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巡禮
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開始寫這部《札記》以來，為時最短的一次廣島之行。在廣島只不過停留了幾個小時，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廣島之行一樣，再一次體驗到不禁使自己對人類的悲慘與尊嚴進行深思，這是每一次廣島之行的一貫感受。我撰寫這部《札記》的目的就在於記錄下我每次旅行歸來後所進行的反思。
當我到達廣島之後，立即從原子病醫院院長重藤先生處得知一個最新記錄。一位原子彈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們如果不是身在廣島，便有可能忘卻廣島的具體慘狀。坦率地説，在原子彈爆炸２０年後的今天，做到這一點並不十分困難。而在廣島，這種悲慘的局面仍然作為現實的問題而持續着。原子病醫院的存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重藤院長是抱着一種多麼陰鬱而苦澀的心情為這位年輕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這死者只不過是在不斷流淌的悲慘長河中溺死的一個而已。
這位青年在四歲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轟炸。我們曾看到過原子彈在廣島爆炸那一天負傷的無數孩子的照片。創辦雜誌《廣島之河》、身為廣島母親的小西信子，她將這些負傷的孩子們稱之為“腐爛菩薩”，實際上她可能是不想讓為數如此眾多的身負重傷的孩子們的照片多次出現在我們的歷史上。那些帶着出奇平靜表情的孩子們，其中大半在拍過照片後的幾天之內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倖存下來的一個孩子，當他在成長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卻發現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醫院的病牀上迎來了二十歲的生日。
我曾多次舉過這個例子。治療白血病的醫生在早期階段，可以暫時控制白血球數量的激增，為白血病人贏得一個所謂的“暑假”。在原子病醫院醫生們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幾個月，經過２０年默默無聞的艱苦奮鬥之後，這一“假期”延長到兩年。當它能夠延至數十年時，人類將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這一血癌仍然遠比人類更佔壓倒優勢。當兩年的“假期”過後，這位青年將不得不再次面臨死亡，那時，死神絕不會放過他。如果一個持悲觀態度的人將這一“假期”稱之為緩期執行的期限，恐怕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這位青年卻沒有將這兩年視為緩刑的期限。他毅然決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樣生活，成為社會的一員。原子病醫院的醫生們為了這位青年，隱瞞了他的病歷，為他尋找工作。這些醫生們的行為並非是欺騙。如果説出真情，誰還會僱用一個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醫生們只不過是膽戰心驚地採用了小小的騙術，他們不是既無所作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個印刷廠裏找到了工作，夥伴們都喜歡他，他是一名好職員。
青年死後，一位有身分的人來到原子病醫院，據説他曾質問醫院：這兩年間為什麼不讓這位青年休養，而讓他去勞動？這位有身分的人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就是他無法理解一個事實：當一個青年人為了真正有意義地度過他生命中最後的兩年時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牀上，而是在印刷機轟鳴的地方和夥伴們一起勞動。因為，所謂有身分的人，就意味着那是一羣慣於無所事事而虛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圖在這兩年裏活得充實，他是一名勞動能手；他在工作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會生活的全部任務。青年曾同一個女孩相愛並訂婚，這件事足以説明他是何等地熱愛生活，力爭活在既非偽造，又非虛構的真正的現實生活中。他的戀人是一位年僅２０歲在樂器店工作的女孩。
還有一段插曲足以説明這位青年曾怎樣度過那一段真正的社會生活。雜誌《生命》的記者為了寫一篇題為《光明的廣島》的報道，來到廣島採訪。重藤博士向他介紹了這位青年，記者十分滿意。或許因為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廣島的象徵。
