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一直認為雪是純潔的，它能遮蓋住城市的骯髒、污穢和黑暗，使人暫時忘卻它們，但是在卡爾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關於雪的這種純潔無瑕的感覺。在這裏，雪使人感到疲憊、厭煩和恐懼。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在坐滿了失業的庫爾德人的茶館裏喝茶的時候，像一個充滿熱情的記者手裏拿着紙和筆採訪選民們的時候，在爬上貧民街區結了冰的陡坡的時候，在採訪原市長、副市長以及自殺女子們的親人們的時候，雪一直沒停。童年時，從位於尼尚坦石街的家裏的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對他來説簡直和童話裏的一模一樣，現在這景象看起來卻像是預示着他多年來理想中最後的避難所——中產階級生活的結束和他想都不願意想的令人絕望的貧困的開始。
早晨城市才剛剛甦醒，卡冒雪從阿塔圖爾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趕往堡內街區。這是一個棚屋區，是卡爾斯最貧窮的地區。急匆匆地從落滿雪的棗樹和梧桐樹下走過時，卡看着窗户中伸着煙筒、破敗不堪的俄式樓房，看着雪花飄進矗立在木材倉庫和變電站之間的那座有上千年曆史、而今卻已空空如也的亞美尼亞教堂，看着結了冰的卡爾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曆史的石橋上衝着每個過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着在雪中像是被遺棄了的、空蕩蕩的堡內街區裏那從棚屋中冒出的細細的煙。卡是如此地傷感，淚水盈滿了眼眶。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對面的麪包房，此時兩個小傢伙懷裏抱着熱乎乎的麪包，推搡着，嬉笑着，顯得那麼地幸福，卡也衝他們笑了笑。觸動卡內心的不是貧窮或無助，而是以後他常常會感受到的一種奇怪而又強烈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充斥着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在照相館空空的櫥窗裏，在茶館結了冰的玻璃上（儘管茶館裏塞滿了失業後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蓋着的空蕩蕩的廣場上。似乎這裏是被所有人遺忘了的地方，雪無聲無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這個早上卡比較走運，他受到了禮遇，似乎他是一個來自伊斯坦布爾的名記者，人人都對他感到好奇，人人都會想要和他握手；從副市長到最貧窮的人都向他敞開了大門。把卡介紹給卡爾斯人的是塞爾達爾先生，他經營的《邊境城市報》日銷售量為三百二十份，有段時間塞爾達爾先生還為《共和國報》撰寫地方新聞（大部分沒有被採用）。卡早晨走出旅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們的地方記者”，在伊斯坦布爾時卡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卡是在他報社的門口見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這個人對卡爾斯無所不知。在將要度過的三天時間裏，那個上百次被問起的問題也是塞爾達爾先生最先問的。
“大詩人，歡迎您來到我們這個邊境小城。可是您在這兒有什麼事呢?”
卡告訴他，自己是為這裏的選舉而來的，還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殺問題寫篇文章。
“婦女自殺問題就像在巴特曼一樣被誇大了，”這位報業人士説道:“我們還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長卡瑟姆先生那裏吧，最好讓他知道一下您到這裏了。”
到這裏來的外鄉人，即使是記者，來到這裏也必須和警察打個照面，這是1940年以來立下的一條邊遠城鎮的規矩。由於卡曾經歷過政治流放，多年後才返回了國內，而且，儘管沒有明説，但人們都能感覺到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的存在，因此，卡沒有表示反對。
大雪中，他們經過蔬菜市場，穿過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鋪林立的卡澤姆卡拉貝奇爾大街，走過茶館和奶製品商店門前，看到失業的人們憂鬱地坐在茶館裏，盯着電視，盯着落雪，奶製品商店門口擺放着大塊的圓形奶酪。他們十五分鐘就橫穿過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爾達爾先生停下來指給卡看原市長被刺殺的地方。據説原市長是因為一件很簡單的事被刺殺的，他下令拆掉了一個違章修建的陽台。三天後兇手連同他的武器被捕獲，他躲在村裏自己家的柴草堆裏。這三天裏謠傳紛起，以至於兇手被抓住後，起先人們誰也不相信事情是他乾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簡單讓人們倍感失望。
卡爾斯警察局位於法伊克貝依街，這條街的建築是俄羅斯和亞美尼亞的富人們遺留下來的石塊建築，現在大部分都作為政府的辦公樓，警察局的三層樓很長，幾乎佔了整條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長的時候，塞爾達爾先生指着繪有圖案的屋頂告訴卡，1877—1918年間，俄國統治時期，這裏是一位亞美尼亞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個房間，後來成了俄國人的醫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長來到走廊叫他們進辦公室。卡立刻發現，副局長因為《共和國報》的左派傾向根本不讀《共和國報》，塞爾達爾先生介紹卡的詩人身份時，副局長對此也無動於衷，但因為塞達爾經營的是卡爾斯最大的地方報紙，對塞爾達爾先生倒挺敬重。塞爾達爾先生剛介紹完卡，副局長就問卡説:“您需要保鏢嗎?”
