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問起，她會説她贊成土耳其之父凱末爾的西化政策，但事實上——這一點她跟城裏每個人一樣——東方或西方都提不起她的興趣。畢竟她難得出門。就像在城裏過着舒適生活的人，她對古蹟、歷史或“美景”興味索然，儘管她學的是歷史。她在跟我祖父訂婚之後、結婚之前，做了一件在1917年的伊斯坦布爾頗為勇敢的事：跟他上館子吃飯。因為他們面對面坐在餐桌兩旁，並有飲料供應，我猜他們是在佩拉的某家餐館。我祖父問她想喝點什麼（指的是茶或檸檬汁），她以為他要給她酒精類的飲料，便厲聲説道：
“我得讓您知道，先生，我從不碰酒。”
四十年後，當她在新年家宴上喝了啤酒而稍有醉意時，總有人又把這事講一遍，她便會不好意思地放聲大笑。若是在某個平常日子，她坐在客廳裏她平常坐的椅子上，就笑一會兒，然後為那位我僅從相冊裏認識的“非凡”男子英年早逝而悽然淚下。她哭泣時，我試着想像我的祖父母在街上漫步，卻很難把這位雷諾阿筆下豐滿舒泰的婦女，想像為莫迪利阿尼畫中高瘦的神經質女子。
在我祖父發了大財，死於白血病之後，我的祖母成為我們一大家子的“頭兒”。這是她的廚子兼莫逆之交貝吉爾每回聽厭了她沒完沒了的命令和抱怨時略帶挖苦的用詞:“悉聽尊便，頭兒！”但我祖母的權威並未超出她帶着一大串鑰匙視察的屋子。當我父親和伯父斷送了年紀輕輕時繼承的工廠，當他們參與建築工程，輕率投資，終告失敗，迫使我們的頭兒將家產逐一變賣時，我這幾乎足不出户的祖母便又潸然淚下，而後跟他們説，下回得謹慎點。
她上午在牀上度過，蓋着厚重的被子，靠在一堆羽絨大枕頭上。每天早晨，貝吉爾用大托盤給她端上煮得嫩的蛋、羊奶酪和烤麪包，小心翼翼地擱在她疊在棉被上方的枕頭上（若以實用為主，在繡花枕頭和銀托盤之間放張舊報紙，那可是大煞風景），我祖母慢條斯理地吃早餐，看報，接見當天的首批客人。（我從她那兒學會享受嘴裏含一塊羊乾酪喝甜茶。）先摟摟祖母才去上班的伯父每天一大早來看望她。我伯母送他上班後也抓着手提包來了。我上學前有短短一段時間，大家認為我該識字，我便照哥哥做的，每天上午拿着筆記本過來，靠在祖母的被子上，跟她學習字母的奧秘。我上學後發現，跟其他人學東西很沒意思，我看見一張白紙的第一個念頭不是寫東西，而是在紙上畫滿黑乎乎的圖畫。這些讀寫課程進行到一半時，廚子貝吉爾便進來以同樣的話問同樣的問題：
“今兒個我們招待這些人吃什麼？”
他問這問題時一本正經，仿如掌管着某大醫院或兵營的伙食。我祖母與她的廚子討論誰從哪間公寓過來吃飯，該做什麼菜，然後祖母拿出她了不得的歷書，裏面有許多神秘資料和時鐘圖片。他們在“當日菜單”中找靈感，我則看着一隻烏鴉從後花園的柏樹枝頭飛過。
廚子貝吉爾儘管工作繁重，卻從未喪失他的幽默感，他為家中每個人取綽號，上至祖母，下至她最小的孫子。我的綽號是“烏鴉”，多年後他對我説，因為我老是看着隔壁屋頂上的烏鴉，也因為我非常瘦小。哥哥跟他的玩具熊很要好，上哪兒都帶着它，因此對貝吉爾而言，他是“保姆”。某個眯眯眼的堂兄叫“日本”，另一個很固執的叫“山羊”。某個早產的堂弟叫“六月”。多年來，他就這麼叫我們，憐憫之情緩解了温和的嘲弄。
