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學校學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則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我年紀太小，不能理解有教養的人應當對這種根本差距視而不見，同樣的禮數也適用於宗教、種族、性別、階級、經濟和（近來的）文化差異可能引發的懸殊差別。因此每逢老師問問題，天真的我便舉起手來。
這情況持續數月後，老師和同學肯定多少察覺我是好學生，但我仍感到一種舉手的衝動。現在老師已很少叫我，寧可讓別的小孩也有説話的機會。儘管如此，我的手還是不由自主地舉起來，無論我是否知道答案。如果説我是在裝腔作勢，就像一個人雖是日常裝束，卻佩戴一件華麗的首飾，那麼不妨説我是因為崇拜老師而急於討好。
我在學校很高興發現的另一件事是老師的“權威”。在家裏，在擁擠雜亂的帕慕克公寓，事情從未如此分明。在坐滿人的飯桌旁，大家同時發言。我們的家務事，我們對彼此的愛，我們的對話、用餐和聽廣播的時間，這些事情未曾有過爭論——它們自行發生。我父親在家沒有明顯的權威地位，而且經常不在。他從未罵過哥哥和我，也從未皺起眉頭表示不滿。後來他把我們介紹給朋友時稱我們是他的“兄弟”，我們認為他有這麼説的權利。我母親是我在家惟一承認的權威。但她可稱不上陌生或外來的暴君，她的威權來自被她疼愛的渴望。因此，我的老師對她二十五個學生的影響力使我迷醉。
或許我把老師看成母親，因為我一味想討好她。“把兩手這樣併攏，安靜坐下。”她説道，我的手臂便緊貼胸脯，耐心地坐着聽一整堂課。但新鮮感慢慢消退，過不了多久，比別人先有答案或解出數學題不再令人興奮，時間開始慢得使人厭煩，甚至完全停止流動。
我的眼睛避開寫黑板的傻胖女孩，她對每個人——老師、學校門房和她的同學們——都露出同樣平淡而信任的笑容。我的眼光飄到窗外，飄到聳立在公寓建築之間的栗樹樹梢。烏鴉落在樹枝上。因為我從底下看，所以看得見後方的一小片浮雲，雲移動時不斷改變形狀：先是狐狸的鼻子，然後是一個頭，接着是一條狗。我希望一直像狗，但是它繼續趕路，變成祖母始終鎖在陳列櫃裏的四腳銀糖罐，使我渴望待在家中。一旦召回家中令人心安的寂靜暗影時，父親便從暗影中走出來，像是夢一樣，然後我們全家到博斯普魯斯小遊。就在這時，對面公寓樓房的某扇窗子打開了，一個女僕抖着撣子，心不在焉地注視着我從座位上看不見的街道。街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心想。我聽見馬車從鵝卵石路上碾過去的聲音，刺耳的聲音叫道:“艾斯克希——”女僕看着舊貨商沿街走去，然後把頭縮回去，關上窗子，但是之後，就在這扇窗子旁邊，我看見第二片雲，跟第一片雲走得一樣快，卻是反向而行。但現在我的注意力被喚回教室，見大家都舉手，我也迫不及待地舉起我的手：在根據同學們的回答猜測老師的問題是什麼之前，我已經隱約覺得自己知道答案。
瞭解同學是不同的個體，並發現他們與我之間的差異，既使我興奮，有時卻又痛苦。一個憂鬱的男生，每回在土耳其語課上朗讀，都隔行跳着念，這可憐男生犯的錯是不自覺的，正如同班上同學的鬨笑也是不自覺的。讀一年級時，班上有個把紅髮紮成馬尾的女生曾坐在我旁邊，她的書包裏雖雜七雜八堆放着咬了一半的蘋果、“芝米”、芝麻、鉛筆和髮帶，在她四周卻總是有着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很讓我喜歡。她公開談論日常生活的小禁忌，此種天賦也很吸引我，週末沒看見她，使我心生想念，儘管另一個嬌小纖弱的女生同樣令我心醉神迷。那個男生為什麼不斷説謊，明明知道沒人相信他?那個女生為什麼隨隨便便告訴別人她家發生的事?還有一個女生念那首關於國父的詩，是真的在掉眼淚嗎?
