲讀’大腦的腦電活動。發作前腦電活動會出現獨特的模式。”
埃利斯停頓了片刻，朝本森瞥了一眼，隨後又抬頭望望聽眾。
“所以説我們擁有反饋系統——仍然用發出電擊的電極來測定即將開始的發作，然後發出阻止性電擊。反饋裝置由一台計算機控制。”
他在簡圖的脖子上畫了一個小方塊。
“神經精神病研究室研製了一種計算機，它將監視大腦的腦電活動。當發覺發作即將來臨時，它便會向正確的區域發出電擊。這台電腦像郵票一樣大小，十分之一盎司重，它將被移植到病人脖子的表皮下。”
接着他在脖子下方畫了一個長方形和幾條同小方塊的電腦連接的電線。
“我們用一個ＰＰ－Ｊ鈈動力盒做供電裝置為電腦提供電源，電源盒將被移植在肩膀的表皮下，這樣病人便可完全依賴自己。電源盒能連續供電二十年，不會出問題。”
他用粉筆敲敲簡圖上的幾個不同部位。“這成了一個完整的反饋環——大腦，到電極，到計算機，到電源盒，再回到大腦。這是一個脱離外部的封閉環。”他轉向本森。本森望着他們的討論，臉上露出了無動於衷、漠不關心的表情。
“有什麼看法嗎？本森先生？有什麼要説或要補充的嗎？”
羅斯的心裏在抱怨。她知道埃利斯只是想擺出一副體貼病人的架勢，但在這種怕人的手術前叫任何病人發表看法都是不應該的，他提這種問題就好像病人本人無需經歷手術似的。這太過分了。
“沒有，”本森説，“我沒什麼要説的。”他打了個呵欠。
本森坐着的輪椅被推出了房間，羅斯跟了出去。其實她不必送他，可她為他的病情擔憂——也為埃利斯對待他的方式感到幾分內疚。她説：“覺得這討論怎麼樣？”
“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説。
“為什麼？”
“嗯，討論完全是專業性的，我原以為討論會更富哲理性。”
“我們是務實者，”她輕聲説道，“處理實際問題。”
本森笑笑。“牛頓也是，”他説，“還有什麼比蘋果為何掉在地上的問題更實際的呢？”
“你真的看到這中間富有哲理的內涵了嗎？”
本森點點頭。“是的，”他説，“你也是的。你只是假裝沒有看到。”
她隨後停住腳步，望着本森坐在輪椅裏被推到電梯口。本森、莫里斯和那位警察在走廊裏等待下一趟電梯。莫里斯急不可耐，死命地按着電鈕。這時，電梯來了，他們全都走了進去，本森最後揮了下手。電梯門關上。
羅斯轉身朝階梯房間走去。
“……已經研製出來十年了。”埃利斯滔滔不絕。“起先是用於心臟起搏器的，它需一年左右動一次小手術以更換電池。外科醫生和病人都覺得討厭。現在的原子電源盒完全可靠，使用壽命長。如果本森先生到時還健在，我們可能要到１９９０年才需更換電源盒，但在此之前無需更換。”
珍妮特·羅斯輕手輕腳地回到階梯房間。這時又有人提了個問題：“你如何決定四十個電極中哪個來阻止發作？”
“我們將移植全部電極，”埃利斯説，“把它們和微型計算機接通，但二十四小時內我們不會鎖定任何電極。手術接下來的一天，我們將通過無線電刺激每一個電極，以決定哪些電極性能最佳，然後用遙控器將它們鎖定。”
階梯房間的高處，一個熟悉的聲音咳嗽了幾聲，説道：“這些技術細節很有趣，但在我看來它們脱離了主題。”羅斯抬頭一看，發現説話的是曼依。曼依快要七十五歲了，是一名精神病學的榮譽教授。他現在很少來醫院，來的時候，人們也常常把他當作一個老態龍鍾、思想陳舊的怪老頭。“在我看來，”曼依繼續説，“這個病人是精神病患者。”
“這話有點偏激，”埃利斯説。
“也許，”曼依説，“但至少他的個性嚴重失調。人和機器出現這種混亂都是令人煩惱的。”
“個性失調是他病症的一個部分，”埃利斯説，“在最近的一篇評論中，哈利和他耶魯的同事説百分之五十的ＡＤＬ患者都伴有這種個性失調，它和發作本身沒有關係。”
“確實如此，”曼依用不耐煩的聲音説道，“個性失調是他病症的一部分，和發作無關。可你採取的步驟能治癒這種病嗎？”
珍妮特·羅斯發現自己在暗暗高興：曼依正在走向和她完全一致的結論。
“不能，”埃利斯説，“也許不能。”
“換句話説，手術可以阻止他的發作，但無法終止他的妄想。”
“不能，”埃利斯重複道，“也許不能。”
“恕我直言，”曼依説着從他坐的最高一排朝下面皺皺眉頭。“我最擔心的就是神經精神病研究室會出現這種想法。我不是單單指你，這是醫學界的一個普遍問題。例如，如果我們在急診病房遇上企圖用過量服藥的辦法來自殺的病人，我們的治療方法是先給病人洗胃，再教訓他一通，然後送他回家。那是治療——但很難説是治癒。病人遲早會再進醫院。洗胃洗不走病人心中的抑鬱，它只能治療過量服藥。”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
“我還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我們醫院遇上的那位Ｌ先生。你還記得那個病例嗎？”
“我認為：Ｌ先生的情況在此不適用，”埃利斯説。但他的説話聲僵硬又惱怒。
“我不敢肯定，”曼依説。由於階梯房間裏有幾個疑惑不解的人朝他轉過身來，他作了如下解釋：“Ｌ先生是幾年前這裏出了名的一個病人。他三十九歲，患有晚期腎炎，是慢性腎小球性腎炎，醫院考慮為他作腎移植手術。因為我們的移植設備有限，手術病人有醫院審查委員會選定。委員會里的精神病科醫生強烈反對把Ｌ先生當作腎移植候選人，因為他患有精神病。他相信太陽統治地球，他白天拒絕出門。我們感到他反覆無常，腎臟移植對他不會有好處，可他最終還是接受了手術。六個月後，他自殺身亡，真是一場悲劇。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花費成千上萬美元並且專家要辛苦許多小時才能完成的腎移植手術，不是可以讓別人從中獲得更大的好處嗎？”
埃利斯踱來踱去，一隻壞腳在地板上輕輕地拖動着。羅斯知道他在這咄咄逼人的言詞下感到害怕。埃利斯通常總是小心翼翼，儘量不暴露他的殘疾，只有眼尖的人才看得出他的跛腳。可在他勞累、憤怒或害怕的時候，這缺陷就一目瞭然了，簡直就像他無意識中在乞求同情：不要攻擊我，我是個跛子。
“我理解你的反對意見，”埃利斯説，“就你剛才的話而言，你的觀點是無可辯駁的。可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本森受到擾亂，我們的手術也許無法改變這一情況，這千真萬確。但要是我們不為他進行手術會怎麼樣呢？我們知道，他的發作對他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都是一種威脅。他的發作給他惹了法律麻煩，況且他的發作日見嚴重。手術將阻止發作，我們認為這對病人是一大好處。”
高高在上的曼依微微聳了聳肩膀。珍妮特·羅斯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它表明雙方的看法不可調和，已陷入僵局。
“好吧，”埃利斯説，“還有別的問題嗎？”
沒人再提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