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夏，當飛機在廣島市區上空調頭飛向郊區機場的一瞬間，廣島的七條大河頓時失去了水色，彷彿被磨光的獎牌一樣發出耀眼的光芒。從圓圓的舷窗俯視市區的遊客們，被反射過來的盛夏的陽光晃痛了眼睛，紛紛縮回頭去。我回想起，一年前，在從廣島起飛的飛機舷窗邊，我也被這七條大河炫目的反光刺痛了眼睛。在我心中，時隔一年的感覺變得模糊、淡薄。飛機從廣島起飛又重新降落的這兩次旅行，好像只是乘飛機遊覽時轉過的一圈。從半空俯視廣島，似乎沒有一點變化。在從機場到市區的出租車上，眼前的一切也舊貌依然。和一年前把我送到機場的司機一樣，眼下這位把我從機場送到市區的司機，也正着迷於昨晚的廣島杯比賽。然而，這一年中，原子病醫院又有４７個病人死去了。從對死者的統計來看，一位８２歲的老婦死於肝癌，其餘的也大多是老年死者，有６７歲的，６４歲的，５５歲的等等。他們幾乎均死於癌症。
我想起去年夏天，在原子病醫院的病房裏看到的三位躺在牀上的老人。他們的膚色像印第安人一樣黑，乾巴巴的皮膚上沾了一層橡皮屑似的皮屑。就算這些老人醫好病後可以出院，可以走出原子病醫院，他們仍是無家可歸的孤寡老人。很可能在這個夏天，他們中間已有人成了孤獨的死者。
在統計表上，眾多老年死者中有一位特別年輕的死者。去年冬天，這位剛剛十八歲的母親死於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她剛一出生就碰上了原子彈轟炸，而十八年後，她剛剛生下自己的孩子，便因白血病發病而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新生嬰兒目前沒有任何異常。如果可以説“希望”的話，這便是唯一的希望吧。
除了這位遭受原子彈之害的年輕母親產後去世的噩耗，在醫院內外，我又聽到好幾個令人心痛的事例。很多身為人妻的原子彈受害者擔心生出畸形兒，又擔心產後會併發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儘管如此，那位十八歲的女孩還是得到了愛情和婚姻，而且還勇敢地生育了孩子。這種近乎絕望的勇敢，難道不正兼具了人的脆弱與堅韌，不正是一種真正的人性嗎？我為那位１８歲的年輕母親而祈禱，希望她的孩子象徵着純潔美好的希望茁壯地成長起來。
去年夏天，我在原子病醫院還認識了另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在產後也發覺身體異常，住進了醫院。幸運的是因為治療及時沒發生危險。可是去年秋天出院之後，今年夏天她又不得不回到醫院。唯有孩子的健康是她的希望。我也只能為她祈禱，希望她早日康復。廣島還有更多的身受原子彈爆炸之害的母親，為她們，我獻上自己最真誠的祈禱。在這一個裏死去的人們當中，有位原子彈受害者恐怕是抱着最深切的遺憾而去的，他就是宮本定男。一年前的正午，三位代表全院的患者走到醫院前院的烈日之下，迎接和平遊行的人們。位於三人中間的，是一位頭抬得挺直，極度蒼白的中年男子——宮本定男。他甚至比身邊穿着薔薇花圖案的睡衣的少女要矮小。他用極度緊張而又微弱的聲音軍人般地演講道：“我相信第九屆世界大會一定會圓滿成功！”演講結束後，他接過花束長出一口氣，又回到原子病醫院的正門裏……
我親眼看到的只有這些。可是，他就這樣抱着花束，長出了一口氣，便帶着實實在在的滿足感和威嚴，走向了死亡。那天，他走到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時，連站都站不穩了。從夏末到初秋，他一直卧牀不起，冬天來到時，他便因衰弱而死。病歷卡上記載着他的死因：全身衰弱。對於他的死，重藤院長和對許多病情急劇惡化、死於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人們一樣，感到悲哀而又疑惑。他語氣沉痛地説：“為什麼身體會變得如此衰弱呢？”這位眼看着一個個病人因原子彈爆炸後遺症而死去的醫學家，此時也只能哀嘆，大概原子彈把人體抵抗力中最基本的部分無情地破壞了吧。
那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為了説出這句“我相信第九屆世界大會一定會圓滿戰功”，頂着烈日來到院子裏，就這樣加快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步伐。他以這巨大的代價，傾吐了自己的心聲（雖然和平遊行的先導車的高音喇叭蓋過了他的聲音，遊行隊伍裏幾乎沒人聽到）。然後，他又帶着一吐心曲的滿足威嚴地走了回去。可是，當天晚上開幕的第九屆世界大會並沒有成功。起碼可以肯定，大會的結果和原子病醫院的病牀上瀕臨死亡的人們所殷切盼望的成功相距甚遠。全面禁止核武器尚不可企及，給原子病醫院的人們在失望中帶來了一絲振奮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在第九屆世界大會中又被籠罩在令人疑慮的濃霧之中。正在此時，宮本定男突然衰竭而死。
