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因為經辦的年輕人們特別賣力，堪稱一次盛會。我想這是中野的書簡集《致我所愛者》（中央公論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內的讀者特別廣泛的反映。對中野的生涯給予支持的偉大女性們，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場的青年們聯歡，就可以體會到“某種樂趣”的滋味。內容豐富的話在之前已經反覆講過了，輪到我上台的時候已經時間無多，再加上我們善於使用預先寫好的草稿，來不及講完就下了台。我想把準備講的後半部分寫在這裏。“我在《讀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裏也曾説過，渡邊一夫１９４８年寫了‘文法學研究者也必須詛咒戰爭’和‘難道人就避免不了成為機器麼？’中野重治把這兩篇隨筆牢牢記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復書簡的形式給予批判。
扼要地説，中野認為渡邊犯了堪稱為“文法的”錯誤。中野説：“你寫道，‘人成了機械、制度、意識形態或者神的奴隸與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們能夠活了下來，如果是文藝復興以後人獲得人類解放的結局，或者它也是歷史的必然，那麼，按我的見解，那簡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別天真的反動言論。’但是，如果是這樣，它豈不是和你所説的‘所謂人道主義……是文藝復興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紀的法國革命，產業革命，１９世紀的共產黨宣言這一連串人類最有聲有色拼命奮鬥的結果’這一説法在文理上豈不互相矛盾了麼？你還説，‘如前面所説，如果成為機器是近代人的結局，那隻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別的’。我認為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適了。”
雖然這樣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結尾卻是這麼説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這樣寫，我想你大概不會笑我。……我擔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點，在文法上恐怕會滑向悲觀主義。反正被引向悲觀主義，這是年齡或者説我們這個年齡的經歷造成的結果吧。不過重複地説來，最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們既然願意戰爭，那麼，我們悲觀主義者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前進了。”
作為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經歷的文化人，都不是膚淺的悲觀主義者，從他們各自對現狀的認識出發——如果是那樣，能從社會的前線退下來麼——但是為了改造它能夠果敢地前進麼？從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對立，就是用以看渡邊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關係的方法。
儘管如此，我還是常常想起渡邊總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説的話：“人，歸根結底也許是要毀滅的，也許剩下的只是虛無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舊毀滅麼？”“所以我真想説，難道渡邊不也是屬於中野的但是派的人麼？順便要提到的是，渡邊在戰敗整整一年之後，翻譯出版了托馬斯·曼的《五個證詞》，這本書有安德烈·紀德寫的序。渡邊一夫本來是研究法國文學的，但他卻旁及自己專業以外的德國文學。這裏我想引用《五個證詞》中一段。因為它是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上我本來要講的，但是沒有來得及講，所以把它寫在這裏。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機正趨於嚴重的時刻，以“告歐洲”為題而寫的文章的結尾部分。
①Etienne，法國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盧梭影響頗深。悲觀厭世思想的傑作《奧貝曼》為其代表作——譯註。
世界也許已經到了恐怕難以收拾的地步。既然無法從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復意識，那麼，世界就的確無可救藥了。／所有的人道主義之中，都有脆弱這一要素。它是對於一切狂信主義一概嫌棄，清濁並飲的性格，以及趨向於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以一言以蔽之這都是因為它那本來具有的温厚。這樣，在某種場合，對於人道主義本身就能成為致命的東西。今天對於我們極為必要的也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檢討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難道歐洲的人道主義再也不能使它獲得更生，為它的原則奪回戰鬥力了麼？如果不能自覺，不能使它恢復生命力，為戰鬥而作好準備，那時候，人道主義必然滅亡，與此同時，歐洲大概也要滅亡吧。那時歐洲這個名稱，已經不過僅僅是地理學上歷史學上的表現而已。那樣，我們就得從今天開始立即在時間與空間以外尋求避難所，除此以外難道還有別的道路麼？
