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生命形式
又是一陣沉默。諾曼聽着空調機發出的嗡嗡聲。他隱隱約約地聽到隔壁屋子傳來無線電通信的聲音。他望着手中的咖啡杯，注意到杯口上有個缺口。他竭力領會着艦長告訴他的一切，可是他的思路十分緩慢，老是在原地打轉。
300年前，他思忖道。一艘300年前的太空船。可是太空計劃並沒有300年的歷史。這僅僅是30年的事。那麼，這艘太空船怎麼可能有300年的歷史呢？這是不可能的。巴恩斯準是搞錯了。不過，巴恩斯怎麼會搞錯呢？要是海軍沒有弄清楚海底有什麼東西，他們絕不會派遣這些艦艇和人員的。一艘300年前的太空船。
“——毫無疑問，”巴恩斯説道，“我們可以根據珊瑚的成長速度，十分精確地估算出時問。太平洋的珊瑚每年增長2.5公分，而這個物體上——且不論它是什麼——覆蓋着5公尺厚的珊瑚。那可是十分巨大的珊瑚。當然嘍，珊瑚不會生長在1000英尺深的海底，這就是説，目前的這塊地殼是在過去某個時候塌陷到深海海底的。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這種塌陷發生在大約100年前。因此我們假設，這艘太空船的總年齡大約是300年。不過，我們也可能計算錯誤。事實上，這艘太空船的歷史也許更久，它可能已在那兒1000年了。”
巴恩斯又開始把桌上的文件移來移去，並一疊疊整開地堆放好，還把四邊弄得十分平整。
“不怕你見笑。詹森博士，這件事可把我嚇壞了。那就是你來這兒的原因。”
諾曼搖搖頭。“我還是不明白。”
“我們把你接到這兒來，”巴恩斯説道，“是因為你和不明生命形式這個科研計劃有關聯。”
“不明生命形式？”諾曼重複道。他幾乎要加上一句：“可是不明生命形式是個玩笑。”他看到巴恩斯的表情那麼一本正經，便暗自慶幸，總算剋制住了自己，沒説不合時宜的話。
然而不明生命形式是個笑話嘛。關於這個名稱的一切説法，打從一開始就是鬧着玩兒的。
1979年，在卡特政府不景氣的日子裏，諾曼·詹森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擔任心理學助教；他對一個研究計劃特別感興趣，那就是團體的活力和焦慮；他偶爾也參加聯邦航空管理局飛機墜毀現場調查組的工作。在那些日子裏，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給愛倫和孩子們找房子，因此得不斷髮表著作；還有就是想知道，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是否會繼續聘用他。諾曼的科研被認為十分出色，然而，心理學在當時的名聲不佳，往往傾向於不切實際的純理論研究，而對焦慮的研究興趣又日趨淡薄，因為許多科研人員開始把焦慮看作純粹是生物化學方面的紊亂，只能用藥物進行治療；有一名科學家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説：“焦慮再也不是心理學方面的問題，沒有什麼可繼續研究的了。”同樣地，團體動力也被看作是個老式的研究課題。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提倡完形心理學①的交流小組和集體自由討論方法時，這個領域曾處於全盛時期，但是如今已成了昨日黃花，完全過時了。
①Gestaltpsychology，此一學派系由德國學者魏德邁、柯夫卡與庫勒等人於1912年左右所創立。他們認為任何經驗或行為本身都是不分的，每一經驗或活動都有它的整體型態。
諾曼本人卻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來，在美國社會中，人們愈來愈以羣體方式進行工作，而不是個人自行其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個人主義已被無休止的聯席會議以及集體決議所替代。在這種新型社會中，他覺得集體行為似乎更加重要，而不是變得無足輕重。而且他認為，焦慮並不是一種藉助幾顆藥就可以治癒的生理疾病。在他看來，如果一個社會中最常用的藥物是安定劑，那麼按照定義，這個社會就存在大量沒有解決的問題。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日本人的管理技術產生了新的看法，諾曼的研究領域才又重新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人們對安定劑的依賴開始被認為是公眾關注的頭等問題，於是，人們對用藥物來治療焦慮這整個課題又重新加以考慮。然而在此之前，詹森還有好幾年的時間感到自己彷彿處於一潭死水之中（他有幾乎三年時間拿不到科研經費）。延聘、找房子，成了實實在在的難題。
