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在卡爾弗城我的公寓裏，正坐在牀上。電視機是打開的，但我關掉了聲音。實際上，我正一邊看着萊克爾隊的一場比賽，一邊試圖記住我那套日語入門教程上的詞彙。
夜晚十分靜謐。8點鐘左右我就安頓女兒睡了。我把盒式磁帶錄音機放在牀上。錄音機裏傳出一個女人活潑的聲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幫助你嗎？”、“請把菜單給我看看”之類的句子。每唸完一句，她就停頓一下，以便我用日語重複一遍。我吃力地、結結巴巴地跟着重複。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經打烊。郵局在什麼地方？”諸如此類的話。我儘量集中思想，但也難免開點小差。“早志先生有兩個孩子。”
我模仿着説：“早志先生有兩個……孩……”我詛咒了一句。這時，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來了。
“這酒一點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書攤開放在牀上，旁邊放着我給女兒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邊是一本相冊，還有一些她兩歲生日晚會上拍的照片。米歇爾的生日已是4個月前的事了，不過我還沒把它們放進相冊。我得跟上那錄音才行。
“下午兩點鐘有個會議。”那女人的聲音説道。
放在牀上的那些照片已經不能反映現在的實際情況。4個月過去了，現在的米歇爾已經完全變了樣。她長高了，已經穿不得生日晚會上穿的那條連衣裙了——那條價格昂貴的、領口鑲着白色花邊的黑天鵝絨連衣裙是我的前妻買的。
在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讓米歇爾把蠟燭吹滅，幫她打開各種生日禮物的包裝。她看上去真像個對孩子無微不至的媽媽。實際上，女兒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見着她的面。週末是她看望女兒的時間，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時間是不來的，就連女兒的撫養費她也不按時給。
可是從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洗手間在哪裏？”
“我有一輛汽車。我們可以一塊兒去。”
我繼續跟着往下學。當然，我有公務在身，那天晚上該我值班。我是鬧市區分局特種勤務處的警官，要隨叫隨到。不過，2月9號是個平靜的星期四，我想不會有多少行動。到9點鐘為止，我只接到了3個電話。
警察局的外事科屬於特種勤務處；我們負責處理外交人員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煩，還向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來與警方交涉的外國人提供翻譯或聯絡人員。我們的工作雖然很雜，但沒有什麼壓力：我當班的時候可能會接到五六個請求幫助的電話，但沒有一樁是急事。我幾乎無須出門。這項工作比我以前擔任警方新聞聯絡官時的工作要輕鬆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關於智利副領事費爾南多·康西卡的。這位副領事喝得醉醺醺、汽車開得東扭西歪的。一輛巡邏車把他的車攔到了路邊，而他卻聲稱自己有外交豁免權。我讓巡邏警察開車把他送回家，然後做了記錄，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領事館提出抗議。
一個小時後，我接到了加迪納的警探們打來的電話。他們拘捕了一名與一次飯店槍殺事件有關的嫌疑犯；由於此人只説薩摩亞語，所以他們想要一位翻譯。我回答説翻譯我可以找一個，不過薩摩亞人肯定是會説英語的，因為他們的國家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託管地。警探們説他們自己去處理這事。後來，我接到了另一個電話，説幾輛電視台的流動轉播車堵塞了阿羅史密斯音樂會的消防專用通道。我讓那些警官們找消防部門。此後的一個小時平安無事，我又回到教科書上，聽見那女人用動聽的聲音念道：“昨天是個下雨大。”
接着打來電話的是湯姆·格雷厄姆。