我對於企求生活於戰後新生活之中的渡邊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歡低聲説話——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寫的文章，而是他翻譯的文章所表現的，因為，我感到這裏的的確確寄託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説，渡邊其人的中心思想還是對於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懷有最後的希望。
渡邊一夫這種姿態如果和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態加在一起，我以為那才是今天核狀況的時代之下，我們必須和他們這樣的思想家聯繫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嚴重的核危機之中，核武器戰爭之後獲得勝利的國家會倖存於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説，頭腦最簡單的樂觀主義者們還有。覆蓋全世界的核權力統率部證明了這幫人的存在，而且我國的外交政策卻是支持他們的，擴充軍備的政治家掌握政權，對此給予讚賞的文化人不在少數。
深深憂慮有朝一日出現核冬季把整個地球凍住的人現在還有，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悲觀主義者。參加美國八大學足球聯盟之一的布朗大學裏，投票贊成大學裏該預備核爆炸之後自殺用的毒藥的學生們，一定當作悲觀主義者受到批判。不過他們對美國政府的核政策卻給與了尖鋭的批判，由此可見，這些悲觀主義者們正是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正因為是核時代，才是不能缺少他們的時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復書簡裏對渡邊一夫説：“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這個會上説，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們的手上，更希望青年們許許多多的手放在他們的手上，就這樣，潦草地結束了我的講演，所以沒有時間談到渡邊、中野這兩位思想家與核狀況在現象方面的直接聯繫。我想作為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的報告之一，應該把它寫在這裏。
這年從秋末到冬初，中間只隔了一週，我去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和中國新疆的烏魯木齊與吐魯蕃旅行。現在是剛剛回國，把所見所聞熟悉一番，和青年時代的旅行比較起來，那是要用更長時間的。在旅行過程中，特別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紀重訪中國，應該是認認真真地理解才對。但是在這裏也只能像寫“草書”一般寫一寫。
從德克薩斯大學往回返的時候，順便到巴克萊——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過的朋友會會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間給我以鼓舞的樹木，懷着這種想法才繞道而來——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儘管正是總統選舉之前的忙亂時期，然而繼去年秋季E·P·託姆遜的講演之後，今年秋季批判核狀況的高質量的講演系列照舊開始舉行了。連續一週的講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請了西德的進入議會大搞反核運動的培特拉·凱里和巴斯齊安將軍，特別是前者的發言，大受學生聽眾的歡迎，這種情況據説是常有的。大學的美術館里正在開威廉·莫里斯的展覽會。
展覽會展出的是莫里斯製作編織品、彩色玻璃製品、書籍裝釘等等，那些書籍包括莫里斯的《社會主義者同盟的運動》在內，大部分是評傳方面的書，而作者就是E·P·託姆遜。我認為，去年秋季託姆遜的講演所播下的種子，居然這樣多方面而且紮實地在巴克萊生根發芽。聽過託姆遜關於批判核狀況演説的學生，相隔一年之後，從展覽會上看到莫里斯的實際製作和構想的世界史，可以説接觸了一個傑出人物的正確生活態度的典型，其意義是深刻的。我以為託姆遜一定會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狀況之下，肯定認為他是最可信賴的民眾反核運動的領導者。
從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經西安、北京然後在上海稍事逗留，我們一同旅行的夥伴得以拜訪了當今亞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於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上聽到巴金的講演，那是最使我感動的講演。那一天迎來了他的８０歲生日，這位大作家對我的旅行夥伴竹西寬子説，他也去過廣島，他一直祝願被炸的人們幸福地生活着，《儀式》一書的作者竹西也以謙和但也如實而有充分信心的獨特語言作了簡短的應對。當時那番光景是令人難忘的。
我對於作家們的談論，以為他們或者她們是把自己的話寫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習慣是從不引我耳朵聽到的他們説的話。在上海，時序已是初冬，下榻之處有廣闊的前庭，樹上仍有尚未辭枝的紅葉，我在房間裏引用兼有寬鬆與緊張氣氛的兩位文學家的文章。