然而，兩年過後，充實的“假期”結束了。頑固的噁心和嘔吐折磨着他，於是，再次住院，所有的關節都劇痛難忍。劇烈的嘔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難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盡這一切折磨之後死去了。
一星期之後，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醫院來了，她是來向治療和護理過青年的醫生和護士們致謝的。她帶來了禮物：一對陶製的小鹿，就是那種經常擺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陳列櫃中的陳設品。這頗符合她那在樂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分。這位２０歲的女孩，平靜而安詳地道謝之後便離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她服安眠藥自盡了。我望着那一對陳設品，一隻擁有兩支大角的健壯的公鹿和一隻可愛的母鹿，不禁黯然神傷，默默無語。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轟炸時，他只有４歲，他不僅不應對戰爭負責，甚至連那一完全是蠻不講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彈襲擊也都無法理解。就是這個幼兒在２０年之後，以他自己的肉體為國家承擔了責任。也許他儘管是一個幼兒，只要他是這個國家的一員，就不得不被捲入到這個國家最壞的選擇中去。難道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竟然是如此悲慘！
但是，自殺的未婚妻，年僅２０歲，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年齡，正是戰後出生的孩子。儘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彈受害青年休慼相關，在青年死後，她履行了她所能盡到的對青年的全部責任。國家未能對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個國家也無法填滿青年絕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個純屬戰後一代的女孩，卻以她追隨青年而自殺的行動充填了這一黑暗的凹坑。這位２０歲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擇的壯烈行動，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這個國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輕女孩為救助一個被推入絕望深淵的青年而做出的絕望的選擇。
她使一種價值顛倒過來了。她以一個成為犧牲品的柔弱姿態，給予國家所進行的卑鄙的欺騙，而實際上是給予一切國家的欺騙和倖存者所進行的欺騙，以致命的打擊。然後，她和戀人攜手並肩，共同向着以他們獨自的威嚴所裝點的死亡之國走去。那是一個絕不容許他人介入的孤獨而莊嚴的死亡之國，是一個在絕對個人意義上的僅屬於兩個人的死亡之國，它絕不容許導致他的戀人在幼兒時期就遭到意外襲擊的國家的陰影介入。無論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奮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還是女孩那堅決拒絕在未婚夫死後繼續活在世上而自殺死去的決心，都是堅不可摧的，他們不會接受騙人的國家和騙人的生者。面對着那一對陶器製成的健壯的公鹿和可愛的母鹿，人們只能感到無限的空虛和悲哀。２０歲的女孩給人們留下了穩重温柔的印象，自殺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個人對死於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這絲毫不存在自我犧牲之類的含義，只是出於起決定作用的強烈的愛。而這種強烈的愛還可以置換為另一種感情，那就是對我們這些倖存者和我們政治的強烈的恨。而她卻沒有控訴，只是默默地死去。這位２０歲的女孩對我們做出了最為寬大的從輕處罰。而對於我們來説，卻沒有任何值得原諒的，可能只是由於這位２０歲的女孩具有温順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訴對我們的憎恨。
關於這對戀人的死，我有一種推測。雖然它不外是一種設想，但我卻相信事實就是如此。當青年以兩年的“暑假”為期而就業時，恐怕他不會認為自己痊癒而開始工作了。無論醫生在説着多麼誠實的謊言，也無論怎樣對病歷保密，我想他都會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卻敢於在白血病再次俘獲自己之前去踏踏實實地從事勞動。