這位在烈日當空的院子裏，以自己衰弱的身子為賭注，向健康的人們致詞的小個兒的狂熱的宮本定男，為了消除對逼近自己的死亡的恐懼，為了消除對只能躺在病牀上等死的無意義的生存的疑惑，他做了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他把一切寄託在自己對反對核武器運動做出的這種隻言片語的參與上。但實際上，當死亡降臨他身邊的時候，這個世界上仍盤踞着核武器投下的巨大的陰影。是不是當他猛然從和平運動的可能性的“幻影”中清醒過來的一瞬間，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存的疑惑頃刻間將他壓垮，而他就此放棄了治癒的可能性呢？即使事實上並非如此，他也一定是懷着深切的遺憾孤獨地死去的。這是無法挽回的事實。對廣島數萬名與會代表來説，他的死包含着無法補償的遺憾。
臨死前幾天，他收拾好存款和隨身用具，打算出院。這是否暗示着他已放棄了對他人的信賴，放棄了對參加和平遊行和大會的人們以及和平運動本身的信賴呢？同時，這是否又表明了一個受到傷害的人渴望迴歸自我世界的最後要求呢？
天老地也荒，毀滅所有生靈，方可慰我心
高橋武夫
面對如此哀嘆的原子彈受害者，有的和平運動家會有充分的理由持批判態度進行反駁吧。然而，如果他目睹了１９６３年廣島發生的全部事情，對宮本定男，這位在盛夏的烈日下用蚊子般微弱的聲音致辭，又在冬天來臨之際衰弱而亡的病人，這位甚至被稱為原子病醫院“最後一位”熱心關注和平運動和禁止核試驗條約的進展狀況的病人，他一定會發覺自己實在是無言以對。
今年的和平遊行隊伍以社會黨的幹部為先導，再次來到原子病醫院。醫院窗口和一樓屋頂的陽台上又有一批歡迎他們的病人。病症較輕的患者，排成一列坐在正門的遮陽台下。比起去年夏天，病人中老年人似乎更多些，他們的睡衣顏色也更暗淡樸素。我懷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再沒有病人代表出來致辭。並不是醫院方面因為去年的事情有意加以阻止。在原子病醫院，已經找不到想就和平運動表達期望的病人了。那位入冬時死去的、身材矮小、面色蒼白的中年男子——宮本定男，就這樣成了“最後一位”致辭的病人。
他留下的一篇短文是這樣開始的。“我在廣島控訴。在遭受了人類第一顆原子彈轟炸的廣島，至今仍有無數日夜苦於白血病、貧血、肝臟疾病的人們，正在同悲慘的死亡進行着搏鬥。”
我們在讀這篇文字時應當注意，這不是針對悲慘的死亡，換言之是為躲避悲慘的死亡得到新生而進行的搏鬥。這是同悲慘的死亡本身，但仍以死為終結的一場搏鬥。“但是，情況令人擔憂。在這所醫院（廣島原子病醫院），有的人因得知身患原子彈爆炸後遺症而自殺，有的人精神失常。”
在這篇絕望的文章的篇末，補敍了一段總令人感到空虛的結束語。當然，可能會有很多人反對説，那完全有希望成為不渺茫的現實，但我所指的是那文體的印象。“最後，我懇請諸位齊心協力，好迎來一個沒有戰爭的光明的世界。”初冬時，他成了衰弱已極的垂死之人；而此時的廣島，又迎來了明麗的夏日。三篇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報道和老撾、越南的戰亂消息都登在一張報紙上。又是一個和去年夏季毫無二致的夏天。在這兩個夏天之間，悲慘地死去了４７名病人。原子病醫院的病牀上，依然躺着飽受憂慮不安的折磨又只能忍耐下去的病人們。一踏上廣島的街道，我就會在這裏那裏遇到這些人，他們給我講起這一年間死去的人們的故事。但我們的談話不時地突然中斷。我們各自拭着汗水，抬頭眺望着陽光下的比治山。因為我們知道，在廣島，沒有任何人比那山上的病歷卡，那些記錄着被侵蝕的骨髓、遍佈全身各處的癌組織、數目龐大的白血球、被堆放在山頂的ABCC的那間電腦像流水一樣“嘩嘩”地工作着的資料室裏的病歷卡，更能準確地回憶起那些故事……
我走向靠近繁華路段的勞動會館。去年會議的中心會場在和平公園的原子彈爆炸紀念館。那裏曾充滿了緊張的氣氛，秘密會議室大門緊閉。所有的人都懷疑，“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到底能否召開，大家又都屏息嘀咕着造成一切災難和困難的原因“任何國家……”
而在今年的會場——勞動會館裏，沒有任何秘而不宣的氣氛，沒有絲毫不安、困頓、苦澀的感覺。即使在略顯經驗不足的大會籌備工作中不時有些小小的差錯和停頓，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大家都確信，在這裏舉辦的三縣聯絡會議——禁止原子彈、氫彈廣島——長崎大會一定會順利圓滿。
