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刑偵處已近兩年，現在再次來到一個兇殺案的犯罪現場，心中感觸良多，眼前浮現出歷歷往事：夜晚的緊張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紙杯中劣質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圍的各專業小組忙忙碌碌的場面——以如痴如狂的勁頭忙碌著，而且是以躺在那裡的死人為中心忙碌著。所有的兇殺案的現場都可以看見這種工作勁頭，也可以看見處於現場中央的那種最終結局。看見躺在那兒的死者，使人覺得一切是那樣的顯而易見，可同時又讓人覺得一切是那樣的神秘莫測。在一樁最簡單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槍把丈夫打死，而你會發現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菸頭燙傷的疤痕。於是你會問，為什麼偏偏發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麼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見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總有些東西使人不得其解。這兩種情況同時並存。
處於兇殺案的現場，你才覺得自己接觸到了生命的真諦，同時接觸到屍體的臭味、排洩物和腫脹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會聽見那哭聲。通常那些胡說八道的話都聽不見了；有人死了，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就像路中央有塊石頭，所有車輛都繞開它行駛一樣實實在在。在這種冷酷的現實之中，一股戰友情誼會油然而生，因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點地工作，而且你知道這點是因為你總是看得見他們。洛杉磯每天要發生4起殺人案；每隔6小時就發生一起。在犯罪現場的警探們每個人手上都積壓了10件殺人案，眼下這樁兇殺案又給他們增加了難以承受的負擔，所以他們都希望能在現場解決問題，馬上弄個水落石出。在這裡，最終的結局、緊張的工作和工作的幹勁交織到了一起。
幹了幾年之後，你會愛上這一行。我走進那間會議室時驚異地發現自己還挺想再幹這一行的。
會議室的佈置極為優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過玻璃牆壁可以看見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樓裡的燈火。會議室裡，技術鑑定人員在那姑娘的屍體旁忙碌著，並輕聲地交換著意見。
她的金色秀髮剪得很短。湛藍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長，像個運動員。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質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進行檢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隻手拿著小手電筒，另一隻手裡拿著筆記本，正眯縫著眼看那姑娘腳上那隻造型獨特的黑色高跟鞋。
驗屍官的助手凱利正準備把那姑娘的手用紙袋套上繫好以起到保護作用。康納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納看了看一隻手，仔細察看了手腕，然後又朝指甲縫裡看了半天。他在一個指甲上聞了聞，接著在每一個指頭上輕輕地彈了彈。
“別費心了，”格雷厄姆的話說得很乾脆，“還沒有僵硬呢。指甲縫裡沒有殘存碎片，沒有皮層或者衣服的纖維。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搏鬥的痕跡。”
凱利把紙袋套了上去。康納問他：“你能確定死亡時間嗎？”
“我正在進行查驗，一會兒就能知道結果。”
康納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質地，檢查了一下商標。這時技偵處的海倫說：“是山本的。”
“我看見了。”康納說道。
“什麼是山本？”我問道。
海倫答道：“日本服裝設計師，設計的服裝價格昂貴。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兒至少要賣5000美金。這還是假定她買的是二手貨。新的要1.5萬美金呢。”
“能跟蹤這條線索嗎？”康納問她。
“大概可以。這要看她是在這兒買的，還是在歐洲或是東京買的。查一下需要一兩天時間。”
康納馬上就失去了興趣。“算了，那樣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個小型光纖電筒，用來檢查姑娘的頭皮和頭髮。接著，他迅速檢查了兩個耳朵。他看了右耳後十分驚訝，輕聲說了句什麼。我從他肩膀上方看過去，看見她的耳環孔裡有一滴乾了的血跡。我湊上去時大概是擠著康納了，因為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說：“讓一讓，後輩。”
我向後退了一步，說：“對不起。”
接著康納在她的嘴唇上聞了聞，又迅速地開合了一下她的下顎，用小手電在她的嘴裡四壁碰了碰。然後，他把她的頭朝兩邊撥動了幾下，還在她的脖子上輕輕地摸了一會兒，幾乎是用手指在撫摸。
接著，他突然離開了屍體：“好了，我已經查完了。”
隨後他便離開了會議室。
格雷厄姆抬起頭說：“在犯罪現場，他從來都毫無用處。”
“你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說道，“我聽人說他是個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見鬼，”格雷厄姆不以為然地說，“你自己就能看出來。他甚至連該幹什麼都稀裡糊塗，不懂工作程序。康納根本就算不上偵探。他有關係。他就是靠這點辦了那些使他聞名的案子。你還記得76年的新川蜜月槍殺案嗎？不知道？我想那時你還沒來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麼時候的事，凱利？”
