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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殷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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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殷代大墓中發現的大量殉葬者遺骸,可以説更加形象具體地反映了這個王朝的性質。戰後第一個發掘的武官村大墓有兩層,上層東側有17具男性遺骸,西側有24具女性遺骸,這41具遺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內。墓室的東西兩側埋有34個頭顱,墓道內有22匹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還有排成一列的無頭遺骸。

    殷代被定性為奴隸制社會。代表了當時世界最高水準、甚至現在都無法制造出來的殷代青銅器,實際上是由奴隸們製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貴族娛樂也是戰鬥訓練的狩獵以外,社會生產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隸。卜辭中不時出現這樣的佔文

    ——羌得?

    羌指的似乎是遊牧的藏系民族。有説法認為“羌”字下面的“兒”代表辮髮,説明羌和殷人風俗迥異。殷人狩獵的對象不僅包括飛禽走獸,還有主要叫做羌的異族。他們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獵羌人也能如同捕獵鳥獸那樣獲得豐收。

    重視祭祀的殷人在獻上禽獸犧牲的同時,還殺人獻供。可能是認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靈和祖先。卜辭中頻繁出現“殺幾名羌人合適”的記錄,也有殺羌人以求雨的事例。

    可見殷人需要犧牲,故抓捕羌人。有説法認為這些羌人不被驅使參加勞動,但按常理思考,他們應該也從事些簡單勞動才對。卜辭中的記錄不會細緻到那樣的地步。

    奴隸制社會同時也是階級社會。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層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則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別。守護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後的世界裏繼續為君主的府邸緊守大門。

    一般認為被砍掉頭顱的是奴隸。他們究竟只是供物,還是死後繼續為君主工作的奴隸?古代中國人認為,如果頭和身子分開,就不能再生,縱使在陰間也不能復活。所以,他們不再是作為勞動主力的奴隸,而僅僅是供物。

    調查報告中稱,在殷墟50多座宮殿的台基遺蹟中的前庭,原封不動地埋有850人的軍團,其中包含五輛戰車,從司令官到兵卒一應俱全。可見這是很重要的建築,對於推定這是宗廟的説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證據。這個地下軍團的成員也有各種各樣的差別,比如也分有頭還是無頭,俯卧還是仰卧,帽子的裝飾是銅鈴還是貝殼等。從這個守護宗廟台基的地下軍團遺骸羣可以看出,殷代的階級制度森嚴。司令官和戰車長應該是身份極高的人,他們被殺和掩埋的時候是懷着怎樣的心情呢?或許他們的心理超出了我們這些現代人的理解範疇。可能他們覺得,成為守護宗廟的干將,死後也能為殷效力,這是無上的光榮。説不定他們還是從大量的志願者中選拔出來的,也可以想見人選是由甲骨鑽灼來決定的。甲骨上出現的裂紋是神意,誰都不敢違抗——殷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人們感覺神就在身邊,可能並不認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麼悲傷的事情。

    殷人覺得食用獻做犧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們並不像我們現代人感覺的那樣,覺得地上和地下的距離相當遙遠。墓上不留墳丘是因為沒有必要,可以説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

    殷的遠祖受封商地,到成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時間內,八次遷都;入主中原後,又五次遷都。而盤庚遷殷後,二百多年定居於此,這意味着什麼呢?

    屢屢遷都的那段時間,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遊牧,也有可能是依賴於刀耕火種的農業——刀耕火種無法對同一片土地進行持續利用。

    到了盤庚時代,人們終於可以安定下來生活了。農業應該有了進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現在甲骨文中。郭沫若(1892—1978)認為,殷代是畜牧時代,而盤庚以後,農業所佔比重漸增。青銅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這種想象的動物就綜合了牛和虎的特長。一般認為,殷在遷殷後,以畜牧、狩獵、農耕三者為生。此外還應該加上一項生計,那就是用戰爭掠奪物資和人口。

    殷人的特點是:認為神就在人身邊;不把奴隸當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獵而對動物有親近感。不畏懼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優秀的戰士。要養活因王朝繁榮而增加的人口,從戰爭中掠奪奴隸是最簡單省事的方法。殷逐漸變得好戰,可以説它因此而滅亡。

    通過戰爭,殷可能得到了一時的財富。但另一方面,掠奪物資、人口,也必然招來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圍,對它懷有敵意的部族開始浮現出來。

    2

    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話。周遠祖是后稷(官職名,管理農務的長官),名字叫棄。他的母親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腳印,心中歡喜就踩了上去,於是有了身孕。她原以為這是個不祥的孩子,就將他丟棄在小巷子裏,但牛馬經過的時候都避開而不踐踏他。再把他丟棄到原本以為是荒無人煙的山林,卻意外地發現有很多人。看到發生在嬰兒身上各種各樣奇異的事情,她決定要撫養這個孩子長大。