先從《儀式》開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並不僅僅是夕陽的緣故。蒼茫之色首先從東方消失，漸漸地溶進灰黑色，天空雖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終未斂。不僅這樣，隨着相反一方的天空轉暗，這一方的紅光卻亮了起來並且越來越擴大。阿紀蹲在不知是誰家的旱田的那塊窪地裏，一動不動，呆呆地仰頭望着傍晚的天空。／早晨、閃光、爆炸聲、噴煙、疾風、火……到此為止還記得清楚。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樣了。這就是阿紀的記憶中填補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紀甦醒過來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被不認識的人摟着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開口子的襯衫，燒焦了的褲子，滲着血的短衫，少一隻袖子的單長衫，灼傷的皮膚，坐在地上哀哀無告地看着眼前過往行人的老人，兩臂摟着孩子的年輕女人，光着一雙腳的大學生……‘着火啦！’有人這麼喊了一聲。回頭望去，只見市街被黑煙包圍，阿紀一點也估計不出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想一想都覺得可怕。／阿紀提着一個空鐵皮水桶來到那塊窪地蹲下。‘為什麼拿一個桶來呢？’往這聚集的人以奇異的目光看着他，尖聲地説。人們的嘈雜聲突然停下來的時候，聽到低沉的海嘯。快到傍晚時刻，窪地上奇形怪狀的人越聚越多。／已經不是夕陽殘照的時刻了，地上的餘燼烤着天空，一直烤了一個通霄，過不多久天亮了，同時再也看不見餘燼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聲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搖撼着這塊窪地。風送來烤肉的香味。也時時傳來蛙聲。
巴金在國際筆會東京大會上的講演中有下面一段話：
親愛的朋友們！討論核狀況之下的文學時，我們不能忘記當前緊迫的國際形勢。外國軍隊依舊侵犯別國的領土，殺戮別國的人民大眾，破壞別國的文化。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核裁軍談判毫無進展，核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世界各國人民頭上正在吊着達摩克里斯的劍。説不定有朝一日核彈頭就落下來，那時候蒙災受難的就決不是廣島那麼大的範圍，整個文明世界統統遭受巨大災難。但是，核狀況下的文學也決不是悲觀主義文學。不論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人民大眾的力量估計過低。因為人民大眾永遠是我們作品中無可取代的主人翁。發達的科學技術應該給人類帶來幸福，原子能應該貢獻於人類的進步。和平建設才有助於促進人類的繁榮昌盛，對於作家來説，擁護和平是無可迴避的責任。／核狀況下的文學，本來應該是建設和平的文學。文學是應該表現人類如何以其才智建設美好生活和燦爛文明的。作家的筆應該產生大量打動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眾在生活中創造的奇蹟豐富我們的作品，反過來再用我們的作品鼓舞讀者。在東京大會的會上，用興高采烈的語言，推心置腹地暢談我們美好的未來——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卻做不到。因為我們的頭上籠罩着烏雲，我們耳朵依然聽到戰爭的呼喊。我們不能忘記廣島的悲劇。／……我們反對戰爭，尤其反對核戰爭。我們堅持和平，尤其希望長期的和平。對於我們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計過低。我們手裏的筆能夠產生力量。以文學具有的無言的感化力培育人們的靈魂。
竹西寬子彷彿以其明朗平靜而且始終強韌有力的聲音談她的回憶。巴金那和靄可親的面孔藴藏的是強烈而毫不動搖的祈念。我們可以分出能理解這些話的人和不能理解這些話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從中立刻看出戰鬥的人道主義的人和對此視而不見的人，最終的結局難道不是這樣分的麼？我們如果仔細看看自己周圍，或者如有擴而大之能觀察海外的眼力，那麼，就會在許許多多的地方，許許多多的情況之下，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直到現在仍被優秀的人們堅持不懈。對於主要靠寫出來的語言表達觀察的情況和人這種類型的我自己來説，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這麼看待自己的。
同時對中野重治所説的喜歡玩弄戰爭的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們是執同時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戰爭開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滅亡邊緣的核戰爭。我們的確是被這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圍着，飽嘗着陷於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雜誌４６９號譯載的MIT《科學技術舞台》雜誌刊登的喬納桑·B·達卡的論文中，似乎信手拈來一樣就能舉出形容這種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實態的多種例子展示給讀者。原來這些樂觀主義者們全是玩弄戰爭的人，他們打着大義名分的招牌，聲稱免於敵國的侵略而保衞自己的國家，為這種荒誕不經的所謂大事而奔走呼號的消息靈通人士。