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瞭解真相的情況下，同這位青年開始戀愛並訂婚的。否則，一對２４歲和２０歲的青年訂婚豈不是為時尚早嗎？他們可能已經預見到死亡的時刻即將來臨，所以才很快訂婚的。
當死神終於降臨到青年頭上時，女孩或許是早有準備地安祥地選擇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對未婚夫的死，由於過度悲痛而決心隨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絕望的深淵，除了死亡之外別無選擇而自殺的。恐怕從她愛上這位青年的那一天開始，便已在注視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與青年休慼相關，她將自身投入到青年的命運之中，但這將是一種最為徹底的命運抉擇。
眾所周知，當年為了報告廣島上空的氣象情況，觀測機曾先於攜帶原子彈的飛機飛往廣島。機長是陸軍少校伊薩利。１２年後，他因襲擊了得克薩斯州的兩家郵局而被捕。後來以精神錯亂為由被判無罪。而經美國復員局的精神病醫生證實，他的精神錯亂是來自於對廣島的負罪感。
當伊薩利這個美國人襲擊郵局時，陪審員們，也就是普通的人都無法認定他有罪，他們曾猶豫不決。這一事實説明，就整個人類而言，廣島是他們產生共同負罪感的根源。
如果，這裏出現一個極其殘暴的殺人犯，而導致他犯罪的根源則是因廣島被炸而產生的絕望感。我們又有誰會有正視這一罪犯的勇氣呢？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卻未曾出現過最能引起我們負罪感的罪犯。對此，我們不能只稱之為僥倖。這種僥倖，只有廣島人或者只剩下絕望的人們，以他們那驚人的自制力帶給我們的，我們當永誌不忘。
如果那位死於白血病，沉着而穩健的青年，沒有利用兩年“假期”去勤奮地工作，而是成為一個罪犯，這即便是設想，也足以使我們平靜的心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實際上，青年卻剋制着自己送走每一個工作日，並且得到了一個對他一往情深的戀人，甚至當他死後立即自殺，隨他而去。我們不應忘記，這完全是一個超出常識的人間罕見的結局，甚至可以説它是離奇的。
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們成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墮落，也只能認為這是人類的正常舉動。因為他們是面臨着最為深重、最為痛苦的絕望的人們。但是，他們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着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然後默默地選擇了威嚴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他們憑藉着廣島市民的自我恢復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慘狀態之中的人類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彈帶來的災難於不顧的。但是，我認為還必須牢記的是，就廣義而言，我們人類也是憑藉着這些儘管絕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彈受害者們的自制力，才得以使我們的良心獲得安寧。
當然，只要我們對於來自廣島的消息不是充耳不聞，我們的良心就永遠不會安寧。在這次旅行歸來後，我必須將兩件耳聞目睹的事記錄下來。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讀賣新聞》晚刊的專欄文章。“‘給大家添麻煩了，我將按着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廣島的一個１９歲的女孩留下這樣一封遺書自殺了。１９年前當她還在母親體內時便遭到了原子彈的襲擊。母親在原子彈爆炸３年後死去，這個女孩因患原子病，從幼年起，肝臟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親死後父親也離家出走。現在她同７５歲的祖母、２２歲的姐姐和１６歲的妹妹，４個弱女子在艱難度日。姐妹３人中學畢業之後，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立即參加工作。這位女孩儘管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子彈受害者特別手冊，但卻無暇從容住院接受治療。雖然國家在治療方面採取了對策，但生活卻不允許她安下心來接受精心治療。這恐怕也是原子彈受害者對策的一個漏洞吧！貧病交加的年輕生命深感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便決定‘按照上天的安排’死去。‘按照上天的安排’，其背後包含着多少無以言狀的東西……”