“76年。”凱利答道。
“對，是76年，是那年的一樁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來洛杉磯度蜜月的一對年輕夫婦。他們是站在東市區的馬路邊上時被人從疾駛而過的汽車上開槍打死的。像是一樁幫派間常採用的汽車槍殺案。更糟糕的是，驗屍的時候發現女的已經懷孕了。新聞界忙得不亦樂乎，說什麼洛杉磯警察局對團伙暴力無能為力等等。我們收到了從全市各處寄來的信件和匯款。大家都對這對新婚年輕夫婦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負責此案的警探屁也沒查出來。我是說，這是一樁殺害日本國民的案子，他們卻毫無進展。
“所以，一個星期之後，他們請來了康納。他只用了一天時間就把案子給破了，真算得上偵破史上的奇蹟。我的意思是說，已經過了一個星期，有的證據已經消失。那對蜜月夫妻的屍體已經運回了大阪，出事地點的街角處人們擺放的白花已經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納卻查明那個叫新川的年輕人在大阪就不是個好東西。他還查出發生在大街上的幫派式槍擊事件實際上是一樁在日本策劃、到美國執行的預謀兇殺案。他證實了那個下流坯丈夫實際是個冤死鬼，是被誤殺的。他們原計劃用槍打死那個妻子，因為他們知道她已經懷了孕。他們這麼幹是要教訓教訓她的老子。這一來，康納把整個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媽神了，啊？”
“你認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關係破的案？”
“你說說看嘛，”格雷厄姆說道，“據我所知，那以後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幹什麼去了？”
“聽說他替一家感謝他的日本公司當保安。他們待他不錯，是報答他。他為他們幹了件事，他們酬謝他。反正我是這麼猜測的。誰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過他這個人不是幹偵探的料。天老爺，你看看他現在那樣兒。”
康納在敞開式辦公室裡，仰頭看著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著一個方向看，繼而又朝著另一個方向看。他似乎正試圖下定決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電梯走去，像是準備離開似的，接著卻猛地轉過身，走回辦公室中央站定。隨後他就開始檢查起房間四處擺放的盆栽棕櫚樹的葉子來。
格雷厄姆搖搖頭。“這是搞什麼名堂？園藝？我跟你說吧，他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過日本，每次都要回來，在那兒呆不了多長時間。日本就像一個女人，對他來說，有她沒她日子都不好過。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媽不明白。我喜歡美國。至少，是目前還存留的美國。”
格雷厄姆轉過身，看見技偵處那個小組已經逐漸離開屍體向外搜索。他問道：“你們這些夥計們找到了那條內褲沒有？”
“還沒有呢，湯姆。”
“正在找，湯姆。”
我問道：“什麼內褲？”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約翰不想再進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覺得這裡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沒穿內褲，而鼠蹊上有一道紅印子，顯然是內褲給扒掉前留下的。有跡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過被迫的性行為。所以我才讓他們找那條內褲。”
技偵小組有個人說：“也許她本來就沒穿。”
格雷厄姆說：“她穿了，這不會有錯。”
我轉身問凱利：“她有沒有吸毒？”
他聳了聳肩。“體液的化驗結果很快就能出來。從外觀上看，她很乾淨，非常乾淨。”我注意到凱利說這話時明顯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凱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樣兒幹什麼？是我們沒能讓你去赴一次深夜約會還是怎麼的？”
“不是，”凱利說道，“說實話，她身上既找不到搏鬥掙扎的痕跡，也沒有吸毒的跡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謀殺的任何跡象。”
格雷厄姆問道：“沒有謀殺的跡象？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凱利說道：“這姑娘喉嚨上的傷說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綜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經被捆綁的痕跡，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從技術上來說，也許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許只是一個意外。”
“哦，天啦，說下去。”
“很可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死於抑制，是瞬間生理死亡。”
“什麼意思呢？”
他聳聳肩說：“這人就這麼死了。”
“一點原因也沒有？”
