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時報》是美國贏利最高的報紙。報紙的新聞編輯室佔了整整一層樓，面積有一個街區那麼大。但是整個區域被巧妙地劃分成幾個部分，所以你根本不會去想，它的實際面積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幾百個人在那兒工作。標準尺寸的工作臺三三兩兩地放在一起，桌上擺著熒光閃閃的電腦，不斷髮出信號的電話以及孩子的相片；倘若你要繞所有這些工作臺走上一遭，興許要花上幾天時間才行。
肯的工作地點在大樓東側的城市新聞部。我發現他在辦公桌前踱著步。他在等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肘部。
“咖啡，”他說道，“我們去喝咖啡。”
“怎麼回事？”我問道，“你不願別人看到你和我在一起嗎？”
“不，別胡扯啦。我只想回避那個韋塞爾。他到這兒來勾引國際部那個新來的姑娘。她還壓根兒不瞭解他。”肯點點頭，指著新聞部編輯室的另一頭。我向那裡看去，在窗戶旁，站著威利·威廉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韋塞爾·威廉。眼下，威利正在跟一位坐在電腦終端前的金髮女郎調笑，那張狹長的、雪貂般的臉上堆滿笑容，全神貫注地端詳著對方，好像戴著一張面具。
“很逗人喜愛。”
“是啊。臀部不小。她是荷蘭人，”肯介紹道，“才來一星期，對威利一無所知。”
大多數機構裡總有像韋塞爾這樣的人：他們野心勃勃，但人品低下；對當權者百般奉迎，盡犬馬之勞，但其餘的人卻對他恨之入骨。韋塞爾·威廉就屬於這種類型。
那個韋塞爾就像大多數無恥之徒一樣，把別人盡往壞處想。對任何事情他保管都能盡其醜化之能事，因為他堅持認為掩蓋是沒有必要的。他對別人的弱點特別敏感，對聳人聽聞的事件津津樂道。他對事實真相不屑一顧，認為公正的評價是軟弱的表現。對韋塞爾來說，真理屬於強者，而他就是為強者服務的。
《時報》的其他記者都對他嗤之以鼻。
我和肯走進中央過道。我跟著他向咖啡器走去，可是他卻把我領進了圖書館。這層樓的中央是《時報》的圖書館，它比許多大學圖書館的規模還大，設施還好。
“哦，威廉怎麼了？”我問他。
“他昨天夜裡在這兒，”肯說道，“劇院散場後，我來這兒拿一下采訪提綱，準備早上在家裡進行採訪。我看到韋塞爾在圖書館裡。當時大約是深夜11點鐘。你知道那個臭狗屎多麼野心勃勃。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滿臉通紅。當然囉，你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然囉。”我說道。韋塞爾擅長於暗箭傷人。一年前，他曾設法使《星期日紀事》的編輯丟了飯碗。只是到頭來，他自己也沒有謀到這份差事。
肯說道：“於是我悄悄地問圖書館夜間管理員莉莉：‘怎麼回事？他在這兒打什麼主意？’她回答道：‘他在查閱警察局關於某個警察的報告。’於是我想，這沒什麼了不得。可是我又開始感到納悶。我是說，我仍然是城市新聞部的高級記者，每個月依然要寫兩篇關於帕克中心的報道。他到底有什麼事情瞞著我？說不定，這該是我的報道範圍呢。因此我就問莉莉，那個警察叫什麼名字。”
“我猜得著。”
“不錯，”肯說道，“彼得·J.史密斯。”
“那是什麼時候？”
“大約11點鐘。”
“真不賴。”
“我以為，你想知道呢。”肯說道。
“我的確想知道。”
“於是我對莉莉說——這是昨天夜裡的事——我說：‘莉莉，他在玩什麼花招？’他無孔不入，不放過報社資料室的任何一份舊日剪報。而且，他顯然在帕克中心有內線，會把內部事務的記錄透露給他。聽說是關於一場兒童性騷擾的審訊，兩年前的指控。”
“嘿，胡說八道。”我說道。
“那是真的？”肯問道。
“有過審訊，”我回答道，“但完全是無稽之談。”
肯看著我。“給我說具體些。”
“那是3年前的事啦，”我說道，“我還在當警探呢。我和我的搭檔到拉德拉高地處理一件家庭鬥毆。一對拉丁美洲血統的夫婦大打出手。兩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女的想讓我把她的丈夫抓起來，當我拒絕時，她就說她丈夫對她不滿週歲的女兒性騷擾。我去看了一下孩子，什麼都好好的。我還是不同意抓她的丈夫。那女人很生氣，第二天到局裡指控我性騷擾。當時進行了預審，由於沒有法律證據，指控被撤銷。”
“那好吧，”肯說道，“那麼，你當時作了一次旅行，那次旅行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皺起了眉頭。“旅行？”
“韋塞爾昨天夜裡在設法查閱你的旅行記錄。飛機旅行，野餐，旅館開支……”
我搖搖頭。“我記不得了。”
“是啊，我也覺得，他一定是摸錯了道。你女兒只有你一個人照管，你不會去野餐的。”
“沒法去。”
“那好。”
我們往圖書館裡面走去，來到一個角落上。從那兒透過玻璃可以見到新聞編輯室的城市新聞部。我看到韋塞爾還在和那姑娘聊著，逗她說話。我說道：“肯，我不明白的是，他幹嗎要和我過不去？我是說，我可沒有得罪過誰，和誰都沒有紅過臉。我已經3年沒幹警探了。我是聯絡官。我是說，我是在和政治打交道。那麼《時報》的記者幹嗎要存心跟我過不去？”