我旁聽了國際會議，去年這裏是最激烈的戰場。中國代表朱子奇和蘇聯代表朱可夫針鋒相對。以他們兩人為核心，又分別凝結出兩塊彼此充滿敵意的結晶體。今年，朱可夫又作為蘇聯代表來到了廣島。他面帶斯拉夫人特有的寬厚的微笑，敏捷地挪動着高大的身體，一望便知他充滿了作為焦點人物的自信。以他為中心，會議開得一團和氣。玉米娃娃似的印度的婦女代表，全面肯定了“禁止核試驗條約”，另一位富有魅力的西德婦女代表，分析了西德的核武器裝備現狀，對法國進行核試驗提出了內容具體的抗議提案。她態度冷靜，話語簡潔，富有説服力。“必須阻止法國和中國的核試驗，達成全面裁軍！廣島悲劇不能重演！”她的呼籲博得了全場的掌聲。今天，各國代表的演講都具有本國的獨特個性和具體性，使旁聽者覺得內容充實。如果説去年這個會議上的演講內容貧乏、毫無收穫是因為敵對的兩個勢力之間充滿敵意的毒素在作怪的話，反過來講，廣島的中蘇對立中消耗的能量裏應當有十分豐富的內涵。
我忽然想起，現在同一時間，除去“禁止核武器會議”之外還有一個會議正在召開。會場設在京都。由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主辦的第十屆禁止核、氫彈世界大會也在一片和氣聲中順利進行着吧。在那裏，中國代表一定面帶着絕不亞於朱可夫的東方式微笑，氣度不凡，機智敏捷地引導着大會進程。那裏，也一定有許多內容豐富的演説。
而這兩個微笑，一旦重逢即刻便會凍結僵硬。彼此相隔的兩個會場中各自的氣氛越是融洽，他們之間的對立就越發根深蒂固。朱可夫在來廣島之前，在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在東京的大酒店裏舉辦的國際會議上，就凍結了他的微笑，冷漠地進行了抵制。
儘管如此，這裏依然有着新的笑容和掌聲，是哥倫比亞代表正在演講。越來越融洽的會場裏，笑容之霧太濃太深，以致於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分裂所包含的根本性危險以及運動再次統一的萌芽和希望，都被隱在霧中難辨分曉了。在克服分裂走向統一之前，這對立的兩個方面都有必要經歷一下以苦澀的表情代替微笑，用惡言冷語代替甜言蜜語的過程吧。只有這樣，才能逐漸真正看清楚在以世界大會為首的各種集會中意見分歧的嚴重程度，以及雙方再次統一起來的巨大困難。
我在會議的順利進展和友好氣氛中，卻感到一種空虛（這是聽到登山隊避開了最難爬的路線準備征服高山的消息時感到的那種空虛），這感覺在由兩萬名年輕羣眾參加的全體會議上也沒有消失……
在全體會議上，老哲學家森瀧教授在不亞於歡迎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領導們的熱烈氣氛中走上了講台。他在去年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分裂中遭受了最慘痛的背叛，但他又表達了最誠摯的希望。這一年當中，他為了這個希望而工作，至少在道德的側面上，他是辦成這次大會的主要力量。講台上，森瀧教授一方面承認是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組織力量使大會具有如此規模，但同時他又好像對此略有猶疑。目前，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力量，還不可能組織和平運動的遊行和集會。但是，從這些組織力量中遺漏下來的許多重要問題，人們希望能從道義的角度重拾起來。我感到最能勝任這個工作的應該是真正的廣島式的人民。可以説，我也正是懷着尋找他們的願望重訪廣島的。《原子彈受害白皮書》這一提案就是在學者、文化界人士的分會場上由這些人提出的。同其他會場一樣，剛開始，學者、文化界人士會場中也充滿了平穩和緩的氣氛。但當《中國新聞》的評論委員金井利博先生開始就這一提案進行説明時，氣氛便大不相同了。這個夏天，我在廣島的各個會場上所見到的真正慷慨激昂的日本人中，只有金井評論委員一絲不苟，像維新時代的下層武士一般。面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們漫不經心的態度，他激動地高聲説道：“老百姓也會生氣，可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表達！我們不也正為此而迷惑嗎？”説到這兒他再也説不下去了。不少旁觀者會覺得這激動過於唐突，然而又有誰知道這是他忍耐、壓抑了１９年後的大爆發呢？原子彈爆炸後的１０年中，連廣島當地的報紙《中國新聞》的印刷廠裏都找不到“原爆”、“放射能”這樣的鉛字。１９４５年秋，美軍的原子彈災難調查團發表聲明説：“遭受原子彈爆炸的放射能影響後導致死亡的人均已死亡，因此不能承認殘存的放射能所產生的生理影響”，這一錯誤聲明在全世界發佈後，一沉默便是１０年！作為廣島的新聞記者，１０年來他一直忍耐着。終於有一天，沉默的廣島可以開口説話了！然而廣島的聲音足夠響亮且有足夠的威力嗎？每年夏天迎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時（在對原子彈、氫彈及其抵制運動的報道上，《中國新聞》總有高水平的表現。如果有人在廣島度過一個夏天，只要他仔細閲讀過有關紀念原子彈爆炸日的報道，就一定會發現《中國新聞》是最值得信賴的報紙），他都會寄予熱切的厚望，然而每次又都以痛苦灰暗的失望而告終。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望和忍耐之後，他終於寫出了這份刻不容緩的提案，即這份關於《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計劃。如果考慮到他長期以來的忍耐，此刻無論他的激動顯得多麼突然，都不會有人認為有失妥當吧。