“是他媽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説道，“我很難相信這不是他們在搞鬼。你最好到這兒來一下，彼得君。菲格路1100號，在第七大街拐角處，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廈。”
“出什麼事了？”我不得不問一句。格雷厄姆是個能幹的警探，但脾氣不好，而且往往會小題大做。
“是這麼回事兒，”格雷厄姆説道，“幾個該死的日本人要求見特種勤務處的聯絡官，也就是要見你，夥計。他們説聯絡官不來，警察就不能進行調查。”
“不能進行調查？為什麼？是什麼事情？”
“殺人案，”格雷厄姆説，“一個白種女人，大概有25歲，身高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着，就在他們的會議室裏。真夠瞧的。你最好能儘快過來一趟。”
“背景裏是不是音樂聲？”我問道。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這兒正在舉行一個大型招待會。中本大廈今天晚上搞了一個排場很大的落成典禮。你來一下，行嗎？”
我説我就來。我給隔壁的阿森西奧太太打了個電話，問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時候幫我照看一下女兒；能多幾塊錢花花她是不會反對的。我趁她還沒過來之前換了件襯衣，穿上了一套體面的西裝。這時候，弗雷德·霍夫曼打來了電話。霍夫曼是鬧市區分局的值班警官，個子不高，非常強壯，頭髮有些灰白。“聽着，彼得，我想你在這件事上會需要個幫手。”
“這是為什麼？”我問道。
“這次像是樁兇殺案，涉及到幾個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當聯絡官有多久了？”
“大約有6個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個有經驗的幫手。找找康納，讓他和你一起去。”
“誰？”
“約翰·康納。聽説過他沒有？”
“聽説過。”我回答説。康納在分局裏大名鼎鼎，是個傳奇式人物，是特勤處最見多識廣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嗎？”
“他只是在無限期休假，不過仍然辦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覺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訴你怎麼辦。我替你給他打電話。你只要把車開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納的地址告訴了我。
“好了。謝謝啦！”
“還有件事。這個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訊，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隨口答道，“誰要求的？”
“這樣穩妥些。”
“就照你説的辦，弗雷德。”
所謂地面通訊是指不使用無線電，這樣，那些監聽警方無線電通話頻率的新聞界就不可能聽到我們的通話。每次伊麗莎白·泰勒上醫院，我們都使用地面通訊。有時，某個知名人士十多歲的兒子在車禍中死於非命，我們也使用地面通訊，為的是在電視台的記者上門採訪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訊常用來處理這類事情。不過，還從未聽説過任何殺人案也採用這種處理方法的。
在驅車前往鬧市區途中，我沒有使用車上的電話，而是在聽無線電廣播。有一則消息報導説一名3歲男孩被子彈擊中，造成腰椎以下癱瘓。這孩子是一場搶劫案的旁觀者，被一顆流彈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機調到另一個台，它正在播出談話節目。我已經可以看見鬧市區的摩天大廈在朦朦夜色中的閃爍燈光了。我在聖佩德羅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納的住處開去。
我知道約翰·康納在日本曾呆過一段時間，學習了日本語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裏唯一能説一口流利日語的警官，而當時，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磯地區的日本人最多。
