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電腦公司？”羅恩·萊文問道，點燃了一支長雪茄。“當然嘍，我能告訴你有關這家公司的事。這是一段醜聞。”
我們坐在美國金融通訊網的新聞編輯室裏，這是位於機場附近的一個電纜新聞操作室。透過羅恩辦公室的窗子，我可以看到鄰近的飛機庫屋頂上白色的拋物面衞星接收器。羅恩吸了一口雪茄，朝我們咧嘴一笑。他在從事電視新聞工作之前，是《紐約時報》的金融記者。美國金融通訊網是為數甚少的幾個電視操作室之一。這兒的電視播音員不是照本宣讀新聞稿的，而是必須十分了解自己這一行的內情。羅恩就是這樣的人物。
“微電腦公司是5年前由一些美國計算機商合夥創辦的，”羅恩説道，“成立此公司旨在發展生產計算機芯片的下一代X光平版印刷機。微電腦公司開辦之際，美國沒有平版印刷機制造商——他們在80年代時就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日本人逐出了這一行業。微電腦公司發展了新技術，並一直在為美國公司生產機器，明白嗎？”
“明白。”我説道。
“兩年前，微電腦公司賣給了達利—希金斯公司——佐治亞州的一家公司。達利公司的其它業務每況愈下，因而決定出售微電腦公司來籌集現金。他們物色到赤井陶瓷公司這個買主，那是大阪的一家公司，他們已經在日本生產平版印刷機。赤井公司有的是現金，而且願意出高價買下這家美國公司。然後，美國國會提出動議，要求停止出售這家公司。”
“為什麼？”
“美國經濟的衰退甚至已開始引起國會的不安。日本奪去了我們太多的基礎工業，60年代的鋼鐵工業和船舶製造工業，70年代的電視工業和計算機芯片製造工業，80年代的機牀工業。有朝一日，人們一覺醒來，會認識到這些工業對美國的防衞來説是生死攸關的。我們喪失了製造國家安全所必需的部件的能力，完全依賴日本提供這類產品。所以，國會開始擔憂了。不過，我聽説，不管怎麼説，交易還是在進行。怎麼啦？你們這些傢伙與這樁買賣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説是這樣。”康納答道。
“真幸運，”羅恩説着，吸了一口雪茄，“如果你們參與一樁與日本人做的買賣，就好比發現了油礦一樣。每一個人都會腰纏萬貫。我想，你們兩位可望得到厚禮嘍。”
康納點點頭：“可不是。”
“我敢肯定，”羅恩説，“他們會為你們想得很周到，給你們買幢房子或者買輛車子，或者給你們低息貸款，反正是這一類的好處。”
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羅恩笑了起來。“他們為什麼要吃壽司？這是他們的經營方式嘛。”
康納説：“嗯，微電腦公司不就是樁小買賣嗎？”
“是的，很小一筆買賣。公司的價值為1億美元，赤井公司花了1.5億美元來買它。除此之外，他們很可能另花了2000萬美元去刺激目前與他們合作的官員，也許1000萬用於合法支付，1000萬用諮詢費的名義撒在華盛頓的各個部門，還有1000萬用來購買種種禮物打發像你們這號人。所以，總共花費算它兩億美元吧。”
“花兩億美元買個價值一億美元的公司？為什麼他們的支付超出公司的實際價值？”我問道。
“他們並沒有多付錢，”羅恩説，“對他們來説，他們是在做一筆大買賣。”
“為什麼？”
“這是因為，”羅恩説，“如果你擁有可以用來製造某種東西的機器，譬如説計算機芯片的機器吧，你就擁有了依靠這些機器才能運轉的後幾道程序的工業。微電腦公司使他們得以控制美國計算機工業。與通常一樣，我們對此聽之任之，就像我們喪失電視工業和機牀工業一樣。”
“電視工業發生什麼情況啦？”我問。