“什麼?”
“我可以派個便衣跟着您。您就不會擔心了。”
“有這個必要嗎?”卡問到，語氣中有種不安，像是個被醫生建議用枴杖來走路的病人。
“我們的城市是個安寧的地方。我們已經趕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義分子。但為了以防萬一。”
“如果卡爾斯是個安寧的地方，那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卡説。他心裏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長再確認一下這裏的確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沒有再重複這句話。
首先他們去了城市北部最貧窮的街區，堡內街區和巴伊拉姆帕夏區。雪似乎一點都沒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爾達爾先生敲着夜屋的門，這些夜屋由石塊、煤磚和帶褶的薄板搭成，他問開門的女人們她們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們認識他，他就用一種讓人放心的語氣介紹他的記者朋友，説他是因為選舉而從伊斯坦布爾來卡爾斯的，但來這兒不單單是為了選舉，他還要寫卡爾斯目前存在的問題，年輕女人們為什麼要自殺。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麻煩告訴他，那對卡爾斯也是有好處的。一些人把他們當作競選市長的候選人，顯得很高興，以為他們會帶來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餅乾和麪條什麼的，急切而又熱情地把他倆讓進屋來，還囑咐卡別怕對他們叫喚的狗。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到來當作警察們搞的一種新式突襲和搜查，戰戰兢兢地開了門，當得知來人不是政府派來的便默不作聲了。自殺年輕女子的家人們（卡在短短的時間內瞭解到了六起自殺事件）則都説，他們的孩子並沒表現出什麼不滿，他們對事件也感到十分震驚，他們非常傷心。
在這些巴掌大的屋子裏，有的地上什麼都沒鋪，有的鋪着機織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頂破舊。他們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們中間——孩子們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車、掉了一條胳膊的玩具娃娃）、舊瓶子、空藥盒和空茶葉盒，坐在時不時需要捅捅的火爐前，坐在用偷來的電採暖的電爐邊，坐在沒有聲音但一直都開着的電視機前，聽着卡爾斯説也説不完的傷痛和窮困，聽着失業者和自殺年輕女子們的故事。母親們因為兒子失業或因為兒子進了監獄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個小時，卻仍難以讓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飽肚子；失業者們經常因為手頭拮据猶豫還去不去茶館。所有的這些人都抱怨着命運的不公，抱怨政府，他們向卡訴説着自己的痛苦，彷彿是在訴説家鄉和國家的傷痛。所有的這些故事和憤怒都有一個共同點，儘管有從窗外射進來的白光，但這一共同點卻讓卡覺得進到屋裏後，屋子顯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裏的東西。這種昏暗迫使他時不時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飄落的雪，這種昏暗如同一層紗帳，以一種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腦海中，此時他的頭腦已聽不進這些關於貧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會忘記那些他所聽到的關於自殺的故事。使卡感到震驚的不是故事中的貧困、無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經常毆打自己的女兒，不允許她們出門；不是嫉妒的丈夫對妻子的壓迫，也不是她們身無分文的窘境。真正讓卡感到震驚和害怕的是這些自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得那麼突然，沒有任何徵兆。
比如説，一個女孩被逼着要和一個上了年紀的茶館老闆訂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樣，女孩和她的父母、三個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飯，同她的弟弟妹妹們説説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後，和以往一樣去廚房拿甜食，但她從廚房來到花園，翻過窗子進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親的獵槍打死了自己。聽到槍聲後，女孩的父母以為她還在廚房，卻在卧室發現她躺在血泊中，他們想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自殺，也想不明白她怎麼從廚房到了卧室。另外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樣，和兩個兄弟搶遙控器，爭電視看，孩子們吵了起來，她父親過來狠揍了她兩個耳光，她回到自己屋裏像喝汽水一樣一口氣喝下了一大瓶農藥摩爾塔林，死了。另外一個是十五歲就戀愛結了婚的女子，六個月前剛生完孩子，丈夫失了業，鬱鬱寡歡，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後，走進廚房，把門鎖上了，丈夫意識到她在裏面要做什麼，大喊大叫着想把門砸開，那女子卻用事先早就準備好的吊鈎和繩子上了吊。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這種轉變以一種讓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絕望的速度發生。釘在天花板上的鈎子，之前就裝好子彈的武器，從旁邊屋子拿到卧室裏的農藥瓶子，所有這些都證明這些年輕女子早就有了自殺的念頭。