“大家都知道原子彈有極強的破壞力，可是又有誰清楚地知道它給人類帶來了多大的悲劇呢？”金井評論委員質問道。顯然，“目前廣島和長崎被全世界人民所認識是由於原子彈巨大的破壞力，人們並不瞭解原子彈爆炸後的人類悲劇。”“為使主辦這次廣島大會的廣島、長崎、靜岡三縣聯絡會議不單單停留在受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親蘇路線影響下的和平運動這一水平上，而是使它發展成為覆蓋全日本的大眾性國民運動，有必要重新確認一下，國際社會、全世界的廣大人民是否真正瞭解發生在廣島、長崎、燒津的‘歷史慘案’。如果人們只把注意力放在原子彈的威力不如氫彈這些事情上，那麼，廣島的悲劇不是仍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而最終被人遺忘嗎？要明確和平的敵人是什麼，首先應作的努力是把原子彈爆炸後的真實情況告知世人。”所以，“現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包括死者和現存者，他們從心底期望的，並不是説告訴大家原子彈的威力有多麼巨大，而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災難之後給人類帶來了多麼慘重的悲劇。”他認為，為此應制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同時，按照金井評論委員的設想，還必須制定一個“有關尚未解決的原子彈受害者問題的調查、健康管理、救援方案”。他所援用的“尚未解決的原子彈受害者問題”一詞所指的範圍十分廣泛，比如説，原子彈爆炸後離開廣島、長崎的人們的情況，目前還不得而知；沖繩地區的原子彈受害者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從日本本土派來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生，而這一情況更是鮮為人知；東京都內近４千人的生活與健康狀況也無從知曉。我們甚至不清楚自己城鎮裏的原子彈受害者的情況。對這些分散於日本各處的原子彈受害者一邊調查，一邊診治救援，也就是制定《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運動。另外，還必須聽取在原子彈爆炸後進入市區遭受了兩次放射能影響的受害者們的“抱怨之聲”。他們如果不是“病到快死”的地步，就不能享有原子病醫療法中所規定的免費醫療。而原子彈爆炸後遺症中所謂的“發病到死亡”，就意味着確死無疑。要使原子彈受害者生存下去，最必要的措施正是重藤院長所強調的那樣，儘可能早地發現病人血液的異常。
金井評論委員直率地説，關於《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提交對象，他曾把這三個大會都列為候選。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猶豫和抉擇都暗示了某些問題。參加廣島大會的大多數人，完全無視京都方面的大會，認為只有自己的大會才是正統。他們對此深信不移，對大會感到滿意。（如果廣島大會的成員中，有人對大會持不滿或懷疑態度，京都大會的成員中，也有人對他們的大會同樣感到不滿和懷疑，而兩者之間又有進行討論的機會的話，雙方才有希望通向統一之路。然而，絲毫沒有這種跡象。兩處大會的參加者們，都過於相信自己的正統性了。）金井對這兩個大會和“禁止核試驗會議”做了客觀的分析和選擇。身為記者的金井，在廣島度過的“沉默的十年”以及“聲討的九年”，無疑使他對動員大眾的集會產生了不信任的態度。然而，他克服了自己的偏見，帶着具體提案加入到廣島大會里來。他的提案的現實性本身，就是對和平運動的分裂進行的最尖鋭最直接的批判，並且可以推而廣之地理解為對日本所有國民運動的批判。廣島普通人的心聲，正代表了所有日本人民的態度，這點，也體現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
金井評論委員這樣結束了他的提案説明。