羅恩看了一下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電視機的主要製造商。像齊尼思公司、美國無線電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埃默森公司等27家美國公司在技術上遠遠領先於外國製造商。除日本之外，美國公司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但他們無法鑽進封閉的日本市場。他們得知，如果想在日本推銷產品，他們必須同意日本公司可以使用其技術。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他們無可奈何地照辦了，而此舉意在拉住日本作為反對蘇聯的盟友。”
“現在看來，同意轉讓技術是個壞主意。這意味着日本可以把我們的技術據為己有，而我們卻失去了日本這個出口市場。不消多久，日本着手製造價格低廉的黑白電視，出口到美國——而我們在日本卻無法這樣做，對不對？到1972年，美國市場上銷售的黑白電視60%成了進口貨。到1976年，黑白電視百分之百成了進口貨。我們喪失了黑白電視機市場。美國不再製造黑白電視機了。這個行當從此從美國消失了。
“我們説，這無關緊要：我們的公司已經轉向生產彩色電視機。然而日本政府提出了一項發展彩電工業的精密計劃。日本又一次獲得了美國技術轉讓，並在其予以保護的市場中對技術加以改進，反過來又洪水般地向我們輸出產品。這些產品再次擠走了眾多的美國公司。與原來的情況一模一樣。截止1980年，僅有3家美國公司仍在生產彩色電視機。到了1987年，只剩下了齊尼思公司。”
“可是日本電視機物美價廉。”我説。
“日本貨可能是更好些，”羅恩説，“然而它們價格便宜僅僅是因為他們的銷售價低於成本，從而可以清除美國的競爭對手，這叫傾銷。按美國的法律和國際法來看，那是非法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不加以阻止呢？”
“問得好，尤其是因為傾銷僅僅是日本人眾多的非法銷售術中的一種。日本人還統一售價：他們有一個稱之為‘旬末懇談會’的例會。經理們每隔10天在東京的飯店裏聚會一次，確定商品在美國的售價。我們提出了抗議，但會議照常進行。他們串通一氣做出安排來促進產品的批發銷售。日本人向西爾斯等美國批發商支付了數百萬美元的佣金。他們在關税上大肆舞弊。他們摧毀了美國的工業，使得美國工業無法與之競爭。
“當然嘍，我們的公司提出了抗議，並提出訴訟，要求給予補償——聯邦法院中對日本的傾銷、舞弊等壟斷行為進行起訴的案子有數十件！傾銷案通常在一年之內得到解決。但我們的政府不提供任何幫助，而日本人又是拖延的能手。他們用數百萬美元收買美國院外活動集團中的説客們為他們辯護。等到12年後審判案子時，市場之戰已經結束。當然，在這段時間裏，美國公司根本不可能回擊日本，甚至連一隻腳都跨不進日本的大門。”
“你是説日本人非法接管了電視工業？”
羅恩聳了聳肩。“沒有我們的幫助，他們根本不會成功，”他説，“我們的政府在縱容日本，他們把日本看做一個剛露頭的彈丸小國，而美國的工業被認為是不需要政府幫助的。在美國，始終存在着厭惡商務的傾向，但我們的政府似乎從未意識到這一點。而在日本則不一樣。當索尼公司開發移動電話時，我們沒有説：‘多好的產品，現在，你得向通用電氣公司發放技術許可，通過一家美國公司把它賣出去。’當他們尋找銷路時，我們沒有對他們説：‘噢，對不起，美國的商店都事先與美國的供應商簽訂了供貨協議。你得通過這兒的一家美國公司進行銷售。’如果他們尋求專利，我們沒有説：‘申請專利需要8年，在這期間你們的申請必須公開，以便我們的公司能夠了解你們發明了些什麼，並可免費複製，這樣，等我們給你們頒發專利證書時，我們的公司已經以自己的方式掌握了你們的技術。’”