在祖母的房間裏——就像在母親房間裏——有一張雙翼鏡梳妝桌。我很想打開鏡板，迷失在倒影中，但這鏡子我不準碰。大半天都待在牀上未曾起身的祖母這麼擺桌子，讓她能沿着長廊一路看過去，經過廚房通道、玄關，通過客廳，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監督家中發生的一切——進進出出的人，角落的對話，遠處鬥嘴的兒孫——卻用不着下牀。因為屋裏總是很暗，鏡子裏某些特定活動經常暗得看不見，因此祖母得喊着問，比方説在客廳那張嵌花桌旁發生了什麼事，貝吉爾隨即跑進來報告誰做了什麼。
沒看報或（偶爾）繡枕頭套的下午，我祖母就跟尼尚塔石其他年齡相仿的女士一起抽煙，玩玩比齊克牌。我記得她們有時也玩撲克。她放撲克籌碼的柔軟鮮紅的絨布包裏另放有奧斯曼的穿孔古幣，邊緣呈鋸齒狀，刻有帝國時期的字母，我喜歡把這些古幣拿到角落玩。
牌桌上有位女士來自蘇丹後宮，帝國瓦解後，奧斯曼家族——我不忍用朝代這個詞——被迫離開伊斯坦布爾，後宮關閉，這位女士從後宮出來後嫁給我祖父的同事。我哥和我常取笑她的談吐過分客氣：儘管她是祖母的朋友，她倆卻互稱“夫人”，但當貝吉爾從烤箱給她們端來油膩的牛角麪包和奶酪吐司時，她仍會興高采烈地撲上去。兩人都胖，但因為她們所處的時代和文化並不以此為忤，因此處之泰然。假若——像是每四十年發生一次——我的胖祖母必須外出或有人邀她出去，準備工作得持續好幾天——直到最後一步，祖母向管家太太卡梅求救，叫她上樓來使出全身力氣拉緊她的胸衣繫帶。綁胸衣的場景在屏風後進行，看得我毛骨悚然——拉啊扯的，叫着:“慢慢來，姑娘，慢慢來！”美甲師同樣使我迷惑。這女人早幾天來訪，坐在那兒幾個小時，一盆盆肥皂水和好多種古里古怪的用具聚集在她周圍。她為我敬愛的祖母塗上大紅色的腳趾甲油時，我站在那裏呆若木雞，見她把棉花球放在我祖母的胖腳趾之間，使我既着迷又厭惡。
二十年後，當我們住進伊斯坦布爾其他地區的房子時，我經常去探望住帕慕克公寓的祖母。上午去的話，我會看見她待在同一張牀上，身邊圍繞着相同的袋子、報紙、枕頭和暗影，室內的味道——由肥皂、古龍水和木頭混合而成——也從未改變。我祖母身旁始終帶着一本薄頁皮面記事本，每天在本子裏寫些東西。這本她記錄賬單、回憶、膳食、開銷、計劃和氣象變化的本子像一本奇異特殊的禮節書。或許因為讀的是歷史，她有時喜歡按照“官方禮儀”行事，但她的語氣中始終帶着譏諷。她對禮節和奧斯曼禮儀的興趣有另一個實際結果——她每個孫子都根據某位戰勝的蘇丹命名。每回見她，我都親吻她的手，而後她給我錢，我靦腆地（但也欣然地）塞進口袋裏，在我對她説我母親、父親和哥哥的近況後，祖母有時把她寫在本子裏的東西念給我聽。
“我的孫子奧爾罕來訪。他很聰明，很乖巧。他在大學讀建築。我給了他十里拉。願神賜福，有一天他會功成名就，讓帕慕克的家族名聲再度受到尊重，如同他祖父在世的時候。”
唸完之後，她透過眼鏡盯着我看，白內障的眼睛看起來更令人生畏，然後衝我冷淡而嘲弄地一笑，使我懷疑她是否在嘲笑自己，或者因為如今她已明白生命的荒唐，而我也竭力做出相同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