也正是在1979年末，他的處境最困難的時候，華盛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有一名態度嚴肅的律師開始和他打交道。這位律師蹺着二郎腿坐在那兒，還不時神經質地往上拉他的短襪子。他告訴諾曼，他是來找諾曼幫忙的。
諾曼回答説，他一定盡力幫助他。
那位律師還是不停地往上拉襪子，一面説，他想和諾曼談談我們國家目前面臨的一個十分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
諾曼問他是什麼問題。
“簡而言之，這個國家對外星人的入侵毫無準備。真是一點準備也沒有。”
因為那位律師年紀很輕，説話時老是低頭盯着自己的襪子，所以諾曼最初以為，他是由於被派來執行一項傻乎乎的使命而感到尷尬。但是當那位年輕人抬起頭來時，諾曼吃驚地看到，他完全是一本正經的樣子。
“我們真的會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遇到這種事情，”律師説道，“一場外星人的入侵。”
諾曼不得不咬住嘴唇，免得笑出聲來。“那也許是真的。”他應道。
“政府官員非常擔心。”
“他們感到擔心嗎？”
“最高當局覺得，應當制訂一項計劃來防備不測事件。”
“你是指在外星人入侵情況下的對應計劃……”諾曼總算設法使自己也保持煞有介事的樣子。
“也許是吧。”律師説道，“也許‘入侵’這個詞過重了。我們用個緩和些的詞兒，叫‘接觸’：與外星人的接觸。”
“我明白了。”
“你已經參加了民航機墜毀事故調查組，詹森博士。你知道這些緊急狀態處理小組有着什麼作用。我們希望你對飛機墜毀現場調查組的最佳人選提出看法，以便對付外星人的入侵。”
“原來如此。”諾曼應道，一邊在想，怎樣才能巧妙地擺脱他的糾纏。這個念頭顯然荒謬可笑。他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種轉移視線的做法！政府面對着一大堆無法解決的難題，卻決定去考慮別的東西。
這時那位律師咳了一聲，便提出一項研究課題，還為兩年的科研經費報出了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諾曼發現，他買房子的機會來了，便一口答應下來。
“我很高興你也認為這是個相當實際的問題。”
“哦，是的。”諾曼應道。他很想知道，這位律師的年齡有多大。他猜想約莫25歲左右吧。
“我們只需要取得你的安全審查結果就行了。”律師説道。
“我需要接受安全審查嗎？”
“詹森博士，”律師邊説話，邊啪的一下關上他的公文包，“這個項目是絕對、絕對保密的。”
“這樣做我不在乎。”諾曼回答道，而且是當真的。他可以想象到，要是他的同事們知道了他要從事的工作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這件事一開始只是個玩笑，但很快就變成了異乎尋常的舉動。在第二個年頭，諾曼五次飛往華盛頓，去會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高級官員，討論外星人入侵這一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險。他的工作十分機密。起先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他的項目是否應當移交給五角大樓的國防尖端研究計劃局。他們決定不作移交。後來，他們又討論這個項目是否應當交給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他們又一次決定不這樣做。一名政府官員説：“這不是一項科學研究，詹森博士，這是一項國家安全事務。我們不想把它公開。”