“這些事我們一件也沒有做，而日本人卻全做了。他們的市場關閉，而我們的市場敞開。這不是一個公平的競技場，事實上，甚至連競技場都不是，而是一個單向的通道。”
“目前，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商業上的失敗主義趨勢。美國公司的資產是以黑白電視來估價的，日本公司的資產則是以彩色電視來估價的。美國政府不願幫助我們的公司反擊日本人的非法貿易行為。所以，當安派克斯公司發明了盒式錄像機後，他們甚至沒有去嘗試正式投產，而是把技術轉讓給了日本，又另謀它業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會發現美國公司並不搞研究。要是你自己的政府如此敵視你的努力，使得你無力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市場，那麼又何必要開發新技術呢？”
“不過，難道這不是因為美國的企業軟弱無力、經營無方嗎？”
“那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羅恩説，“正如日本人及其在美國的代言人所宣傳的那樣。不過，只要擺出幾個例子，人們對日本人的窮兇極惡便可略見一斑。拿霍戴利公司一案來説吧。你知道這樁案子嗎？霍戴利公司是一家機牀公司，他們聲稱其專利和技術許可被日本公司侵權。聯邦法院的一位法官派霍戴利公司的律師去日本蒐集證據，但日本人卻拒絕發給入境簽證。”
“你在開玩笑？”
“他們在乎什麼呢？”羅恩説，“他們知道我們決不會報復的。當霍戴利訴訟案提交給里根政府時，里根政府毫無反應。就這樣，霍戴利公司退出了機牀業。因為沒有人頂得住產品的傾銷，這就是事情的全部要害所在。”
“如果他們進行傾銷，難道不虧本嗎？”
“短時間是虧本的。不過，你售出了數百萬套後，你就能夠改進你的生產線，降低生產成本。幾年之後，你就真的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產品。同時，你掃除了競爭對手，控制了市場。日本人以戰略眼光考慮問題，他們放長線釣大魚，着眼於50年後局勢的展望。而美國公司卻必須每個季度都有盈利，要不然總經理和高級職員就會流落街頭。日本人壓根兒不在乎短期利潤。他們要的是市場中所佔的份額。對他們來説，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樣。爭奪地盤，掃除競爭對手，控制市場。這就是他們近30年來從不間斷的工作。”
“所以，日本人傾銷鋼材、電視、家用電器、計算機芯片、機牀——無人阻止他們。我們喪失了這些工業。日本公司和政府瞄準了某些特殊工業，而且屢屢得手。就這樣，年復一年，一個行業接着一個行業落到他們手中。而與此同時，我們卻坐在那兒侈談自由貿易。除非同時提出公平貿易，否則，自由貿易是毫無意義的。日本人根本不相信有什麼公平貿易。你知道，日本人喜愛裏根是有原因的。在里根執政期間，他們生意興隆，財源亨通。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里根着實把我們搞垮了。”
“為什麼美國人不明白這一點呢？”我問道。
康納哈哈大笑。“為什麼他們吃漢堡包？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嘛，後輩。”
這時，一個女人在新聞編輯室那頭叫道：“康納在這兒嗎？四季飯店有人打電話找你。”
康納看了一下手錶，便站起身來。“對不起。”他離開我們進了新聞編緝室。透過玻璃，我見他正對着話筒講話，一邊還做着記錄。