“這個嘛，也不完全是。這種死亡往往伴隨有心臟或神經的小創傷。但這種創傷一般情況下不會導致死亡。我以前碰到過幾個這樣的案子。一個10歲男孩胸部被一隻棒球撞了一下——並不重——但卻倒斃在學校的運動場上了。他周圍20米內一個人也沒有。還有一個案子：一個婦女開車時出了點小意外，胸口撞在駕駛盤上，撞得並不重。當她打開車門往外走的時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來說，對於頸部或胸部的撞擊、損傷似乎容易導致這種猝死，因為這類傷害可能刺激與心臟相通的神經。所以說，是這樣，湯姆。從技術角度來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於發生性行為不是什麼重罪，所以這可能不是謀殺。”
格雷厄姆乜斜著眼問道：“你的意思是，也許她不是被謀殺的？”
凱利聳聳肩，他拿起活頁夾說：“我並不打算把這個想法寫下來。我將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僅次於強行窒息致死。因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須考慮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許她就這麼突然死掉了。”
“見鬼，”格雷厄姆說道，“我們把這一點記錄在案，把它記在驗屍官的想象一欄裡。你們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證件沒有？”
還在房間裡繼續搜查的技偵處的人嘟囔著說還沒有。
凱利說：“我想死亡時間已經出來了。”他看了看溫度計探針，然後對照一張表查起來。“內部溫度是96.9度。在這樣的室溫條件下，已死亡近3個小時了。”
“近3個小時了？太好了。你聽著，凱利，我們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個時刻死的。”
“我最多隻能做到這一步了。”凱利說著搖了搖頭。“遺憾的是，如果時間少於3個小時，冷卻曲線是無法準確給出死亡時間的。我只能判斷死亡時間是在3小時之內。不過我的印象是，她已經死了有一段時間了。坦率地說，我認為接近3小時。”
格雷厄姆轉身問技偵小組的人說：“有誰找到了內褲？”
“還沒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環視了一下辦公室，說：“既沒有手袋，也沒有內褲。”
“你是否覺得有人清理了現場？”我問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個身穿價值3萬美金裙子的姑娘來參加招待會而不帶手袋，這符合常理嗎？”然後，他從我的肩頭望過去，笑著說：“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個崇拜你的人來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來的是市長的新聞秘書埃倫·法利。她35歲，深黃色的秀髮剪得短短的，貼著臉龐，總是修飾得很漂亮。她年輕時當過新聞播音員，到市長辦公室工作已經很多年了。她的動作瀟灑、步履輕快、體態誘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這種體態有她的特殊用處。
我很喜歡她。在局裡新聞處工作的時候我曾替她辦過兩件事。由於市長和警察局長之間素有嫌隙，所以從市長辦公室來的一些要求有時就通過埃倫傳給我，由我來處理。這些大多數都是區區小事，把某項報告的發表時間推遲到週末，讓它在星期天見報，抑或是雖然已經對某個案件提出了起訴，但宣佈的時候卻說還沒有。我都給她辦了，因為她為人心直口快，從不隱瞞自己的想法。看來這一次她又準備直言不諱地談自己的看法了。
“我說，彼得，”她開口說道，“我不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一個叫石倉的先生到市長面前狠狠地告了你們一狀——”
“可想而知的——”
“市長讓我提醒你們，這個城市的官員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對外國人粗暴無禮。”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門說道：“尤其是因為他們向競選活動提供了鉅額資金。”
“外國人是不能出錢資助美國的政界競選的，”法利說道，“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著她的聲音低下來：“這是個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謹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別關注他們在美國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過會議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間敞開式辦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納嗎？”
“是的。”
“我還以為他退休了呢。他來這兒有何貴幹？”
“幫我處理這件案子。”
法利皺了皺眉頭：“你知道吧，日本人對康納抱有一種複雜的心理。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一個喜歡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就變成了一個對日本的攻擊者。”
“康納並不是什麼攻擊者。”
“石倉覺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對待。”
“石倉是在對我們指手畫腳，”我說道，“這兒有個姑娘被殺了，可大家似乎都把這事置之腦後——”
“得了吧，彼得，”她說道，“沒有人對你指手畫腳地告訴你該怎麼幹。我只是說你得考慮特別——”
她突然不往下說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屍體上。
“埃倫，”我喊了她一聲，“你認識她？”
“不認識。”她把臉轉了開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點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問她：“你早些時候在樓下見過她？”
