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病理化驗室房間很大，一根根熒光燈把房間照得通亮，一排排顯微鏡整整齊齊地擺放着。此刻已是夜闌更深，偌大的化驗室裏只有兩個化驗人員在工作。格雷厄姆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們身邊。
“你自己看。仔細檢查後發現了男子的毛髮，中度捲曲，橫斷面呈卵形，幾乎可以肯定是亞洲人的。精液分析首先確定了血型，是AB型，這種血型在白色人種中較為少見，而在亞洲人中則比較常見。精液蛋白分析一種叫什麼……遺傳標記的來着，是呈陰性？”
“乙醇脱氫酶。”那位化驗員説道。
“對了，叫乙醇脱氫酶，是一種酶。日本人沒有。化驗的精液中也沒有。此外還有迭戈遺傳因子。這是一種血型蛋白。就這樣。其它結果也快出來了。不過這姑娘在被那個日本人殺害之前跟他發生了被迫的性關係，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很顯然，你發現了日本人的精液，”康納説道，“如此而已。”
“天啦，”格雷厄姆説道，“日本人的精液、日本人的毛髮、日本人的血液遺傳因子。我們所談的是一個日本犯罪分子。”
他擺出了一些在犯罪現場拍攝的照片，照片上是謝里爾躺在會議室的桌子上。他開始來回踱着步子。
“我知道你們兩個傢伙到哪兒去了，而且我知道你們那是浪費時間，”格雷厄姆説道，“你們去找錄像帶，可是錄像帶不在了，對不對？接着你們又去了她的公寓，可是有人比你們捷足先登，把那兒翻了個遍。如果罪犯是日本人，這就是你們預料之中的結果。這是明擺着的嘛。”
格雷厄拇指着照片説：“這就是我們那位姑娘謝里爾·奧斯汀。得克薩斯人。她輕浮、涉世不深、體型很美，從某種意義上説，她是個演員，拍過幾個商業廣告片。也許是日產公司的廣告。這無關緊要。她跟一些人來往，與一些人有接觸，是邀請名單上的常客。你懂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對格雷厄姆説。康納聚精會神地看着那些照片。
“不管怎麼説，謝里爾日子過得不錯，在應邀出席中本大廈落成典禮招待會時像模像樣地穿上了山本設計的黑色長裙。她是和某個人一起去招待會的，也許是跟一個朋友或是一位美髮師。那人長着小鬍子。也許她還認識招待會上其他一些人，也許不認識。可是在招待會進行過程中，有一位有權勢的大人物建議她跟他一起溜出去一會兒。她同意上樓去。為什麼不呢？這姑娘喜歡冒險，喜歡危險的勾當。於是她就上了樓——也許是跟那小子一起上去的，也許是分開來走的。但不管怎麼説，他們在樓上會合，然後就找地方，找一個夠刺激的地方。於是他們決定——也許是他決定的——就在他媽的會議室的桌上幹。兩人正幹得起勁的時候出了麻煩。她的性夥伴不是因為有點兒太興奮，就是有些性怪癖……把她的脖子卡得太狠了點，她就嗚乎哀哉啦。我説的你明白嗎？”
“是的……”
“這個色鬼闖下了大禍。他原想上樓跟這姑娘尋歡做愛的，可是卻把她給弄死了。他怎麼辦？他又能怎麼辦？他下樓重新回到招待會上。這個好色之徒是個大人物，他把自己惹下的麻煩告訴了手下一個嘍羅，説他不幸把當地一個婊子給弄死了。由於他自己脱不開身，所以他的嘍羅們就去替他擦屁股。他們到樓上把現場清理了一遍，不留下任何證據。他們還拿走了錄像帶，接着又搜她的公寓，拿走了證據。這些都乾得很漂亮，可是卻需要時間。所以就得有人來和警察周旋。這時候殺出了那個巧嘴滑舌的混蛋石倉。他整整耽誤了我們一個半鐘頭。怎麼樣，這麼分析還有些道理吧？”
他説完之後大家都沒有馬上開口。我等着康納先説。
“唔，”康納終於開了腔，“湯姆，我對你真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你對一連串事件的分析在許多方面聽起來都有道理。”
“你説對了，就是有道理，”格雷厄姆自鳴得意地説，“真他媽的有道理。”
電話鈴響起來。化驗員問道：“哪位是康納上尉？”
康納走去接電話時，格雷厄姆對我説：“我跟你説吧，是日本人殺了這個小妞，我們要把他捉拿歸案，要剝他的皮。剝他的皮。”
“你為什麼對他們這樣咬牙切齒？”
格雷厄姆臉色陰沉地看着我説：“你在説什麼，啊？”
“我是説你對日本人恨之入骨。”
“嘿，聽着，”格雷厄姆説道，“我們打開天窗説亮話吧，彼得。我誰也不恨。我幹自己的工作。我可不管什麼黑人、白人，還是什麼日本人。”
“好吧，湯姆。”此刻已是夜深人靜，我不想進行爭論。
“不，見鬼！你他媽認為我是種族歧視。”
“我們不爭論了，湯姆。”
“不，見鬼。我們要爭。現在就讓我把話跟你講清楚，彼得。你乾的是聯絡官的差事，是吧？”
“是啊，湯姆。”
“你是怎麼想到要幹這份差事的？因為你酷愛日本文化？”
“這麼説吧，當時我還在跟報界打交道……”