“要知道，”羅恩説，“這種情況仍在繼續。為什麼日本照相機在紐約比在東京還便宜？他們繞過半個世界把貨運來，還要支付大量關税和銷售費用，結果價格卻更加便宜？這怎麼可能呢？日本遊客在紐約購買自己國家的產品，是因為在紐約這些產品更加便宜。與此同時，美國產品在日本售價比在紐約高70%。美國政府為什麼不採取強硬的態度？我不明白。其答案部分就在於此。”
他指了指辦公室裏的監視器。熒光屏上，一個儀表出眾的男人正在慢慢移動的錄音帶上錄音，聲音很低。“你看見那傢伙了嗎？他叫大衞·羅林斯。他是斯坦福大學的商學教授，太平洋地區事務專家。他是個典型的——把聲音開大些，好嗎？他也許正在評論微電腦公司的事呢。”
我旋轉監視器上的旋鈕，聽到羅林斯在説：“……認為美國的態度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畢竟日本公司為美國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而美國卻把就業機會移到了國外，剝奪了本國百姓的就業機會。日本人無法理解究竟我們在抱怨什麼。”
羅恩嘆了口氣。“一派胡言。”他説道。
熒光屏上，羅林斯教授正在説：“我認為美國人對我們國家從國外投資者那兒得到的幫助毫不領情。”
羅恩大笑起來。“羅林斯是我們稱之為‘菊花親吻團’的成員之一，是為日本宣傳架設線路的學究式專家。他們的確沒有別的選擇，因為他們需要前往日本工作的通道，如果他們的言論聽上去有批評日本的味道，他們在日本建立的聯繫就會中斷，去日本的大門就會隨之關上。而在美國，日本人總是悄悄地在某些人耳邊嘀咕，説什麼冒犯日本的人不可信，或者説他們的見解‘過時了’，更有甚者，説他們是種族主義者。要不多久，這些學究就會逐漸失去講演的機會和諮詢工作的職務。他們知道這種後果已在他們那些越軌的同事身上發生，而他們不想重蹈覆轍。”
康納又回到房間裏。他問：“在出售微電腦公司的交易中有什麼非法行為嗎？”
“根據華府方面的決定來看，”羅恩説，“肯定裏面有文章。赤井陶瓷公司已經擁有60%的美國市場，微電腦公司的出售將給赤井公司以實際上的壟斷。如果赤井公司是家美國公司，我國政府就會以反壟斷為理由而加以阻止。但由於赤井公司不是美國公司，因此這筆買賣不會受到仔細審查，到頭來很可能會獲准出售。”
“你是説日本公司能在美國進行壟斷，而美國公司卻不能？”
“這是近來通常的結果，”羅恩答道，“美國的法律常常促使我們把公司賣給外國人。以松下公司購買環球影片公司來説吧，幾家美國公司都試圖買下這家公司，但都沒有成功。威斯汀豪斯於1980年做了嘗試，沒有成交的原因是違反了反壟斷法。美國無線電公司做了嘗試，也沒有結果，原因是侵犯了公眾利益。可是當松下公司介入時，卻沒有任何法律阻攔它的舉動。最近，我們的法律做了修改。按照目前的法律，美國無線電公司就可以購買環球影片公司了。然而在當時卻毫無辦法。微電腦公司的交易便是體現愚蠢的美國法規的一個最新例證。”
我説：“美國的計算機公司對出售微電腦公司又抱什麼態度呢？”
“美國的公司並不歡迎這筆買賣，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羅恩説道。
“為什麼？”
“因為美國公司已經感到政府對它們控制太嚴，美國出口產品的40%受到安全法規的約束。我們的政府不讓我們的計算機公司向東歐出售產品。冷戰已經結束，那些限制性法規卻依然存在。與此同時，日本人和德國人則發瘋似的向外兜售其產品。所以説，美國人希望少一點控制。他們把任何制止出售微電腦公司的企圖都看成是政府的干預。”
“我並不認為這是明智的舉動。”我説道。
“我同意你的説法，”羅恩説，“美國公司將在今後幾年內逐步遭到扼殺。這是因為日本人一旦成了計算機芯片生產機械的唯一製造者，他們就會處於控制美國機械出路的有利位置上。”
“他們會這樣做嗎？”