“日本政府顯然是以保守黨派為內閣的政府。但這決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只為保守黨派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世界上第一個而且是唯一的原子彈爆炸受害國，為使國會通過對原子彈受害者實施救援的議案，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都有責任促使日本政府制定《原子彈受害白皮書》，並使它通過聯合國為世界人民廣泛瞭解。為此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其中必然孕育着全國範圍的和平運動，孕育着不再分裂的和平運動。
《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制定以及國際性宣傳，也可以看做是全國人民參與的救援原子彈受害者、戰爭災難受害者的活動的一部分。明年是原子彈爆炸二十週年。如果能在這八月的廣島，在植根於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的和平運動中，產生一份提案，以便能夠面向世界，製作一個如實披露原子彈爆炸的受害情況的書面材料的話，這無疑能代表與會各位心中的希望，而這也一定會成為勢在必行的決策。”
在本次廣島大會的所有發言中，我認為這個提案是針對１９６５年原子彈爆炸２０週年紀念所提的最接近本質的最先驅的意見。
在原子彈受害者懇談會上，我從一位受害者代表的發言中，又聽到了有關“十年沉默，九年聲討”的情況。發言者是一位失去了一隻眼睛的老人。提到這，我想起森瀧教授也失去了一隻眼睛。１９年前，教授還是廣島高等師範的教師。他帶領學生來到支援前方的工廠做工。教授至今保留着那本濺滿墨水的日記。當天，他坐在桌前正在補寫昨天，也就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的日記。當他寫道：“美麗的朝霞。製作五百根竹槍”時，就在這下一個瞬間，原子彈爆炸了。教授失去了一隻眼睛和他的學生。而在那白光閃過的一瞬，無數人便從此失明瞭。
老人的講話令人感動。與其説是講話，不如説是一部反映原子彈受害者反對原子彈氫彈運動的歷史。經過１０年的沉默，在第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上，原子彈受害者第一次有了發言的機會。可是，廣島的謹慎派們指責説，讓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原子彈受害者站到大會的講台上，不是隻會叫他當眾出醜嗎？然而，１０年沉默之後，原子彈受害者們終於大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聲。他們是不是當眾出醜了呢？請聽這句：“活着真好！”一位身為原子彈受害者的普通老百姓在得到發言機會後，發出了這句由衷的感概。這句話後來廣為人知。僅僅是能在大會上發言這件小事，便使他重新發現了自己曾慘遭蹂躪的生命的意義。而這句話不是又清楚地表明瞭，那沉默的１０年曾是怎樣的１０年嗎？在這１０年中，有一次，在發言者的一個朋友，一位在原子彈爆炸中雙目失明的老人那兒，來了一位美國通訊社東京分社的社長。他剛好談及處於對峙狀態的朝鮮戰爭，便對雙目失明的原子彈受害者這樣問道：“現在如果往朝鮮扔兩三枚原子彈，戰爭一定會結束。你經歷過原子彈爆炸，對此有何看法呢？”
這種遲鈍的感覺無異於一種墮落！而墮落的盡頭極有可能是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戰。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最根本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對這種危害巨大的墮落髮出警告。至少，９年後的今天，不應再有哪位新聞記者面對在廣島原子彈爆炸中失明的受害者這樣提問：“在越南用上幾枚原子彈戰爭就會結束，對此您的看法如何呢？”這也是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開展９年來，所完成的對墮落治療的結果。
面對美國通訊社的分社長，失明的原子彈受害者這樣答道：“這二三枚原子彈會結束戰爭，美國也可能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宰者。可我相信，到那時再沒有誰肯相信美國了。”在被強制沉默的廣島，年老的失明的受害者以弱者的智慧進行了抵抗。但幾年後，他悄然而逝了。
受害者代表在結束講話後，又講了一小段插曲。“昨天，當從京都大會趕來的人們手捧鮮花進入和平公園時，站在廣場上的參加三縣大會的人們鼓起掌來歡迎他們的到來。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分裂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我沒有看到究竟是怎樣一幅情景，但是我想，所有的聽眾都會從他的講話中，感受到他對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再次統一的真誠希望。
