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那兒的時候，韋塞爾剛取出記事本和錄音機。他的嘴角上叼著一根香菸。“史密斯中尉，”他說道，“不知道我能否和你談一下。”
“我忙得很。”我回答說。
“來吧，”康納向我喊道，“時間都糟蹋掉了。”他開著車門等我上車。
我朝康納走去，韋塞爾緊隨著我。他把一隻黑色小話筒放到我的嘴前。“我在錄音，我希望你不會介意。在發生馬爾科姆事件後，我們得特別小心謹慎。昨天夜裡在中本公司進行調查時，據說你的同事格雷厄姆警探表現出種族歧視的舉動。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就此發表意見？”
“我不想。”我邊說邊朝前走。
“有人對我們說，他稱他們為‘討厭的日本鬼子’。”
“我無可奉告。”我說道。
“他還叫他們‘小日本’。你認為一個值勤的警官以這種腔調說話是否合適？”
“很抱歉，我對此無可奉告，威利。”
我們往前走時，他把話筒一直舉在我的跟前，這使我十分惱火。我想用手把它推開，但是沒有那樣做。“史密斯中尉，我們正準備報道一下你的情況。我們對馬丁內斯案件有幾個問題。你還記得那個案件嗎？那是在兩年以前。”
我繼續往前走著。“我現在很忙，威利。”我說道。
“馬丁內斯案件的結果是瑪麗亞·馬丁內斯的母親西爾維亞·莫雷利亞指控你虐待兒童。當時曾進行了內部調查。我想知道，你對此有何見解。”
“沒有見解。”
“我已經和你當時的搭檔特德·安得森談過。我不知道你對此有何見解。”
“抱歉，我沒有見解。”
“那麼，你不打算對這些可怕的指控做出反應？”
“我所知道的唯一正在炮製不實之詞的就是你，威利。”
“事實上，這種說法不完全確切，”他微笑著對我說道，“有人告訴我，地方檢察官已經開始進行調查。”
我沒有做任何回答。我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是假。
“在這種情況下，中尉，你認為法庭讓你來監護你幼小的女兒是不是錯誤的判決？”
我只是說：“抱歉，我無話可說，威利。”我努力使自己的語氣堅定自信。我開始冒汗了。
康納說道：“來吧，來吧，沒時間了。”我鑽進了車裡。康納對威利說道：“孩子，我很抱歉，我們正忙著呢，得走啦。”他砰的一下關上了車門，我啟動發動機。“走！”康納說道。
威利把頭伸進車窗。“你是否認為，康納上尉對日本的嗤之以鼻再次證明了警察局對十分敏感的種族歧視案缺乏判斷能力？”
“再見，威利。”我搖上車窗，開始向山下駛去。
“再開快些我也受得了。”康納說道。
“行啊！”我說道，一邊猛踩油門。
我從反光鏡中看到，韋塞爾正向他的梅塞迪斯車跑去。我以更快的速度拐了個彎，輪胎髮出尖利的吱吱聲。“那個下流坯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的？他在監聽我們的通信聯絡？”
“我們沒有使用報話器，”康納說道，“你知道，我使用報話器十分小心。不過，我們到達時，警車用報話機向局裡報告過。也許我們這輛車上給裝了竊聽器。也許他只是猜到我們會來這兒。他是個卑鄙的傢伙，而且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他是日本人安插在《時報》裡的。通常情況下，日本人對與他們有聯繫的人總是更加講究禮貌。不過，我認為，只要合他們的意，他什麼都幹得出來。那輛車棒極了，呃？”
“我看那不是日本人的車。”
“顯然不可能，”康納說道，“他是不是在尾隨我們？”
“不。我覺得已經把他甩掉了。我們現在上哪兒？”
“南加州大學。桑德斯到如今已閒逛得夠久的了。”
我們順著大街下了山，來到101號高速公路。“順便問一句，”我說道，“你幹嗎要找眼鏡？”
“只是為了核實一個細節。沒找到眼鏡，是嗎？”
“是的，只是太陽鏡。”
“我正是這麼想的。”康納說道。
“格雷厄姆說，他要離開城裡。就在今天，他打算去菲尼克斯城。”
“哦，”他看著我，“你也想離開嗎？”
“不。”我回答道。
“那好。”康納說道。
我下山後，便順著101號公路向南駛去。往日裡，到南加州大學只要10分鐘時間，如今卻好像要半個多小時。眼下是正午時分，就更是如此。不過再也沒有高速行車的機會了。交通老是擁擠不堪，路上老是煙霧迷漫，我就在一片朦朧中開著車。
“你覺得我是個傻瓜嗎？”我問道，“你也覺得我應該帶著孩子逃走嗎？”