就像我有看車頭和觀察鼻子的習慣一樣，我也喜歡端詳我的同學，看他們長得像哪種動物。尖鼻子的男生是狐狸，他隔壁那個大個兒，像大家説的，是熊，頭髮濃密的那個是刺蝟……我記得有個叫瑪麗的猶太女生告訴我們關於逾越節的一切——她祖母家裏有幾天誰都不準碰電燈開關。還有一個女生説某天傍晚她在房間裏，很快地轉過身來，瞥見了天使的影子——這可怕的故事跟隨着我。一個長腿女生穿很長的襪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樣。她父親是政府部長，當他死於飛機失事，首相卻安然脱險時，我很肯定她因為預先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齒有毛病，有幾個戴牙箍。建築物頂樓是宿舍和體育館，就在保健室隔壁，據説有個牙醫，老師們發脾氣時揚言要把調皮的小孩送到那裏。罪行稍輕時，老師便罰學生站在黑板和門之間的角落，背對全班，有時單腳而立，但因為我們都巴不得看一條腿能站多久，害得課也上不成，因此這種懲罰很少發生。
拉西姆在回憶錄《法拉卡與黑夜》當中鉅細靡遺地描寫他的學生時代，當時奧斯曼的學校老師手持長長的藤條，用不着從座位上站起來便打得到他們的學生。老師鼓勵我們讀這些書，或許是要讓我們知道，我們逃過共和國之前、土耳其國父之前的“法拉卡”（笞刑）時代是何其幸運。但即使在富裕的尼尚塔石區，在得天獨厚的伊席克中學，奧斯曼遺留下來的老教師卻在某些“現代”技術革新中找到壓迫弱者的新工具：我們用的法國制尺，尤其是嵌進兩側的細而硬的雲母條，被他們熟練地拿在手中，就跟“法拉卡”與藤條同樣奏效。
每當有人因為懶惰、沒教養、愚蠢或蠻橫而遭受懲罰時，我便忍不住覺得愉快。看到一個有司機開車接送的合羣的女生受到懲罰，着實讓我愉快；她是老師的寵兒，常常站在我們面前呱啦呱啦演唱英文版的《鈴兒響丁當》——但她被批評作業做得馬虎時，可得不到從寬處理。總有些人沒寫作業卻假裝寫了，裝出一副就在作業簿裏的某個地方、只是一時找不到的樣子，他們會叫道:“老師，我現在找不到！”僅僅想拖延註定的命運，卻只是被老師揍得更兇，耳朵被扯得更猛。
從低年級時代可愛慈祥的女老師，換成高年級教我們宗教、音樂和體育的憤怒憂傷的老男人之後，這些羞辱儀式變得更加完善，有時課程枯燥得很，使我對課堂上提供的短暫娛樂感到高興。
有個女生，我從遠處愛慕着她，或許因為嬌小迷人，或許因為嬌嫩——她受罰時，我看見她眼裏噙着淚水，臉漲得通紅，使我想去援救她。課間休息時間折磨我的金髮胖男生，因講話被抓而遭毒打的時候，我便冷靜無情地欣然觀看。有個我斷定是絕頂傻瓜的孩子，無論對他的處罰有多麼嚴厲，這男生都會予以抵抗。有些老師叫學生去黑板前，似乎不是為了測驗他們的知識，而是為了證明他們的無知；而有些無知者似乎甘於受辱。有些老師看見作業本的包書紙顏色不對就會發怒；有些老師動不動就生氣，孩子只是講悄悄話便被打；有些學生即使對簡單的問題回答正確，也會像被車頭燈逮到的兔子般手足無措；有些——我最佩服這些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會告訴老師他們知道的別的東西，愚蠢地希望這能挽救他們。
我看着眼前的動靜——先是一頓指責，接着是驟雨般憤怒落下的書和作業本，班上其他人則冷冷坐着不敢出聲——慶幸自己不是這些被打上恥辱烙印的倒黴學生之一。我和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學分享好運。假使這所學校裏的小孩來自各種背景，幸運兒的與眾不同可能更為明顯，但這是一所私立小學，每個孩子都是有錢人家出身。在課間休息的操場上，我們的童稚情誼使我們不分彼此，但每回看着同學被痛打被羞辱，我就像坐在教師書桌前那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一樣，不免自問為什麼有些孩子如此懶惰、品行不端、意志薄弱、麻木不仁或呆頭呆腦。我開始閲讀的那些漫畫書無法滿足這隱秘的道德探索：漫畫總是把壞人畫成歪嘴，我幽暗的童心深處同樣找不到答案，只好讓問題慢慢淡去。我漸漸領悟所謂的學校回答不了深奧的人生問題，其主要功能不如説是為了使我們面對“現實生活”中全面的政治暴行而做準備。因此在我進中學前，我寧可舉起我的手來，乖乖做個好學生。
儘管如此，我在學校主要學到的是，光是全盤接受現實生活是不夠的，你還得為現實生活的美而驚歎。讀低年級時，老師一找到藉口便停止上課，教我們唱遊。我跟着這些英法文歌做口形——我不懂也不喜歡這些歌，儘管我喜歡觀察同學們（我們用土耳其語唱，歌詞大致像是：警衞爸爸，警衞爸爸，今天放假，吹哨子吧）。半小時前才因為又把作業簿忘在家中而淚眼汪汪的矮胖男生，此刻正樂呵呵地唱歌，嘴巴張得老大。一天到晚把長髮撩到耳後的女生，在唱歌時也不擔心她的頭髮了。就連在下課時間毆打我的胖鬼，還有他同桌那狡猾惡毒的朋友，他對那道秘密分界瞭若指掌，也讓自己做個好學生——就連他們也像天使一樣笑眯眯地沉浸在飄動的音樂中。在歌唱的時候，愛整潔的女生轉頭察看她的鉛筆盒和作業簿是否依然有條不紊。休息時間結束後，兩個兩個排隊回教室上課時，在我請她跟我搭檔時會默默伸出手讓我握着的那個聰明用功的女生，連她也大唱特唱；總是像給嬰兒餵奶般伸着胳臂圍住試卷，以免被別人看見的小氣胖男生，也手舞足蹈；甚至每天捱打的那個無可救藥的傻蛋也自發地一起歌唱。我發覺綁馬尾的紅髮女生也注意到了，於是我們相視而笑地唱着。我不會唱這首歌，但當我們唱到啦啦啦的部分，我便加入大家，盡我所能高聲大唱。我往窗外望去，召喚着未來。再過一會兒，就一會兒，下課鈴響，全班一湧而出。我拿着書包逃到外面，看見我們的公寓管家正等着，就牽住他的大手。他陪我和哥哥走回家，我心想回到家時我已累得記不起班上每個人了，即便如此，一想到馬上就能見到母親，我便加快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