“我想沒——也許。我想是見過。聽我說，夥計們，我得回去了。”
“埃倫，告訴我們。”
“我不知道她是誰，彼得。你知道，要是認識她，我會告訴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氣一點。市長關照我告訴你們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電梯走去。我望著她離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過來站在我身邊說：“她真夠味兒。不過，她甚至對你也不很坦誠。”
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甚至對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兩個人是一條新聞呢。”
“這是什麼話？”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現在你已經離了婚，誰也不會說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湯姆。”我說道。
“你想怎麼幹都可以，像你這樣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訴你，沒有那回事兒。”
“行啦，行啦！”他把手舉了起來。“我的錯，我的錯。”
我看見法利走到了敞開式辦公室的那一頭，從繩子下面鑽了過去。她按了按電梯門口的按鈕，邊等邊不耐煩地用腳尖輕輕敲擊著地面。
“你真的認為她認識這姑娘嗎？”我問道。
“她肯定認識，”格雷厄姆說，“你知道為什麼市長喜歡她？她站在他邊上，輕聲地把每個人的名字報給他聽。有些是她多年不見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們也好，不管是誰。法利知道這個姑娘是誰。”
“那她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媽的，”格雷厄姆罵了一聲，“這件事對某個人來說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說我們最好弄清楚這個死去的姑娘是誰。我絕對不願意成為這個城市裡最後一個知道情況的人。”
康納站在房間的那一頭，向我們招手。
“他現在要幹什麼呢？”格雷厄姆說道，“那種樣子招手。他手裡拿了什麼？”
“好像是隻手袋。”我說道。
“謝里爾·琳·奧斯汀，”康納念道，“生於得克薩斯州米德蘭，畢業於得克薩斯州立大學。23歲。在韋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時間不長，得克薩斯的駕駛執照還沒有換掉。”
手袋裡的東西都攤在了辦公桌上。我們用鉛筆撥動著這些東西。
“你在哪兒發現這隻手袋的？”我問道。這是一隻用珠子編串的小巧玲攏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顆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貴。
“在靠近會議室的一顆盆栽棕櫚樹下找到的。”康納拉開了夾層的拉鍊。一小卷鈔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張的。“很好，奧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關照。”
我問道：“沒有汽車鑰匙？”
“沒有。”
“這麼說她是跟別人一起來的。”
“顯然也打算和某個人一起離開。100元的大票子出租汽車是找不開的。”
此外還有一張金黃色的美國捷運卡、一支唇膏和一個小粉盒。
一包柔和七星牌香菸，是日本的牌子。一張東京大勝夜總會的會員卡。四粒藍色的小藥丸。大體上就是這麼些東西。
康納用鉛筆把手袋挑著讓它倒豎起來，這時有一些綠色小顆粒狀的東西掉到了桌上。“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我承認說。格雷厄姆拿起放大鏡對著它們看起來。
“是山榆菜裹的花生。”康納說道。
山榆是一種綠色辣根，在日本餐館裡用做調料。可我從來沒聽說過山榆裹花生。
“不知道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有沒有這東西賣？”
格雷厄姆說道：“我看到的夠多了。約翰，你現在是怎麼想的呢？石倉會不會把你要的證人找來呢？”
“我想不會很快。”康納答道。
“對呀，”格雷厄姆說，“要到後天，等這些人聽完律師跟他們說明該怎麼講話之後，我們才能見著這些人。”他從桌子旁邊向後退了兩步。“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拖延時間？這姑娘是被日本人殺害的。我們要應付的就是這麼一個案子。”
“有可能。”慷納說道。
“嘿，夥計，豈止是有可能。我們在這個地方。這裡是他們的大樓。那姑娘是他們所垂涎三尺的那種美人兒，一朵長刺的玫瑰花。你知道這些小日本個個都想抱著排球運動員玩一玩。”
康納聳聳肩：“也許吧。”
“得了吧，”格雷厄姆說道，“你知道這些傢伙在國內的時候替大公司幹活，擠地鐵上下班，整天都過得不舒心，不知他們心裡是怎麼想的。現在，他們擺脫了國內的種種束縛，到了我們這兒來，一下子變得有錢了，變得自由自在，可以為所欲為了。有時候他們當中有人就得意忘形起來。你說我講得對不對？”
康納目不轉睛地看著他，良久才說道：“所以，湯姆，你覺得一定是一個日本人在中本公司會議室的桌子上殺了這姑娘？”
“對。”
“作為某種象徵性行動？”
格雷厄姆聳聳肩：“天啦，誰知道呢？我們並不是在談正常情況應當是如何如何嘛。不過，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即使這是我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我也非他媽把這個混蛋捉拿歸案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