“這是處理問題的一種方法。”他嘆了口氣。“日本人是迂迴行動的能手。採用這種手段是他們的本能。在日本，要是有人對你反感，他們從來不會當你面說。他們告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用這種方法把話傳到你的耳中。日本人有各種各樣的間接交流方式。所以他們用那麼多的時問進行社交往來，打高爾夫球，去卡拉OK酒吧喝酒。他們需要這些額外的交流渠道，因為他們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出心裡的想法。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做效率太低，耗費時間、精力和金錢。但是，由於他們不能面對面地較量——因為面對面對抗就像死一樣難受，使他們汗流浹背、狼狽不堪——他們就沒有別的選擇。日本人就像向左或向在兜圈往前衝的橄欖球球員。他們從來不做正面突擊。”
“是呀，不過……”
“所以，有的行為在美國人看來似乎是卑鄙和膽小如鼠，對日本人來說卻是一種規範的行動步驟，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他們只是要讓你知道，有權勢的人感到不滿意了。”
“讓我知道？知道我會因為女兒的緣故在法庭上倒黴？我和女兒的關係會完蛋？我自己會身敗名裂？”
“唔，不錯，這種後果很正常。他們威脅要使你在大庭廣眾之中現醜，這是他們讓你知道他們不滿情緒的慣用伎倆。”
“好哇，我想我現在明白了，”我說道，“我想我看到了這幅慘兮兮的景象。”
“這不是某個個人的舉動，”康納說道，“這是他們行動的方式。”
“不錯，是這樣。他們在傳播謠言。”
“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
“不，不是某種意義上，這是地地道道的謊言。”
康納嘆了口氣。“我也是經過好長時間才明白的，”他說道，“日本人的行為以莊園價值觀念為基礎。你也經常聽到別人談論日本武士和封建主義，但深入追究，日本人就是農民。要是你在莊園式的農村中生活而其他村民又對你不滿，你就會被驅逐出去。這就意味著你死路一條，因為沒有哪個村子會接受一個惹是生非的人。就是這樣。觸犯群體即死路一條，那就是他們的觀點。
“我是說，日本人對群體特別敏感。在他們看來，和團體保持一致比什麼都重要。就是說，不出個人風頭，不為個人鑽營，不過分搞個人英雄主義。這也就是說，沒有必要堅持實事求是。日本人幾乎不相信事實。事實在他們眼裡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東西。就像一個母親，她的兒子被指控犯了罪，她可不在乎是不是事實，她更關心的是她的兒子。日本人就是這樣。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是實實在在的事實。而客觀事實則無關緊要。”
“是啊，一點不錯，”我說道，“現在他們幹嗎要步步緊逼？還有什麼爭議呢？謀殺案已經水落石出了，對嗎？”
“不，還沒有。”康納說道。
“還沒有？”
“沒有。這就是我們受到這麼多壓力的原因。顯然，有人急於要把它了結。他們想要我們放棄追查。”
“如果他們在整我，在整格雷厄姆——他們為什麼不整你呢？”
“他們也在整我。”
“怎麼整？”
“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要我承擔責任。”
“他們怎麼讓你承擔責任？我可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他們明白。相信我，他們是明白的。”
我望著一長串的小汽車正慢慢地向前爬行，融入了鬧市區的煙霧之中。我們路過一塊塊電子招牌：日立公司的（美國頭號電腦）、佳能公司的（領導美國複印新潮流）、本田公司的（美國一流小轎車）。這些廣告牌與多數日本廣告一樣大放光彩，甚至白天也照樣引人注目。租用這些電子廣告牌每天要耗費3萬美元；多數美國公司都無力支付。
康納說道：“問題在於日本人知道，他們能使這件事變得十分令人頭疼。他們在你四周興風作浪，然後對我說：‘你去處理吧。’因為，他們認為我能把問題擺平，把事情了結。”
“你能嗎？”
“當然嘍，你希望現在就把它了結嗎？那樣，我們就能去喝杯啤酒，欣賞某種日本式的事實。要不，你希望追根究底，弄清楚謝里爾·奧斯汀為什麼被害？”
“我要追它個水落石出。”
“我也一樣。”康納說道，“那麼，讓我們行動吧，後輩。我想桑德斯的實驗室會給我們帶來十分有趣的信息。現在，錄像帶是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