姑娘、少婦們突然開始自殺，這最初是在距離卡爾斯幾百公里外的巴特曼發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殺人數是婦女自殺人數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婦女自殺人數是男人的三倍多，並且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數的四倍，這些現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國家統計局的一位年輕而又勤奮的工作人員的注意，他的一位記者朋友在《共和國報》登了一則短新聞，但在土耳其誰也沒有對此表示關注。德國和法國駐土耳其的記者讀了這則新聞後去巴特曼作了採訪，並在他們本國進行了報導，這才引起土耳其報紙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國內外許多記者都去了巴特曼。負責調查此類事件的官員們則認為這種關注和報導會刺激一些女子對此進行效仿。副市長在和卡的交談中説，據統計，卡爾斯的自殺人數遠遠低於巴特曼,“目前”並不反對對自殺者家屬進行採訪，只是希望在和他們交談時儘量少用“自殺”這個詞，並且在《共和國報》上不要作誇張失實的報導。目前由心理專家、警察、檢察官和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們組成的一個專業工作組已經開始做準備，他們要從巴特曼到卡爾斯來，宗教事務部印有“人是真主的傑作，自殺是對主的褻瀆”這一反對自殺的宣傳標語已經掛了起來，同樣標題的宣傳手冊也已經送至市政府準備發放了。但副市長並不確信此類措施能制止在卡爾斯剛剛開始蔓延的自殺；他擔心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認為許多女孩子之所以下決心自殺，是因為她們對政府、父親、男人們和宗教人士反對自殺的説教產生了反感。
“當然，毫無疑問自殺的原因就是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長對卡説,“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殺的原因的話，那麼土耳其一半的婦女都會自殺的。”留着刷子胡、長了一張松鼠臉的副市長説，婦女們已經對那些不停地進行説教、勸她們“別自殺!”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憤怒了，因此，在派來反對自殺的宣傳工作組中應該安排一位女士。他驕傲地告訴卡，這個意見他已經向安卡拉作了書面説明。
自打一個女子從巴特曼來卡爾斯自殺後，關於自殺像瘟疫一樣會傳染的説法就出現了。午後，在阿塔圖爾克街區的一座花園裏，在覆蓋着雪的棗樹下（沒讓卡他們進家門），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煙對卡講了他侄女的事：侄女兩年前嫁到了巴特曼，從早到晚都在家裏忙家務，但一直沒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責難；但這些並不是充足的自殺理由，他認為這完全是因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殺女子的影響，尤其是在卡爾斯和家人在一起時，侄女看上去是那麼快樂，所以，在她將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們發現她死在了牀上，牀頭留了一封信，裏面寫她吞下了兩瓶安眠藥，對此他們都感到很吃驚。
把自殺想法從巴特曼帶到卡爾斯的這個女子死了一個月後，第一個進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媽十六歲的姑娘。卡答應老淚縱橫的姑娘父母，在報紙上詳細報導整個事件。這次自殺的起因是姑娘的一個老師在班上説她不是處女。謠言短時間裏傳遍了整個卡爾斯，後來本已和姑娘口頭訂了婚的男方不願意結這門婚事了，原先絡繹不絕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門，姑娘的外婆開始對她嘮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電視上的結婚場面時，喝醉酒的父親開始哭了起來，姑娘把從外婆的藥盒子裏偷來並積攢起來的安眠藥一口吞了下去，永遠地睡着了（看來自殺的方法也和自殺的想法一樣，都會傳染）。驗屍證明自殺的姑娘是處女，姑娘的父親不但怪罪於散佈謠言的老師，也怪罪於從巴特曼來自殺的親戚家的那個女子。他請求卡在報紙上寫清楚對她的怪罪是毫無根據的，他只是想揭露這個製造謊言的老師，因此他把女兒自殺的所有細節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有這些事件中，自殺的女子們都能找到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來自殺，這使卡陷入了一種奇怪的絕望。那些吞安眠藥的女子悄悄自殺的時候實際上是和別人同住一屋的。讀着西方文學，在伊斯坦布爾尼尚坦石街長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殺，總是認為這需要充足的時間，合適的地點，需要一個好幾天都無人來敲門的房間。一想到這樣自在地吞了安眠藥片後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殺，卡對那種時刻的無邊無際的孤獨是如此的恐懼。他甚至沒有認真地考慮過自殺。
只有一位“戴包頭巾的女孩”的自盡讓卡又感受到了這種孤獨感。一個月零一週前，這個女孩上吊了。這是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先是因為戴包頭巾而不讓進教室上課，後來根據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準進校園。女孩的家境在卡所採訪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貧困的。傷心的父親從他開的小店的冰箱裏拿了瓶可口可樂請卡喝，卡瞭解到，女孩在自盡前，曾向家人和朋友們透露過要自殺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親和家裏其他一些成員戴包頭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頭巾作為伊斯蘭政治立場的一種標誌是從學院禁止這麼做的領導和反抗的學生那裏知道的。儘管女孩的父母給她壓力，她還是拒絕摘去頭巾，每次去學院總是被門口的警察擋回來。由於缺課太多，學院準備開除她。當她看到有些同學放棄了反抗，摘掉了頭巾，還有些同學戴上了假髮，她開始對父親和朋友們説:“活着真沒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裏，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門，還是伊斯蘭教徒們，都在卡爾斯不斷通過手冊、標語宣傳自殺是最大的罪過，誰也想不到這個篤信宗教的女孩會自殺。這個名叫苔絲麗梅的女孩，最後一個晚上，靜靜地看完連續劇《瑪麗安娜》，煮好茶給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內，小淨後做了禮拜，發了一會兒呆，做了祈禱，戴好頭巾，在燈鈎上懸樑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