的確，今年我所見到的和平公園，非常平和、寧靜，絲毫感受不到糾紛和矛盾的氣息。原子彈爆炸紀念日的早晨，我為了參加紀念典禮坐在草坪上等候。烏雲低垂的天空（這天下午忽降驟雨。廣島人都説：“１９年來這種情況只有極少的幾次。”好像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遠方灰濛濛的山巒，還有羣山環繞下的整個廣島，都籠罩在和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時刻截然不同的靜謐裏。
原子彈受害者的發言結束後，進行了問答。從整體上説，會場氣氛誠摯、懇切。但我發現，大多數問題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懇談會上所提的雷同。這些從日本各地聚集到廣島的年輕人雖有熱情，但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對原子彈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極其有限的常識。這樣，剛剛結束髮言、滿頭是汗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又要耐心地重複起多年來重複過多次的基本情況説明。我不禁再次感到，在廣島實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們，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
其中最有耐性的廣島人之一重藤博士，同去年夏天一樣，正在原子病醫院處理着從政治到醫學的諸多問題。在這兩個夏天之間，重藤院長要面對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時，在國會對“強化原子彈受害者救護工作”表示關注後，他還要接待保守黨派和進步派人士組成的視察團。如果哪位眾議院議員指着原子病醫院病牀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問道：“風濕性關節和原子彈爆炸有何關係？”重藤院長會做出怎樣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醫院可以恰當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那一定是這所醫院在遭受原子彈轟炸這一人類最初的殘酷體驗後，任何病症都不能説和原子彈爆炸沒有關係。重藤院長也一定是一邊移動着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軀，一邊對他們進行了如實的説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會上，蘇聯代表團表示要贈送醫療器材。重藤院長馬上與對方進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從來都超然於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權術，但一旦有有利於原子病醫院和病人們的具體切實的政治口號出現時，重藤院長又從不放過利用它們。院長戲稱自己為“髒手帕”，大概就是指這個意思吧。但是，“強化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工作”這一政治課題經過這塊髒手帕的“過濾”之後，馬上就成為一個有人情味兒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具體計劃。重藤院長希望，通過這一“強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彈爆炸中面部受損，變得醜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們解救出來。這樣，有良知的醫生會為這些姑娘作出恰當的診斷，承認她們不適於參加社會活動，由此便可以給她們以適當的保護。廣島尚有近千個“面部變醜”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在家中深居簡出，飽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夠制定出切實的救護方針的話，這些人終會下定決心重返社會的。