當然，現在局裏能説日語的警官已有80餘人——而且還有很多人像我一樣正在學習。康納幾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納一起共過事的聯絡官都認為他是最棒的。據説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幾個鐘頭就能辦完一樁案子。他辦事幹練，在盤查詢問方面是個能手，能從證人那裏瞭解到別人瞭解不到的情況。但是聯絡官們主要還是讚揚他辦案時不偏不倚，秉公辦事。有人曾跟我説過：“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鋼絲，早晚總要從鋼絲的這一側或那一側掉下來。有的人會認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會出差錯的。也有的則會認為他們都是邪種壞蛋。而康納卻總能保持平衡，冷靜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約翰·康納住在離第七大街不遠的工業區，在柴油機貨車倉庫旁的一座磚砌大庫房裏。庫裏的運貨電梯已經壞了，我從樓梯爬上三樓，敲了敲他的門。
“門是開着的。”裏面一個聲音應道。
我走進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簡潔，是按日本式樣佈置的：鋪着草蓆的地面、推拉式的門和木板牆壁，一幀書法橫幅、一張黑漆桌子，還有一隻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蘭花。
我看見門口擺着兩雙鞋，一雙是男人的低跟鏤花牛皮鞋，另一雙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聲：“康納上尉在家嗎？”
“請稍等一下。”
一扇拉門打開後，康納走了出來。他個子高得嚇人，也許有1.90米，遠遠超過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質地很輕的日本式藍布浴袍。我估計他有55歲。他兩肩很寬、有些歇頂，嘴唇上方的小鬍子修剪得很整齊，瘦削的面龐上長着一雙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舉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們握了握手。康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後點點頭説：“不錯，很有點氣派。”
“我過去常跟新聞界打交道，”我説道，“很難説什麼時候你不得不面對着一大堆照相機。”
他點點頭：“而現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幹聯絡官多長時間啦？”
“6個月。”
“會説日語嗎？”
“會幾句，現在正在學。”
“給我幾分鐘換衣服。”他轉身消失在拉門後面。“是件殺人案嗎？”
“是的。”
“誰通知你的？”
“湯姆·格雷厄姆。他是負責犯罪現場的警官。他説那些日本人堅持要聯絡官到場。”
“噢。”他頓了一下。我聽見水流的嘩嘩聲。“這種要求常見嗎？”
“不常見。實際上，我還從來沒聽説過這種事呢。一般情況下，警官們找聯絡官是因為他們在語言方面有困難。我從沒聽説過由日本人要求聯絡官到場的事。”
“我也沒聽説過。”康納説道，“是格雷厄姆讓你把我也帶上的嗎？我跟湯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間有點成見。”
“不是他，”我告訴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讓我來請你的。他覺得我經驗不足。他説他替我打電話給你。”
“這麼説你在家裏接到了兩次電話。”
“是的。”
“哦。”他重又出現在客廳裏，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邊走邊打着領帶。“看來時間很緊了。”他看了看錶。“格雷厄姆什麼時候打的電話？”
“大約9點。”
“這麼説已經過了40分鐘。走吧，中尉，你的車在哪兒？”
我們匆匆忙忙下了樓。
我驅車向聖佩德羅開去，隨即拐上第二大街，徑直朝中本大廈疾駛而去。路面彌散着一層薄霧。康納凝神窗外，問道：“你的記憶力怎麼樣？”
“我覺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兩個電話的內容複述給我聽聽。越詳細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我盡力吧。”