關於開發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間站為主，靠激光制導的彈道導彈防衞系統的問題，達卡的論文結尾部分表明了冷靜的專家們帶有批判性的推測。激光BMD系統最壞的情況——指蘇聯以全面的核戰爭向美國挑戰時，按戰略家們的構想，除了情況特別明顯之外未必會發生——出現時，必須應付蘇聯發射的兩千個大陸之間彈道導彈和潛水艦發射的導彈，短時間之內進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禦能作到麼？宇宙空間站如果建成，那麼，蘇聯也可能按照俗話所説“笨槍手多開槍，反正總有打中的”道理，製造更多的、成本比較便宜的核彈頭。況且蘇聯已經開始生產巡航導彈，它和美國的托馬霍克一樣，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飛行。還有軍事衞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樣能導致核戰爭的麼？
既然批判的條件如此明確，宇宙空間站的開發不就應取消了嗎？然而並非如此。里根總統把此項研究開發計劃説得很好，用詞很美，説它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綜合參謀本部花大力氣建成綜合宇宙司令部，總統本人和安全保障會議決定對該計劃給與鉅額資金。隨後是眾多的科學家和技術家開始工作，那規模巨大的活動帶來的喧囂，甚至從達卡的論文上也能感覺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為一定稱他們為當今的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苦澀與憤怒之色形之於外，厲聲譴責，然後號召大家：正因為這樣，我們悲觀主義者必須堅決前進。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後，我們一行人加上外交官們舉行午餐會，我在這個會上發表了一通議論，因為雖然交往時間很短，但是具有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精神，人格高尚、經驗豐富的實業家首先提出問題：特別重視核武器而擴充軍備的西方既把蘇聯請到裁軍會議的圓桌上來，應該是為了實現和平的，那麼，過去的擴充軍備難道不是有積極意義的麼？
對於實業家根據過去與現在情況的意見，我倒是對現在與未來的估計並重而發表了反對意見。因為這反對意見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課題。記下它的內容之前，我先把回國之後立刻讀到的新聞報道“美蘇裁軍的新談判”這一消息展示在這裏。我這裏引用的是《朝日新聞》１１月２３日華盛頓發出的報道。
美國白宮２２日發表，同意舉行美蘇兩國新一輪一攬子裁軍談判，作為預備談判，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來年一月七八兩日在日內瓦會談。發表此項新聞的總統助理麥克法倫（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談稱，新一輪談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關裁軍問題。總統助理強調，此次談判並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繼中斷的日內瓦美蘇兩個核裁軍談判，即戰略武器談判（START）和限制中距離核力量談判（INF）的重新開始，而是新的談判。此次談判可以看作，兩個談判處理的中長距離的攻擊核武器之外還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學武器、禁止核試驗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軍領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國逗留期間，因日內瓦談判中斷的新聞帶來的心情鬱悶和動搖，在本書開頭第一章裏已經有了。但是美蘇之間重開裁軍談判，肯定是一種鼓舞。其次，可以明顯地看出，此次重新開始談判的動機，是因為美蘇兩國對於無休止地開發宇宙武器都感恐懼之故。總而言之，表面上有了進展，促成這次重開裁軍談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於雙方都對無止境地開發宇宙武器懷有恐懼。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總統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表明保衞美國免受核攻擊的長期規劃，其中開發宇宙空間站系統的特大擴軍計劃是把蘇聯引到裁軍談判的桌上來的，這種情況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實業家所談，可以説是現實的。近來綜合性雜誌有一股潮流，甚至用誇張的語言説沒有擴軍就沒有裁軍談判，用這種臭不可聞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論的論文也出現了。但是，我對於上述現象雖有所見，然而卻依舊反對擴軍是實現和平的跳板這類看法。因為就今天的核狀況而論，開成一次裁軍會議，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開發與生產、儲備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論任何時候，都是以和這類會議的成果極不相稱的洶湧澎湃的規模進行的。也就是説，一次裁軍談判即使取得成果，現實的看法無非是有得有失，總歸是使世界危機前進了一步。
根據前面列舉的塔卡論文，重新觀察這個問題。下面引用的部分中，雖然塔卡的論文只談北大西洋會議（NATO加盟國的議員團）的反應，但是，關於開發激光宇宙空間站對給與日本週圍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歐洲反應內在的一面，活現出一幅足以陷我們於痛苦的示意圖。