    這個孩子起初是準備丟棄掉的,所以就取名“棄”。棄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愛好農業。《史記·周本紀》説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

    堯舜的時代,棄被任命為后稷。這個傳説也同樣反映出周是農業團體。

    夏王朝因政治衰微,廢除了農務官,后稷的兒子失去了官職,就進入了戎狄的地界。從此之後,周人就居住在戎狄中間。

    周在現在的陝西省境內,離中原説近不近,説遠不遠。然而要成為天下之主,就必須強調自己和中原的關聯。原本在堯舜的時候就是農務長官的傳説,很可能是周在變得繁盛之後創造出來的。

    建國的神話中有濃厚的説明要素。

    在中原民眾眼中,戎和狄都是未開化的野蠻部族。為什麼説周處在戎狄的中間呢?難道周不是戎狄嗎?對此説“不是”的,就是建國神話。它強調周原本在中原,只不過在失去官職後才轉移到戎狄之地。也可以這麼認為,可能叫周的部族就是戎狄,因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又有優秀的領導出現,於是脱離了未開化階段。

    在古公亶父任首領的時代,薰育(部族名,據説是後來的匈奴)和戎狄前來向周索要財物,古公就給了他們。第二次他們又來索要土地和人口,憤怒的民眾想拼命,但古公不願讓這些父親和兒子去送死,於是整族遷到了岐山。而其他族的人們仰慕古公的德望,也追隨而來。不僅是本族,鄰近的人們也大量投奔過來了。《史記·周本紀》説

    ——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就這樣,周的首領被推舉成為周族以外部族同盟的盟主。參加的部族要麼離戎狄很近,要麼就在戎狄。盟主古公把中原開化的生活方式教給了他們。

    根據考古學調查,殷代勢力達到了相當遠的地方。可以看到,古公對西方部族生活的改善也受到了殷文化的影響。儘管如此,卻沒有像殷墟大墓那樣有象徵意義的事物出現,文化也沒有達到殷那樣的高度。換言之,周吸收了殷文化的活力作為自己的滋養成分,卻沒有采納殷文化頹廢的一面。雖然説沒采納是因為周還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但周總算也擁有了文明,開始以踏實肯幹的部族同盟形象出現在西方。

    周的神話所要強調的是,農業立國,厭惡戰爭,持續讓步,以德同化戎狄。周作為部族同盟盟主,其實力到了古公的孫子昌的時代,已經到了殷必須重視的程度。昌被任命為西伯。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為天下之主後,諡號“文王”的人物。

    殷只是意識到了遠在西方的周的實力,但似乎也並沒放在心上。殷的眼光集中在東方,派遣一批又一批軍隊去討伐淮水和海岸之間的人方國。東方有財貨,“財”和“貨”,還有“寶”(寶),都通過“貝”來表意,而“貝”是海物。子安貝是當時的寶物,殷墟中有大量子安貝出土,同時還有鯨骨,這正是遠征東方的戰利品。而西方是農業地帶,殷認為出兵西方不會有多少收穫。

    殷最後的王叫紂,史書如《史記·殷本紀》等都把他寫成一個暴君的樣板。他的暴虐程度可以和夏最後的王桀相媲美。桀被認為是因愛美女而丟了國家,那名美女叫妹喜;而殷紂喜愛的美女叫妲己,連兩個名字都很相似。

    殷紂王寵愛妲己,為她建造鹿台的樓閣,在那裏聚集財寶,於沙丘離宮中極盡酒池肉林之享樂。他蔑視神和祖先之靈,趕走賢臣微子啓和箕子,還殺害了比干。殷紂王為了取悦妲己,讓她開眼界,還大肆施行殘忍的炮烙之刑——銅柱上塗抹膏油,下焚烈火,強迫犯人在銅柱上走過,掉下去就會被燒死。鄂侯因勸諫此事而被殺,聽到鄂侯死訊的西伯昌嘆聲哀悼,被人告發,因此被紂囚於羑里的監獄。周人很擔心,獻上美女和財寶,才使西伯終得釋放。這簡直和夏桀囚殷湯於夏台後又釋放一模一樣,太像是複製的情節,這甚至成了“殷王朝虛構説”的依據。

    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後的王,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中傷和誹謗。上台的王朝為了坐實推翻前王朝所用的口實,就把所有的罪惡都推到對方身上。人類的想象力如果發揮到極致,最終出現的情形都差不多。