使諾曼繼續感到吃驚的是，他們要他會見的官員級別竟如此之高。一名國務院的老國務次卿把桌上有關目前中東危機的文件推到一旁，然後問道：“你認為這些外星人是否可能洞悉我們的念頭？”
“我不知道。”諾曼回答説。
“唔，我想到了這個問題。倘若他們瞭解我們的想法，我們怎樣才能表現出一種談判的姿態？”
“這也許是一個問題。”諾曼表示同意，一邊卻偷偷地瞥了一眼他的手錶。
“見鬼，我們的加密電纜被俄國人竊聽了。我們知道，日本人和以色列人已經破譯了我們的所有密碼。我們只能祈禱，俄國人還做不到這一點。不過你明白我指的是什麼，那個問題，關於是否洞悉我們的想法。”
“哦，是的。”
“你的報告得把這一點考慮進去。”
諾曼回答説他會這麼做。
一名白宮人士對他説：“你要知道，總統會希望親自和這些外星人談一談。他就是那種人。”
“呃——呃。”諾曼應道。
“而我的意思是其中的宣傳輿論價值，這種公開亮相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總統和外星人在戴維營會面；對宣傳媒介來説，是多麼不尋常的時刻。”
“重大的時刻。”諾曼表示同意。
“因此，需要有個先遣人員在與外星人交談時，向他們通報總統是何許人，以及與總統會面時的各種外交禮節。你不能在事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讓美國總統與另一個星系或不管什麼地方的來客在電視上交談。你認為那些外星人能説英語嗎？”
“我可不知道。”諾曼回答説。
“那麼，得有人學習他們的語言，對不對？”
“很難説。”
“也許，外星人與來自我們少數民族中的先遣人員交談會感到更輕鬆自在些。”這位白宮高級官員説道，“不管怎麼説，有這種可能性。請你加以考慮。”
諾曼答應他會考慮這個問題。
五角大廈的聯絡員——一位少將——帶他去共進午餐。在喝咖啡時，這位少將漫不經心地問道：“你認為這些外星人配備什麼種類的武器？”
“我不清楚。”諾曼回答道。
“唔，這是個關鍵問題，對嗎？‘他們’的弱點又在哪裏？我是説，這些外星人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人類。”
“是的，‘他們’或許不是人類。”
“‘他們’或許像巨型昆蟲，能承受大量的輻射。”
“是的。”諾曼説。
“我們也許無法接觸這些外星人。”五角大廈的官員悲觀地説道。隨後他又變得神采奕奕。“不過，我懷疑‘他們’不能抵禦具有數百萬噸爆炸能量的核武器的直接打擊，你説呢？”
“是的。”諾曼應道，“‘他們’抵禦不了。”
“那會把‘他們’化為蒸汽。”
“肯定會。”
“這是物理學的法則嘛。”
“不錯。”
“你的報告應該闡明這個觀點。關於這些外星人無法抵禦核武器的觀點。”
“是。”諾曼答道。
“我們不想引起一場恐慌。”這位五角大廈的官員説道，“沒有理由使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對不對？我知道，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聽到這些外星人容易受到核武器攻擊，他們將會消除疑慮。”
“我會把這一點銘記在心。”諾曼説道。
最後，會見結束了，他們讓諾曼自個兒寫他的報告。當他拜讀了所有的對天外來客進行推測且已發表的文章後，他斷定那位五角大廈少將的觀點並非毫無道理。關於和外星人遭遇的現實問題——如果真有什麼現實問題的話——與恐慌有關。心理上的恐懼。人類唯一一次與外星人有關的重要經歷，就是1938年奧森·威爾斯關於“星際大戰”的無線電廣播。而人類的反應是那麼地明確。
大家都嚇得魂不附體。
諾曼遞交了他的報告，標題是“與可能存在的天外來客的接觸”。國家安全委員會把他的報告又退了回來，建議把標題改得“聽起來更專業些”，而且要“刪去與外星人接觸僅是一種可能的暗示，因為這種接觸在政府的某些部門已被認為是確鑿無疑的事”。
諾曼的論文在修改以後被正式列為極機密資料，其標題為“關於組織地球人與不明生命形式（ULF）接觸並互相影響的建議”。諾曼在想象這類接觸時，提出地球人小組的成員要特別堅定沉着。在論文中他曾説過——
“我倒想知道，”巴恩斯説道，一邊打開一份文件來，“你是否同意這段引文：
‘與不明生命形式（ULF）會面的地球人小組，必須有充分的準備迎接巨大的心理衝擊。他們幾乎肯定會出現極度焦慮的反應。能夠承受極度焦慮的個人，其個性必須十分堅定，因此要挑選這樣的人員來組成這個小組。與不明生命形式對抗時產生的焦慮還沒有被充分意識到；與新的生命形式接觸過程中引發的恐懼尚未出現，也不可能事先完全預見到，但是這種接觸最有可能產生的結果是極端的恐怖。’”