靠戰略的防衞即使能夠使美國本土免遭核導彈的攻擊，但是也破壞不了指向西歐或東亞的SS－２０那樣的蘇聯中距離導彈、短距離導彈和炮彈一類的戰術核武器。所以，靠保護美國之盾把美國和其他同盟國之間的命運分離開，把對美國的“核保護傘”的信賴性搞垮，那麼，在抑制蘇聯對歐洲的攻擊，美國就不得不依靠常規武力了（筆者注：在東亞，由於增加了托馬霍克搭載艦船和日本加強了擴軍，得到直接增進，而且目前仍在前進）。更進一步説，美蘇如果一起配備防衞系統，據説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許挑起一場包括歐洲的核戰爭在內的“有限的”糾紛（筆者注：有必要使圍繞日本列島海域的核戰爭惡夢再次重複麼）。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總部警告説，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引起“同盟國內危險的分裂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狀況之下，把新的擴軍用於裁軍談判的條件這一有冒險性的危險上，任何談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經重複寫過，除非從喬治·凱南起，凡是真心憂慮今天核狀況，有多年來身居負責崗位，有經驗有思考的有識之士們提出提案時，首先是核保有國主動地開核裁軍會議，以此為立足點，召開一次本質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軍談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會上本來想説，但是擔心有損於那個團聚氣氛而沒有説，但明年想公之於眾的想法。重複地説，我對於託姆遜、凱南以及凱利，對於戰鬥的人道主義者都有深刻印象。儘管凱南總是自覺地以基督教徒為立足之點而發言，最近他的談論中還不習慣“戰鬥的”這個詞，但他畢竟是個温厚的人。
他們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正如曼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樣，畢竟通過苛酷的現實經驗，特別是經過了反對把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給吞食下去的鍛鍊。談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經歷的巴金的《隨感錄》、《真話集》無不明確地表明瞭這一點。在東京的講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觀主義文學，這位老大家憎惡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他那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對自己充滿苦澀的自我批判的書，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慮戰鬥的人道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它和中野重治所説的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是表裏一致的。只要從日本人這方面來看今天的核狀況，我一直在想，我們自己把自己無條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觀主義的俘虜。大學時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醫學家對我説，你沒有因為悲觀主義而自殺，與其説是由於自我勉勵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説是由於強健的肉體的力量，這一點也許你自己沒有意識到。我的身體的確如朋友所説那麼強壯，沒有麻煩他們當醫生的。
回想起來，中野重治和渡邊一夫都是身體強壯的人。如果他們攜起手來，以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姿態大步前進，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錯不了的。而且通過這一想象，我對於他們共有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有了更明確的定義。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年輕的人們作為自己的一項工作，才寫了這篇文章。
此次中國之行，對於作家的我來説，最使我感動的是，在北京參觀了魯迅故居和博物館的時候。青年們常常唸誦的裴多菲的詩句，我看到魯迅也引用過，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這個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選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這裏。他也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者。是竹內好譯的。“我開始寫小説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但是老實説，我對‘文學革命’還沒有熱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凱炮製的陰謀和張勳復辟的陰謀，看了其他許許多多，完全懷疑了，失望之餘非常沮喪。今年，民族主義文學家在某小報上寫道：‘魯迅深表懷疑’。説的一點也不錯。我目前就懷疑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義文學家，誰也不知道今後變成什麼樣。不過我也懷疑自己的失望。因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極其有限。這想法給了我拿起筆的力量。／‘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我覺得這麼談的魯迅才是最值得記住的具備戰鬥的人道主義的、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