“你是指星期四夜裡11點鐘的事？”肯反問道。他直愣愣地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白痴，好像我的口水正順著下巴往下淌。
我問道：“你認為這是日本人乾的？”
“我認為，韋塞爾在為別人效勞。他是個有奶便是孃的下流坯。他為電影公司、唱片公司、經紀人事務所幹活，甚至為房地產經紀人賣命。他是個搖羽毛扇的人物。要知道，眼下韋塞爾開的可是梅塞迪斯500SL型豪華轎車。”
“哦，是嗎？”
“靠記者的收入用這樣的車太奢侈了，不是嗎？”
“是呀，一點不錯。”
“那麼，你得罪了某個人？就在昨天夜裡？”
“也許是這樣。”
“因為有個大人物要韋塞爾把你搞臭。”
我說道：“這叫人難以相信。”
“你不能不信，”肯說道，“唯一使我擔心的是韋塞爾在帕克中心的那個內線。局裡有人把內部事務透露給他。你在局裡的處境怎麼樣？”
“我自認為還不賴。”
“那好。因為韋塞爾又在藉助於他慣用的伎倆。今天早上我還和我們報社的內部事務律師羅傑·羅斯科談過。”
“他怎麼說的？”
“你猜，昨天夜裡是誰心急火燎地找這位律師，還反覆問他一個問題？韋塞爾！你想猜一下是什麼問題嗎？”
我沒有吭聲。
“他的問題是，擔任警方新聞發佈官會使某人成為知名人士嗎？還有，知名人士是否無法對誹謗提出指控？”
“真是活見鬼。”我說道。
“一點不假。”
“那麼律師是怎麼回答的？”
“誰在乎怎麼回答呢？你知道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給幾個人打電話，對他們說：‘喂，我是《洛杉磯時報》的比爾·威廉。我們明天要發佈一條消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個兒童虐待狂，對此你有什麼高見？’就這樣有選擇地打上幾個電話，甚至這消息都用不著發表。編輯會刪掉這條新聞，然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我什麼也沒說。我知道肯對我說的都是真話。這種事我見得不少。
我問道：“我能怎麼辦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蠻行動，那是洛杉磯警察的拿手好戲。”
“那哪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張報紙上沒人會報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錄下像來，嘿，大夥兒都會花錢看這個錄像的。”
“肯。”
肯嘆了口氣。“我做夢都想這麼幹。好吧，還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紀事》的人事變動之後，我收到一個匿名郵包。另外還有幾個人也收到同樣的郵包。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這種做法並不光彩。你感興趣嗎？”
“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肯從他的運動服口袋裡掏出一隻馬尼拉紙做的信封。信封上帶有細繩，可以把信封口纏住。信封裡裝著一長條沒有裁開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髮男子親熱。他的頭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間。
“他的臉從哪個角度都無法看得很清楚，”肯說道，“然而，這肯定是他，錯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消息的人時被拍了照。這麼說吧，他們當時上在喝上一杯。”
“那傢伙是誰？”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打聽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爾曼，是南加利福尼亞的凱澤電子公司在此地的銷售經理。”
“這玩意兒對我能有什麼用？”
“把你的名片給我，”肯說道，“我把它夾在信封上，然後一起送到韋塞爾那兒。”
我搖搖頭。“我不想這樣做。”
“這樣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說道，“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聳聳肩。“是啊，這樣做也許不頂用。即使我們堵住了韋塞爾的臭嘴，日本人也許還會有別的辦法。我還是沒能搞清楚，昨天夜裡的那篇報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聽到的僅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麼含義，什麼含義都可能。”