另一個是來自築豐煤礦的消息。築豐在日本消費生活繁榮的時代，是一個存在着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地方。這裏住着許多似乎是被廣島趕出來的移民，其中可能還有一些女性，由於原子彈爆炸失去家人，因而從事着社會最底層的職業。在這裏，為了編寫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無論怎樣有效地開展全國性調查，總有幾名廣島女性躲藏起來，不肯透露姓名。
我們這些身居廣島之外的人們聽到這一傳聞，雖然會感到瞬間的酸楚和醒悟，但這種意識很快便會消失。而身在廣島的人們，除了那些原子彈受害者，或許也和我們抱有同感吧！
順便提一下，當廣島的那位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他的未婚妻緊隨其後自殺身亡的同一時期，東京曾舉行了一個授勳儀式。將勳一等旭日大綬章授予了美國空軍參謀長卡爾奇斯·E·盧默大將。他是一個曾在現場參與策劃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人物。關於這次授勳，據説政府負責人是這樣解釋的，他説：“我的家也曾在空襲中被燒燬，但這已經是２０年前的事了。即或我們將恩怨置之度外，向轟炸過日本各城市的軍人授勳，豈不更能説明大國國民的寬容與大度嗎？”這種麻木不仁，已經是道德的墮落。在廣島人的眼裏，它是一種最為厚顏無恥的背叛。我們對於政治家或官僚們的道德觀實在是過分寬容了。只要他們沒有貪污，新聞界就不會對他們的這種道德墮落進行攻擊。然而，説出這種話的政治家們正是最卑鄙的。
在原子病醫院資料陳列室旁邊的一個房間裏，我邀請重藤博士、《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先生、雜誌《廣島之河》的編者小西信子，還有在市內私人醫院做事務員的年輕的原子彈受害者村户由子等四人，舉行一次電視討論會。這四位可以説是真正的廣島人，也就是能從本質上代表圍繞着廣島的原子彈爆炸而存在的諸多問題的人。我來廣島主持這次討論會。
除村户之外，其他人我們都曾多次見面。我撰寫這本《札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紹他們的人生觀和對事物的看法。電視短片可以反映這些人們在工作中的最新成就。我為能夠參加這次討論會而感到欣喜。同時，我還感到幸運，我能夠第一次聽到村户這位毫不屈服的原子彈受害者的典型發言，並將它記錄下來。
原子彈爆炸時，村户只不過是個小孩。疤痕改變了村户的面容，當她長大之後，每一天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自己往日那未曾受傷時的面容。用她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希望找回“失去的美”。不是為了健康，只是為了找回“失去的美”，她曾接受過多次手術。手術的結果使她認識到“失去的美”將永遠失去，再也尋找不回來了。於是她便作為將自己關在廣島家默默生活，面帶疤痕的無數女孩中的一員，開始思考今後的生活前途。
這種對失去的往日的嚮往和隨之而來的絕望，會使人一步步走近精神崩潰的邊緣。而且處於這種危機狀態下的人，在廣島無疑是為數眾多的。我們並不擁有任何積極的手段，足以將他們從瘋狂和自殺的狀態中拯救出來，我們只能是衷心地希望他們擺脱瘋狂，不去自殺而堅強地繼續活下去。
村户是怎樣將她自己從由於過度的瘋狂和絕望而企圖自殺，以及近似神經症狀的隱居狀態中解救出來的呢？使她回心轉意的是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的第一次集會。在那裏，她有了一個最基本最本質的發現，那就是“正在受苦的不止我自己”。我曾多次聽人們説，第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它使在原子彈爆炸後，度過了黑暗、漫長而沉默的日日夜夜的廣島人第一次獲得了發言的機會，這對於原子彈受害者們來説具有何等劃時代的意義！它給予原子彈受害者以人類自我恢復的契機，同時，也為日本和世界從事和平運動的人們指明瞭奮鬥方向。我作為一個局外的旁觀者，很難對和平運動的歷史做出客觀的評價。而事實只是在於，如同第一屆大會這樣，使原子彈受害者體驗到人類的變革，這種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其性質正在逐步發生變化。有人認為從中發現了某種頹廢，這決不是毫無根據的批評。當然，頹廢並非來自原子彈受害者一方。