巴恩斯啪的一下合上了文件夾。“你記得這段話是誰説的嗎？”
“我記得。”諾曼回答説，“是我説的。”
他還記得他為什麼要説這番話。
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的計劃組成部分，諾曼以研究心理焦慮的大前提，還研究了團體動力。他依照阿施和米爾格賴姆的程序，創造了幾個環境，在這些環境裏，實驗對象並不知道他們正在接受測試。在一項實驗中，一組實驗對象被要求乘電梯到另一層樓去參加測試。電梯在兩層樓之間卡住了。這時，一台隱蔽的攝影機便偷偷地觀察實驗對象。
這項實驗有幾種不同的形式。有時候電梯標着“正在修理”；有時候有電話與“維修人員”聯繫；有時候沒有電話；有時候天花板坍了下來；有時候燈突然滅了。
在另一項實驗中，實驗對象坐上一輛大卡車，“實驗負責人”把他們帶往沙漠，中途卡車的汽油告罄，而負責人又“心臟病發作”，於是實驗對象陷入困境。
在條件最艱難的實驗中，實驗對象乘坐一架私人飛機航行，但飛行員在半空中“心臟病發作”。
儘管人們歷來對這樣的實驗頗有微詞——説這些實驗帶有虐待狂的性質，説它們是人為的，實驗對象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周圍的情景是故意製造出來的——詹森卻掌握了許多信息，説明羣體在焦慮的壓力下會作出什麼反應。
他發現，如果這個團體的成員不多（五人或五人以下）；如果團體中的成員互相瞭解；如果團體中的成員能互相看見對方、沒有被隔離開；如果他們有一個明確的共同目標和規定的時間限度；如果團體中的成員年齡不同、性別相異；如果團體成員經焦慮實驗鑑定，其個性具有頑強的抗拒恐懼能力，而且這種能力又和他的高度運動技能有關，這時，對恐懼的反應就會降到最低程度。
研究的結果被製成密密麻麻填滿數字的圖表。不過，實際上諾曼心裏明白，他所證明的只不過是些常識：要是你陷在電梯裏，最好是和幾個你熟悉的、情緒穩定、體魄強健的人在一起，燈最好亮着，而且最好能知道有人正在設法使你擺脱困境。
然而諾曼知道，他的某些結論是與直覺相反的，譬如團體成分的重要性。全由男人或全由女人組成的團體在對待壓力時遠不如男女混合的團體；由差不多相同年齡的成員組成的團體，遠不如年齡參差不齊的團體。為一個目的而事先組成的團體對壓力的反應最差；有一陣子他觀察一個剛得到冠軍的籃球隊，但不久它就幾乎垮掉了。
儘管諾曼的研究頗有成效，他仍然為這篇報告的潛在目的感到不自在——外星人的入侵——他個人認為這純粹是理論性的推測，且已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在遞交報告時感到十分尷尬，後來又重寫報告，使它看上去顯得意義更加重大。可是他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就更為忐忑不安。
卡特政府對他的報告評價不高，這時他才鬆了一口氣。諾曼的建議一條也沒被採納。政府不同意諾曼·詹森的觀點，他們否認恐懼是個問題；他們認為支配人類感情的是驚奇和痛苦。而且，政府寧願組織一個30人的大型接觸組，其中包括三名神學家、一名律師、一名物理學家、一名國務院的代表、一名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一個從立法機構中挑選出的小組、一名航空工程師、一名宇宙生物學家、一名核物理學家、一名文化人類學家，還有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不管怎麼説，1980年卡特未能連任，因此諾曼對他關於不明生命形式的建議也沒再聽到下文。六年來他也沒聽説過此事。
一直到目前為止。
巴恩斯問道：“你還記得你曾建議成立的不明生命形式研究小組嗎？”
“當然記得囉。”諾曼回答道。
諾曼當時曾提議建立不明生命形式四人研究小組——一名天文物理學家、一名動物學家、一名數學家和一名語言學家——而第五名成員是心理學家，他的工作是監視小組成員的行為和態度。
“請談談你對此的意見，”巴恩斯説道。他把一張紙遞給了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