“一定是什麼人寫的。”
“告訴你，我無法瞭解底細，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對報社有很大影響。這不僅僅是指他們所帶來的廣告業務，也不僅僅是指他們在華盛頓的公關機構的不懈鼓譟，更不僅僅是指他們對政界人物以及黨派組織的競選贊助。這是指所有這一切都在同時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手段。我們不知不覺地中了糖衣炮彈。我是說，你也許會參加編輯部舉行的會議，討論一篇打算發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卻意識到，沒有人想冒犯他們。這並非因為這篇報道的正確與否，也並非因為這算不算得上新聞。這不是諸如‘我們不能說那件事，否則他們要抽走廣告’的問題。這樣針鋒相對的問題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時候，我望著我們的編輯人員，我可以猜測到，他們不同意登載某些報道是因為他們感到害怕。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害怕什麼。但他們確實害怕。”
“新聞自由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嘿，”肯說道，“現在不是毛頭小夥子說大話的時候。你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美國的新聞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見是掌權者的意見。眼下日本人大權在握，報紙也像往常一樣傳播這些流行的見解。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謹慎才好。”
“我會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這些照片，就給我打電話。千萬別猶豫。”
我想和康納聊聊。現在我開始明白，康納為什麼感到擔心，為什麼想盡快結束調查，因為一場精心組織的旁敲側擊的進攻使人不寒而慄。一名精幹此道的好手——韋塞爾確實精於此道——會想方設法，日復一日，編出新的故事來，雖然事實上什麼也沒發生。你會看到一條標題“大陪審團對警方的罪行猶豫不決”，可實際上大陪審團都還沒有聚會呢。可人們日復一日地看到這條標題，就得出了他們自己的結論。
問題在於，人們總是有辦法編造這樣的故事。到這場旁敲側擊的戰鬥結束時，要是你的攻擊對象被認為是無辜的，你還是可以編出一條標題來：“大陪審團未能給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檢查官不願起訴受指控的警察”。這種標題所起的壞作用跟定罪沒有兩樣。
你無法對一連幾個星期充滿敵意的宣傳進行反擊。每個人都記住了這個指控，卻無人理會指控已撤銷，這就是人們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訴，你就很難再恢復正常的形象。
情況愈來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裡感到十分不安。當我把車駛入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旁邊的停車場時，我感到自己變得心事重重。這時，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是局長助理奧爾森來的電話。
“彼得。”
“是我，長官。”
“快10點鐘啦。我想，你該來我這兒交出錄像帶了。你答應過我的。”
“我遇到了麻煩，還沒能複製呢。”
“你一直在幹這件事嗎？”
“當然嘍。你問這幹嗎？”
“因為從我接到的電話來看，你似乎一直沒有中止調查工作，”吉姆·奧爾森說道，“在過去的一個小時裡，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裡問這問那，然後你又詢問了一名為日本研究所幹活的科研人員。你還闖進一個日本人舉辦的研討會。對我說實話吧，彼得。你這調查到底有沒有結束？”
“結束了，”我回答說，“我只是在設法複製錄像帶。”
“別再節外生枝了。”他說道。
“是的，吉姆。”
“為了整個警察局的利益——也為了局裡每個人的利益——我希望這件事已經與我們無關。”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態發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願你明白，”他說道，“去複製一下，然後立即來這兒。”他掛上了電話。
我把車停好，便走進了物理系大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