“他們以前已這樣做過。”羅恩説，“例如，他們對離子注入器和其他一些機械就採取這種做法。可美國公司團結不到一塊。他們之間爭吵不息。與此同時，日本人以每天一個的速度收買高技術公司。過去的6年就是這樣。我們在切腹自殺，而我們的政府卻置若罔聞，因為我們有個所謂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負責監督高技術公司的出售。只是該委員會一事無成。在過去的500例出售中，僅有一例被擋了回來。一家接一家公司被賣出，華盛頓竟沒有人站出來説個‘不’字。最後，莫頓參議員張揚了一下，呼籲‘暫停’，但無人理會他。”
“這筆交易還在繼續嗎？”
“這正是我今天聽到的事。日本的對外宣傳機器在緊張地工作，炮製種種有利的宣傳材料。他們堅持不懈，一切都搶在前面。我是説在各個方面——”
有人在敲門，一個金髮碧眼的女人把頭伸進來。“對不起，打攪你了，羅思，”她説，“基思剛剛接到日本廣播協會駐洛杉磯代表掛來的電話。他想知道我們的廣播員為什麼抨擊日本。”
羅恩皺起眉頭。“抨擊日本？他説些什麼？”
“他説我們的播音員在播音時説什麼‘該死的日本人正在接管這個國家’。”
“接着説，”羅恩説，“沒有人會那樣講的。尤其在廣播中，誰會講這種話呢？”
“是倫尼，在紐約。他是通過回傳線路講的。”那女人説。
羅恩在椅子裏挪了挪身體。“唔，”他説，“你檢查過錄音帶嗎？”
“檢查了，”她説，“他們正在主控制室查驗自動存儲資料。不過我想這是真的。”
“真糟糕！”
我問：“什麼叫回傳線路？”
“我們的衞星傳輸線。我們每天從紐約和華盛頓接收一批文稿，然後加以重播。在廣播前或廣播後總有一分鐘左右的空當。我們會刪去這一部分，但任何一個想捕捉我們信號的人都可以藉助民用截拋物面反射測出未經加工的原始電文。人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告誡過那些能人在攝像機前務必小心謹慎。可是去年，路易絲在攝像機前肆無忌憚地解開罩衫，做出吊兒郎當的樣子來——於是責問的電話從全國各地打來。”
羅恩的電話響了。他聽了一會兒後説道：“好的，我明白了！”隨即掛了電話。“他們檢查了錄像帶。倫尼當時正對着攝像機在回傳線路前講話。他對路易絲説：‘如果我們還矇在鼓裏，那麼這些該死的日本人就將擁有這個國家。’他確實説這話了，但不是在演播。”他沮喪地搖搖頭。“日本廣播協會的那傢伙知道我們沒有開播嗎？”
“知道。但是他説他們能接收到那些話，而且正是基於這一點提出了抗議。”
“該死的傢伙！”羅恩説，“這麼説，他們甚至在監聽我們的回傳線路。天哪，基思打算怎麼辦？”
“基思講，他已經討厭再去告誡紐約的能人。他要你去處理此事。”
“他要我給日本廣播協會的那個傢伙掛電話嗎？”
“他説由你自己拿主意，不過，關於那半個小時的演播節目，我們跟日本廣播協會有協議，我們每天給他們發送一次。他可不想使這個協議遭風險。他認為你應該道歉。”
羅恩嘆了口氣。“現在，我甚至不得不為並非演播的話去道歉。真見鬼！”他看着我們。“夥計們，我得走了。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我説，“祝你好運。”
“聽着，”羅恩説，“我們大家都需要好運。你們知道，日本廣播協會正着手投資10億美元建立全球新聞通訊網。他們打算與特德·特納有線電視新聞網在全球展開競爭。如果説過去的歷史有任何指導意義的話……”他聳了聳肩。“和美國的新聞媒介吻別吧。”
當我們離開時，我聽到羅恩對着話筒説：“笠川先生嗎？我是羅恩·萊文。我在美國金融通訊網跟你講話。是的，先生。是的。笠川先生，我想就我們的廣播員通過衞星線路所講的話表示關注和深深的歉意——”
我們關上門，離開了那兒。
“上哪兒去？”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