    暫不管夏桀王的情形,殷紂王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有卜辭留下來,我們也可略知一二。卜辭中屢屢提及遠征東方的事情,但在《史記》中卻全沒有記載。既然能編造出殷紂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隱瞞已有的事實。對周來説,殷東征似乎是必須隱藏起來的事實。有觀點懷疑,周是趁殷東征的時機鑽了其國內混亂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樣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怎麼願意提起東征。

    雖説紂是個暴虐的君主,但祭祀時用作犧牲的奴隸數量比起前代已有顯著的減少。有可能是認為與其殺害奴隸,不如役使他們勞動、增加生產更好一些。或者還有可能是,抓捕羌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容易。從各方面來考慮,紂存有慈悲之心的推理還是不能被一概否定。

    至於輕鬼神一説,我們首先可以判定這是勝利者所編造的。根據卜辭,我們瞭解到紂雖然減少了犧牲的數量,但仍然熱衷於實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

    目前在卜辭內還沒有找到被視為各種罪惡源泉的“妲己”這個名字。不過卜辭中沒有,並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沒有出土犁,卜辭中卻有犁的記錄。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銅器卜辭中也沒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甲骨片上未發現刻有指代銅的“金”字。

    毫無疑問,暴君紂的形象以編造的成分居多。這就是被奪去政權的失敗者的命運吧。

    3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説,殷滅亡的時間是紂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紂可真是高壽了。可能是上了年紀,判斷力變得遲鈍,接受建議也不如以前虛心,引起了所謂老害,從而導致王朝的滅亡。

    而在同一時代位於西方的強大勢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屬於一個首領統治了很長時期的情況,此外二者還有一個相似之處——戰爭都很多。

    然而,戰爭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殷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以掠奪財貨和人口為目的,因此招來了鄰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農業立國,發動戰爭的目的在於擴張土地,對手戎狄的土地此前並未用來農耕。周並不是要從對手那裏掠奪財物,而是農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戰對手後再教給他們農耕的技術。

    殷絕不是從紂的時代才開始衰弱的。紂曾二度親征,有整編遠征軍的能力,也有神聖王的權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徵兵和遠征,加劇了原本順從部族的不滿。這些部族因為紂是天下之主,也沒有什麼辦法,而當聽到西方出現了聖人時,心理上自然就產生了動搖,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頭就跟着造反”的念頭。

    西伯昌(以下稱為周文王)求賢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釣的老人談話,請他乘自己的車,以師長敬之,這是個有名的“逐夫”故事。這位老人名叫呂尚,生活貧乏,無依無靠,甚至曾被妻子強逼着離婚。不過,周文王被他的言談打動了,説

    ——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呂尚因此得號“太公望”。他後被稱作“師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老師。

    周首領文王在位五十年,還未能取代殷。他的兒子發,在繼位九年後準備進攻殷。發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還在殷”,大概是對攻擊殷沒有勝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領,並沒有像想象中那樣全部趕來助陣。

    兩年後武王再度發動大軍東征。在這兩年裏,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氣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

    就這樣,牧野之戰爆發了。

    針對從西方進攻的周軍,殷紂王動員了七十萬大軍。然而——

    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史記·周本紀》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軍隊悉數倒戈相向。

    我們再回憶一下埋葬在廟堂建築台基的地下軍團吧。軍團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姿勢。在紂的軍隊中,可能奴隸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這些奴隸説殺就被殺了。同樣,他們也沒有對殷盡忠的義務。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過口傳甚至傳到了殷的中央地帶,殷軍隊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軍視為解放他們的隊伍來迎接了。

    《史記·周本紀》中記載道,年老的紂走投無路,“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神聖王朝就此終結,周取代殷而成為天下之主。關於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種説法,董作賓認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還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説法。從此,中國社會的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

    4

    關於殷王朝的社會情況,主要得依據甲骨片記載的卜辭和考古學調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輪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記錄遺留下來。甲骨文中有“冊”、“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記錄,但現在沒有實物存留下來。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滅殷之後故意銷燬所致。

    周是個長命王朝,名義上延續了八百年。後面將要講到,周在東遷(公元前770)之後被稱為東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實權,變成了一個僅有象徵意義的存在。不過,王朝依舊延續下來。最終的滅亡也是自然消亡,沒有像殷被滅時的牧野之戰那樣的事情發生。這意味着王朝的記錄是持續的,不會被故意銷燬。