我把兩個電話的內容説了一遍。康納默默地聽着，既沒有打斷我的話，也沒有發表評論。我不知道他何以對此有這麼大的興趣，他也隻字未提這一點。我説完後，他問了一句：“霍夫曼沒跟你説是誰要求使用地面通訊的嗎？”
“沒有。”
“不過這倒是個很好的主意。只要條件允許，我從來不用汽車上的電話。現在偷聽電話的人太多了。”
我把車拐上了菲格路。我已經可以看見不遠處新落成的中本大廈前耀眼的燈光了。這幢灰色花崗岩建造的大廈拔地而起，直插夜空。我把車拐上右邊的車道，隨手打開放手套的箱子，取出一沓執行公務所需的名片。
名片上寫着洛杉磯警察局特種勤務處聯絡官、中尉警探彼得·J.史密斯。正面是英文，反面是日文。
康納看了看名片問道：“你打算怎樣處理，中尉？以前跟日本人打過交道嗎？”
“沒怎麼打過，”我承認道，“只接觸過一兩個酒後開車遭拘捕的傢伙。”
康納很客氣地説道：“那麼，我提一個也許我們可以採用的辦法。”
“好啊，”我説道，“我感謝你的幫助。”
“那好。既然你是聯絡官，我們到了那兒之後，現場由你來掌握會是再好不過的了。”
“行”
“不要介紹我，也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我。甚至連看都不要看我。”
“行”
“就當我不存在。你一個人全權處理。”
“行。”
“你要顯得一本正經，站得筆直，任何時候都別解開衣釦。他們向你鞠躬，你不用依樣還禮，只要點點頭就行。鞠躬這種禮節，外國人掌握不好，所以連學都不要學。”
“行。”
“和日本人打交道時要記住，他們不喜歡談判。他們覺得談判的對抗性太強。在他們的社會中，他們總是儘量避免這種方式。”
“行。”
“手勢的運用要有節制。儘量把手放在身體兩側。日本人覺得手勢幅度太大是一種威脅。説話時聲音要沉着，語調要四平八穩。”
“行。”
“如果你能這麼做的話。”
“那沒問題。”
“做起來可沒那麼容易啊。有時候日本人真讓人惱火。也許今天晚上你就會發現他們很令人討厭。儘量把事情處理好。無論出現什麼情況，一定不要發火。”
“好吧。”
“發火是最糟糕的事。”
“我明白。”
康納微笑着説：“我相信你能幹好。也許你根本用不着我幫忙。不過，如果你真遇到了麻煩，你就會聽見我説‘也許我能幫個忙’。這是個信號，意思由我來接手處理。從這時起，就由我出面講話。我希望你就不要再開口了，即使他們直接跟你説什麼，你也別開口，行嗎？”
“行。”
“也許你想説幾句，但是要剋制住。”
“我明白。”
“另外，不論我幹什麼，你都不要流露出任何驚訝的神色。不管我幹什麼。”
“行。”
“我接手之後，你就站到我的右側，稍稍靠後一點兒。千萬別坐下，也別東張西望，注意力要集中。要記住，雖然你來自MTV的文化背景，他們卻沒有。他們是日本人。在他們眼裏，你的一言一行都具有一定的含義。你的一舉一動不僅關係到你本人，關係到警察局，而且關係到我，你的上級，你的前輩。”
“是，上尉。”
“有什麼問題嗎？”
“你説的前輩是什麼意思？”
康納笑起來。
我們的車從泛光燈旁開過，沿坡道進入了地下停車場。
“在日本，”康納解釋説，“前輩就是資歷深的人，他對後輩給以指點。所謂後輩就是資歷淺的人，是小老弟。前輩與後輩的關係無處不在。一般認為，只要一個年紀小一些的人和一個年紀大一些的人在一起工作，就有這種關係。他們也許會這樣看待我們。”
“是不是有點像師徒關係？”我又問道。
“不盡然。”他回答説，“在日本，前輩與後輩關係有其自身的特點。前輩更像慈祥的父親，對後輩應當寬容。對資歷淺的年青人所表現出的種種不太懂事的過分舉動和錯誤應當寬宏大量。”説到這裏他笑起來。“不過我相信你不會那樣的。”
我們下到坡底，眼前是一片寬闊平坦的停車場。康納望着窗外，皺起了眉頭。“人都到哪兒去了？”
中本大廈的地下停車場密密麻麻地停滿了小轎車，司機們倚在車上，邊聊天邊抽煙。我一輛警車也沒看見。在一般情況下，出了人命案的地方就像過聖誕節一樣燈火通明，總會停着五六輛信號燈閃爍轉動的警車，還能看見驗屍官、醫務人員以及其他人員在場。
可是今天晚上這裏什麼也沒有，看上去就是一個宴會之夜的停車場，舉止優雅的人們二三兩兩地站在一起，等候着自己的汽車。
“真有意思。”我説了一句。
我們停下車，停車場的工作人員替我們打開車門。我下了車，站在豪華的地毯上，耳邊傳來柔和的音樂聲。我和康納朝電梯走去。衣冠楚楚的人們從我們面前走過，有穿着禮服的男人，也有穿着華貴盛裝的女人。湯姆·格雷厄姆站在電梯旁邊。他身穿褪色的燈芯絨運動衫，正在一個勁兒地猛抽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