藉此機會，村户從沉溺於過去拒絕同現實社會溝通而隱居起來的近似神經症狀的狀態下醒悟過來，能夠面對現實與未來。她在原子彈受害者的和平運動中參加部分工作，並曾去國外旅行。在法國，她會見了臨終前的居里夫人。不久將被白血病奪去生命的居里夫人，當時曾對村户等所謂的原子彈受害少女們説，你們即便保持沉默，我也理解你們的所有痛苦。這些被稱為原子彈受害少女的人們，她們都同村户一樣重振精神，戰勝了對“失去的美”的懷念和對毀了自己面容的疤痕的厭惡和羞辱。我們必須認識到，敢於登上講壇沐浴光環的她們，就是有過重振精神體驗的人們，而且，她們也是堅持這種精神，敢於接受原子彈受害少女稱呼的人們。包括村户在內遭受原子彈災害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們的意志就是“決不能再讓別人嘗受自己曾嘗受的痛苦”，這是重藤院長和村户的共同語言。原子彈受害少女和居里夫人的心無疑是完全相通的。
關於這一天要在電視中發表談話的事，村户直到最後還在猶豫。這説明，她的回心轉意並非是教條的、一成不變的，她的每一天總是在不斷克服困難中度過。當電視觀眾們看到那副洋溢着美好憧憬的嚴肅面容時，一定會為之感動。村户所説的“失去的美”，道出了廣島所有受到疤痕傷害的女孩們的心聲。如上所述，無比威嚴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在同原子彈所帶來的災難進行着如此正統的鬥爭。而廣島的原子彈醫療工作，只有成為這場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時，才有可能更為有效地發揮作用。
一個短短的電視片並不足以為《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利博先生提供足夠的時間，對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的計劃做出説明。這份計劃涉及到金井委員個人的人類觀和文明觀，而且這些觀點是在金井先生２０年的廣島新聞工作者的生活中形成和發展的。正因為如此，拋開這些觀點去説明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的計劃，對於金井先生來説是無法做到的。根據金井先生的想法，我也在製作這一電視片的過程中，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兩個問題。納粹德國在奧茨維辛屠殺猶太人的真相，已廣為世人所知。然而，儘管在廣島已經發生了較之奧茨維辛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類悲劇，而且目前仍然存在這種悲劇重演的危險（或許玩世不恭的人們，認為國際政治中的馬基雅維裏主義①正是他們所希望的），卻決未為世人所周知。至少應該像奧茨維辛那樣，讓更多的人正確地瞭解曾經發生在廣島的那場人類悲劇的真相。
①馬基雅維裏，意大利人，主張為達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譯者。
另一個焦點是一個涉及到金井先生文明觀的問題。戰後，如果立即將戰爭的慘狀作為中心，則日本人將從這裏逃往四面八方。我們的生活形態便會成為一個從遠處圍着戰爭慘狀的麪包圈型。而當消費文明日趨繁榮的今天，人們卻把戰爭的慘狀拋在腳下，一直向上逃去，形成一個以奧林匹克為頂點的金字塔型。但是，這座金字塔內漆黑的空洞尚未被完全填補，廣島的人類悲劇還在那裏繼續存在着。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運動，就世界而言，要像奧茨維辛那樣，讓全世界的人都切實而徹底地瞭解曾經發生在廣島的人類悲劇。而就日本人內部的國民反思而言，則是必須消滅存在於我們消費生活繁榮的金字塔內部的空洞。否則，我們就無法阻止像《讀賣新聞》專欄報道的１９歲女孩遺書中所寫的那種“按照上天安排”的自殺。因為他們確信既得不到任何救助，命運也不會出現逆轉，從而墜入了絕望的深淵。
自從去年夏天我在廣島聽到金井社論委員關於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的提案以來，我始終在關注着這項運動。到目前為止，至少在金井等人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運動正在穩步發展。去年初秋，當我開始為本書撰寫介紹原子彈受害白皮書計劃的文章時，立即收到了金井先生的來信。他在信中首先坦率地談到了他是以怎樣的心情參加了那年夏天三縣聯席會議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
“在三縣聯席大會和八·六和平大會上，最擁有大膽發言和揭露真相權利的就是原子彈受害者，尤其是已經死去的受害者。為紀念這些無法出席會議的人，曾舉行儀式，默哀一分鐘。”
金井先生是一位希望通過《原子彈受害者的呻吟》一文，傳達原子彈受害致死者聲音的新聞工作者。他曾在該文中指出：“作為實現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的具體對策，最大的難題莫過於針對保守政權所採取的政策了。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設法使他們從被玷污的太陽旗中拿出純潔的勇氣來。廣島大學的教授們在廣島成立了一個叫做談話會的組織。這是一個日本原子彈氫彈協會、三縣聯席會議和禁止核武器會議等三個系統能夠友好相聚為數不多的集會。根據該會日前的議程，我曾在會上再一次彙報了關於向聯合國提交白皮書的提案。會議最後成立了一個小委員會，由它擬定具體程序。