    詔敕要被送往各地,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詔敕,尤其是建國當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並留有大量副本,這樣就能流傳到後世。這些詔敕集被稱為“書”。以前只記錄了王説過的話,後來也增加了其他的記錄。詔敕集被稱為《尚書》,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書。南宋以後,這些“書”被儒者看作聖經一樣,被稱作《書經》。

    還有一個重要的記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周代,就是產生於民間的歌曲。當時存留有很多民謠,而孔子從中選擇了305篇,這本選集僅記載“詩”,儒者視它為經典,稱之為《詩經》。

    除“書”和“詩”外,周代青銅器的銘文也是重要的史料。當然,考古學調查也是有力的判斷材料,而比起殷來,周代記錄的數量則多出許多。不過,殷墟中發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沒有報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類的陵墓被髮掘出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比較殷和周,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種比較是追溯中國歷史時極為重要的一點。被看做是近代中國最優秀的國學大師的王國維(1877—1927),認為中國文化的源流在於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沒有傳到後世。

    從進化論的原則來看,技術這類事物總是新時代的要比舊時代的更加優秀才對。然而,只要是和青銅器相關,殷代在鑄造技術和藝術性上都遙遙領先,而周代青銅器反倒是後退了。除了技術和藝術性的問題之外,還必須考慮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製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詩經》中也有稱讚文王和武王的內容。不過,周人對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絕對的、不可變更的。傳達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師,殷王也是巫師的首領。與此相對,周王作為現實生活領導的一面更為濃厚。身為農務長官的始祖向周邊民族傳授農耕技術的神話,也表明了這一點。

    再比較一下狩獵和農耕吧。對於狩獵,收穫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農耕,只要人們足夠勤勞,努力擴大耕地面積,並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豐收。農業性質的思考是要尊重人類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們也占卜,但並沒有用占卜來決定所有事情。他們認為,人類的力量總能在某種程度上左右將來。對上天和祖神,人們抱有誠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禮拜、獻供、奏樂等,換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師”。

    如果説殷是神聖王朝,那麼周就是禮樂王朝。周王除了是祖傳的農業指導,還有禮樂指導的性質。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邊,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來,人們用禮樂在神人之間設置了距離。這個世界是人類居住的地方,沒有神的跡象。農民本來就是現實主義的,擁有現實性格的周人,沒有殷人那樣奔放的想象力,設計青銅器時也就不會產生躍動的思維。

    殷和周在種族上的關係,至今仍沒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這也不能説明他們在種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羣。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創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應該認為屬於同一系列。

    然後,再比較殷周最重要的奴隸問題。中國的奴隸制社會終結於殷,從周開始進入封建制社會,這一説法佔有有力的證據,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樣,認為周代仍然是奴隸制社會。奴隸雖然一直存在,但只有當奴隸是生產主力時,才是所謂的奴隸制社會。如果奴隸制社會終結,那就是歷史的大轉變。

    殷和周可能在種族、語言方面屬於同一系列,但卻是不同體制的團體。按考古學用語來説,殷文化被稱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遺物層上是龍山文化的遺物層,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遺物層。在黃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層的上方還疊加了周的遺物層。不過,周的領地陝西省各地在龍山文化遺物層之上疊加的是周文化的遺物層。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説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隸的勞動力作為主要生產手段的時候,地處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經創造出分配土地並以年貢維持政權的制度了。

    周戰勝殷不僅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體制壓倒其他體制的範例。在這場不同體制團體之間的爭鬥中,因殷的敗北,殷連同其體制都灰飛煙滅。

    王國維説,周文化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周以後政權雖屢屢交替,但體制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如果是這樣,殷文化僅僅是浮在橫跨三千年的中國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沒有植根。這種解釋正確與否,有很大的問題。也有人認同郭沫若的看法,認為殷周基本上屬於同一體制的政權,其根據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視殷周交替為體制大革命的人們,所持證據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較少。20世紀50年代發掘出的周代古墓約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過6人。針對於此,殷周同質論者提出了反對意見,説發現的周代古墓中沒有王陵級別的。

    如果發掘周代王陵,不能説沒有發現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詩經》中也有講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發抖的內容,不過,用奴隸充當犧牲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至於給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動輒幾百頭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記錄中只有數頭。民謠給人的印象也是在傳頌活着的喜悦和對生命的愛惜。

    通過可怖的巫師們進行交流、看不見摸不着、充斥了這個世界的神靈們都離開了,人們唱起了人類的歌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神靈的時代轉變成了人類的時代。儘管是同一種族,神靈時代的人屬於高度的感覺主義,而人文時代的人就變得現實主義。在青銅器的製作中也反映出這一點。

    殷周同種族異體制這一説法更為妥當,而這也應該是古代學在今後發展中要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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