作為醫學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臨的課題是，死於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礙問題。重藤院長和這兩個夏天之間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嬰兒後死去的１８歲的母親在內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這個問題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問題”是醫生和病人都不願提及的。但重藤院長考慮，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打開法律保護的窗口。雖然博士非常理解人們對這一話題的忌諱，也非常擔心原子彈受害者能否接受調查人員的善意詢問，但他最終還是覺得應該逐一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調查。
打開法律或者國家這扇可靠的保護之窗，是重藤院長面向現實進行思考的基本態度。金井評論委員在提到“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時説，“在具體設施及資金問題上，還是保守黨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進了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計劃。”事實上真想做出成績的也是保守黨派的議員。我在廣島曾多次聽説過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略使人難以置信的傳聞。但客觀上看，他在“強化救護”運動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長這樣為“強化救護計劃”嘔心瀝血，又堅信不移地認為對原子病醫院的投資必將回報給全世界人民的人，在這個時候是多麼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彈轟炸後１９年來醫治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歷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長這樣具有最可貴的人格的人。
對於這段充滿困難和苦澀的醫療史，重藤院長計劃，在１９６５年迎來２０週年紀念之際，召集從事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治療工作的醫生，重新查閲資料，共同討論這些對人類説來都是新體驗的病例，看看採取的治療方法是否得當，檢討一下“有無處理不周”之處。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療和努力並不是在一名領導的率領下統一進行的。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綜合的反省和檢討。重藤院長認為，作為全面調查的一環，應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血液檢查。
以１９６５年為界限，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療史加以綜合研討，這一計劃與《中國新聞》的金井評論委員所提出的在原子彈爆炸２０週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彈受害情況白皮書》計劃異曲同工。它是以醫學家的語言詮釋的另一份白皮書計劃。在廣島勤懇工作的人們，他們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個計劃上，而這正説明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這些在廣島最恐怖的災難中劫後餘生的人們，這些抱有最誠實的生活態度的真正的廣島式的人們，象孿生子一樣，在心靈最深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對１９６５年中將得以實施的這兩個嘗試充滿期望，它們將通過如實地反映人間悲劇的慘狀來確立核武器時代人類所希望的實實在在的前景。而這才是日本人民對２０年前原子彈爆炸中的死難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時，它一定會帶來一個全新概念的和平運動。
（１９６４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