“以同原子彈受害者溝通思想為根本，從以保守政權和新聞媒介為對象所採取的對策入手，使白皮書運動作為一種國民運動得以普及；推動日本學術會議、厚生省、文部省、處務省和總理府等有關當局，將這一運動作為附帶調查納入國勢調查之中，爭取國會討論通過；還有調查方法，以及提高社會調查員才智能力等，諸如此類，問題相當繁雜。至於我個人只能從側面給予配合，以日本最高的智力活動的組織化和來自基層具有國民運動性質的推動力這一雙重結構，注視着白皮書運動的開展。實際上我自知力量微薄，只是想在不至討厭的情況下，有義務儘自己之所能為計劃的前景做出預測。”
談話會接受了金井社論委員的提案，去年１０月發表了《對日本國政府的請求》和《告日本國民》等兩篇文章。時值開展國勢調查的１９６５年，文章明確指出，國勢調查必須包括原子彈氫彈受害者這一重點，同時還涉及原子彈受害者的隱私，以及向着以琉球民政府為首的國際化方向擴展等問題，藉以推動金井提案的發展。目前，我們這些身居廣島之外而又關注着廣島的人們，需要的是應將自己投入到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的運動中去。用金井先生的話來説，就是站在《原子彈受害者的人類呻吟》一方，成為“原子彈受害者的同志”。
小西信子等人創辦的《廣島之河》，於今年初已出版了第十一期，仍在努力堅持着。它的刊頭語中指出：“在當今的日本，又出現新的威脅和平的徵兆，令我等原子彈受害者深感憂慮。掌權者汲汲於炫耀威容，而我等庶民沒有任何值得誇耀的，有的只是申述事實的語言而已。”
如今因身患原子病而躺在病牀上的正田篠枝，在美軍佔領下的１９４７年，從被強制保持沉默的原子彈受害者的人羣中挺身而出，非法出版了和歌集《懺悔》。在畫有原子彈轟炸後的廢墟①的扉頁上，附有一首和歌：
悲嘆的日記，
獻給同胞的亡靈。
他們曾被迫，
被迫接受死亡的來臨。
①位於廣島市中部，原廣島縣產業獎勵館遭原子彈轟炸後的廢墟，是唯一永久保存的原子彈受害紀念物。——譯者
這本和歌集是關於原子彈所帶來的人類悲劇最早的一幅素描。這位堅強不屈的和歌詩人的詩與和歌，都收在這部和歌集裏。她的詩猛烈地抨擊了對盧默將軍的授勳。而兩首悲痛的問答體和歌，將富有哲理性的對話，最大限度地凝縮成短歌形式，堪稱這方面的典型作品。洋溢在和歌中的殘酷而苦澀的幽默沁人心脾。
２０歲的姑娘，
被原子彈奪去光明。
當我死後，
願將我的眼球獻上。
雖然你説，
死後當將眼球獻出。
但卻無法説，
那受傷的眼睛已毫無用處。
在這部和歌集的《後記》裏還就拆除原子彈轟炸遺蹟問題進行了評倫。其觀點同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主張有直接關聯，它是説明白皮書在廣島正以迅猛之勢不斷擴展的一個例證。《後記》指出：“拆除原子彈轟炸遺蹟，一直是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而最近，清理了和平公園一帶的土地，它開始作為一個具體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有人認為轟炸遺蹟附近的３·３平方米土地價值２０萬日元，如果在這裏蓋起大廈，將成為本市的財源；也有人認為原子彈已廣為世人所知，轟炸遺蹟應該拆除；還有人竟説它會使人們想起死去的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真想向着這些主張“拆掉它”的人們大喝一聲：“混蛋！”我們這些原子彈的受害者們，發誓不能再讓人類重遭那一天的慘禍。為了書寫人類和平的歷史，這一珍貴的歷史遺蹟必須永遠保留。原子彈固然已為全世界所知曉，但是所瞭解的只不過是它的威力而已，至於廣島人曾經展開一幅何等殘酷的地獄畫卷；時隔１９年後的今天，仍然怎樣受着放射能障礙的折磨和困擾，所有這一切還遠未被人所知。關於原子彈轟炸遺蹟的存在，是一個應該以世界的眼光加以思考的問題。”
一向深沉持重的重藤博士，在電視片中也沒有談得很多。但他卻滿懷日漸堅定的決心，談到希望弄清原子彈受害者生出的下一代是否健康的問題（他的談話同此類調查可能引起的不安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且同談話會聲明中指出的原子彈受害者的隱私問題，認識也判一致的）；他還指出：世界強國即便以擁有核武器而沾沾自喜，而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它必將成為一個污點；他表示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政治家，絕對不容許日本蒙上上述污點，永遠是一個不擁有核武器，並反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他的談話令我深受感動。我曾多次去過廣島，也曾屢屢同重藤博士會面，但這是重藤博士唯一一次直接言及政治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