“不，不，別扯遠。你是自己申請要乾的，”格雷厄姆説道，“因為有一份額外的津貼，是不是？一年兩三千。是一份教育津貼，是日美友好基金會結局裏的。局裏把這分基金作為教育津貼發給大家，讓大家進一步學習日本語和日本文化。現在學得怎麼樣啦，彼得？”
“正在學。”
“經常嗎？”
“一星期一個晚上。”
“一星期一個晚上，你如果缺了課，那份津貼少不少你的？”
“分文不少。”
“一點不錯，分文不少。實際上即使你一次也不去上，也不會有問題。夥計，實際上你得到的是一份賄賂。你口袋裏多裝了3000美元，而這錢來自那個日出之國。當然這筆錢數額並不大。誰也別想用3000美元收買你，對不對？當然收買不了。”
“哎呀，湯姆……”
“實際上他們並不是要收買你。他們只是想影響你。他們只想讓你凡事掂量掂量，對他們關照一點兒。為什麼不呢？人之常情嘛。他們讓你生活得比以前好了。他們給你增加了福利。你的家庭，你的小女兒，都是受益者。他們如此關照你，你為什麼不應當關照關照他們呢？是不是這麼回事，彼得？”
“不，不是這麼回事。”我説着火氣也上來了。
“就是這麼回事，”格雷厄姆説道，“因為這就是影響在起作用。你可以矢口否認，你可以説沒這麼回事。你可以自欺欺人，但它就是這麼回事。老夥計，唯一能表明自己清白的就是你自身的清白。如果你與此沒有瓜葛，如果你沒有拿他們的錢，那麼你就可以講嘛。否則的話，夥計，就是他們給你錢，而我就要説他們要你領情。”
“先等一下……”
“別跟我再説什麼恨不恨的事，夥計。我們的國家正在打一場戰爭。有人明白這一點，但也有人和敵人一個鼻孔出氣。就像二次大戰中有些人拿了德國人的錢，為納粹張目一樣。紐約的報紙發表的社論文章和阿道夫·希特勒唱的是一個調子。有的時候，人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底細，但那些人確實那麼幹了。夥計，打起仗來就是這樣。你小子就是個裏通外國分子。”
這時候康納回到我們站的地方。我真是求之不得。格雷厄姆正準備和我繼續爭下去，這時，康納不緊不慢地説道：“好啦，這我都懂，湯姆。根據你的見解，這姑娘被殺害之後，錄像帶又怎麼樣了呢？”
“哦，見鬼，錄像帶都不見了，”格雷厄姆説道，“你們將再也看不到那些錄像帶了。”
“咳，真有意思。剛才那個電話是分局打來的。好像石倉先生在那兒。他帶去了一箱子錄像帶，要我去看一下。”
康納和我趕緊驅車前往局裏。格雷厄姆開的是自己那輛車。我説道：“為什麼你説日本人決不會碰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的叔叔，”康納説道，“二戰中當了戰俘，被遞解到東京之後就失蹤了。格雷厄姆的父親戰後曾去日本找過他的下落。尋訪的結果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也許你聽説過，有些美國戰俘在日本被用做危險藥物的試驗品而橫遭慘死。還有傳説，説日本人把他們的肝臟拿來給自己的部下吃，如此等等。”
“我沒聽説過。”我説道。
“我想大家都不願再提那段往事，”康納説道，“大家向前看。這也許是正確的。現在已經時過境遷。格雷厄姆剛才都説了些什麼？”
“説到我當聯絡官領取的津貼。”
“你跟我説過是50美元。”康納説道。
“比這個數要多一些。”
“多多少？”
“每星期天約100美元，每年5500美元，但這包括聽課費、書本費、差旅費、請人晚上來照看孩子的費用以及其它的名目。”
“這麼説你掙5000美元一年，”康納説，“那又怎麼樣？”
“格雷厄姆剛才説，我受了這筆錢的影響，説日本人把我給收買了。”
“唔，”康納説道，“他們肯定是想這麼幹。而且他們幹得還非常巧妙。”
“他們曾經在你身上下過功夫？”
“哦，是的。”他頓了一下，接着往下説道：“我往往是來者不拒。饋贈禮品是日本人的生性愛好，為的是讓你知道他們對你有好感。這和我們把上司請到家裏吃飯的做法沒有多大差別。親善歸親善。我們總不能在想得到晉升提拔的時候再請上司到家裏來吃飯吧。比較妥當的做法是，在你們的關係剛剛開始不久，還不存在任何利害得失的時候就請他來家裏做客。這就是親善的舉動。日本人也是如此。他們認為禮要送得早，因為那時候送不是賄賂，而是一種饋贈，是和你建立起一種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在當時並沒有任何壓力。”
“你認為這樣沒什麼？”
“我覺得整個世界就是這樣運轉的。”
“你覺得這是腐敗嗎？”
“你呢？”康納看着我反問道。
我過了好一陣才説：“是的，我覺得也許是。”
他哈哈大笑起來。“唔，這倒令人欣慰了，”他説道，“否則的話，日本人在你身上的錢就白花了。”
“這有什麼好笑的？”
“你的慌亂，後輩。”
“格雷厄姆認為這是一場戰爭。”
“一點不錯，”康納説道，“我們的確是在和日本人打仗。不過我們還是先去看看在最新的交鋒中，石倉先生會給我們怎樣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