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過是令慘不忍睹的屍體解剖的一個開始。由於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爾曼·阿馬多爾神父動手。“那就象他死了之後我們再殺他一次，”這個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爾隱居地對我説。“但那是鎮長的命令，那個野蠻的傢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執行的。”他命令這樣做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在那個荒唐的禮拜一的混亂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長通了緊急電話，省長授權他在預審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處理。鎮長以前是軍官，對司法方面的事情毫無經驗，去向內行的人請教應該從何着手，他又覺得太失體面。他首先關心的是解剖問題。醫學院的學生克里斯托·貝多亞，由於同聖地亞哥·納賽爾是密友，得以免除這項工作。鎮長認為屍體可以保存在冰箱裏，等待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回來，可是找不到一個能裝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個合適的冰箱又不能使用。當時屍體放在一張窄小的鐵牀上，停在大廳中央，任人觀看，因為正在為死者趕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寢室裏的電扇已全部搬來還不夠，又從鄰居家借來一些。但是由於那麼多人擠着要看屍體，以致不得不搬走傢俱，摘下鳥籠，挪走歐洲蕨花盆。即使這樣，大廳裏仍然熱得透不過氣來。另外，一嗅到死人氣味，狗紛紛跑來，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氣氛。從我走進家裏，狗一直汪汪叫個不停，那時聖地亞哥·納賽爾還在廚房裏掙扎着，尚未嚥氣。我看見迪維娜·弗洛爾一邊哭一邊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擋住。
“幫我一下，”她向我喊道。“這些狗要吃他的內臟。”
於是，我們把狗鎖在畜欄裏。死者的母親普拉西達·裏內羅後來叫人把狗送到一個較遠的地方去，直到葬禮以後再放回來。但是，中午時分，誰也不知為什麼它們一下子逃了出來，瘋狂地闖進家裏，普拉西達·裏內羅頓時罵了起來。
“這些該死的狗！”她喊道。“把它們都打死！”
人們立刻這樣做了，家裏又安靜下來。那時屍體還沒有什麼變化，面色仍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時一樣。克里斯托·貝多亞把他的內臟恢復到原來的位置，並用布條將屍體包紮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開始流出一種糖漿似的液體，蒼蠅嗡嗡飛來。嘴邊出現一塊深紫色的斑點，而且象水中的雲彩一般非常緩慢地擴展到頭髮根下面。那張一向和藹可親的面孔變得難看了，母親用塊手帕把死者的臉蓋上。這時，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於是吩咐阿馬多爾神父動物解剖。“這要比埋在墳裏過一個禮拜再扒出來好得多，”他説。這位神父在薩拉曼卡讀過醫學，學過外科，但是沒有畢業就進了神學院，所以就連鎮長也知道，他的解剖沒有法律效力。儘管如此，他還叫神父這樣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學校所在地進行的，由一位藥劑師幫助作記錄，還有一位正在這兒度假的醫學院一年級的學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殺戮。他們只有幾件做小手術的器械，其餘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過，儘管屍體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馬多爾神父的報告倒象是正確的，因而預審法官將它作為有用的材料納入了檔案。
聖地亞哥·納賽爾身上的刀傷很多，有七處是致命的。肝臟幾乎在正面被兩處很深的刺傷分為兩半。胃部有四處傷口，其中一處扎得那樣深，穿透了整個胃部，胰腺被破壞了。結腸有六個小孔，小腸部分多處受傷。背部在第三節椎骨處捱了唯一的一刀，右腎扎穿了。腹腔裏積滿了大血塊，在從腸子裏流出的排泄物中發現了一枚金質獎章，那是聖地亞哥·納賽爾四歲時吞進肚裏去的。胸腔兩處被扎穿，一處在右側第二根肋骨附近，傷及了肺，另一處貼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處輕傷，左大腿和腹部被橫着砍了兩刀。右手掌被深深扎傷了一個口子。報告説：“活象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傷痕。”腦漿比正常的英國人要重六十克，阿馬多爾神父在報告上寫道：“聖地亞哥·納賽爾有超人的智力，前途無量。”但是，他在末尾的註文中指出：“肝臟肥大，炎症未消。”“這就是説，”神父説，“他最多隻能活幾年。”恰巧，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確實在聖地亞哥·納賽爾十二歲時為他治療過肝炎；在回憶那次解剖時，他極為不滿。“只有神父才會這樣愚蠢，”醫生對我説。“永遠沒有辦法使阿馬多爾懂得我們熱帶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臟要大。”報告最後説，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為七處大傷口的任何一處都會引起這種後果。
我們見到屍體時，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樣子。腦顱已施過環鋸術，鋸碎了一半，死後仍然保存下來的那種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復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腸子統統掏了出來，但是最後不知如何處理，氣得他只好為這些東西作過祝福後扔進垃圾桶裏。最後，趴在學校窗户上看熱鬧的人都感到索然無味了，而助手則昏厥過去。至於拉薩羅·阿蓬特上校，他曾經目睹和製造許許多多次鎮壓性大屠殺，最後竟成了素食主義者和信奉招魂術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軀殼裏塞滿破布和生石灰，然後用麻繩象縫大包似地把軀殼草草縫上，當屍體放進鋪有絲緞的新棺材裏時，險些沒有撐破。“我覺得這樣保存的時間會更長些，”阿馬多爾神父對我説。結果事與願違，我們不得不在天明時急急忙忙地將屍體埋葬掉，因為保存得很不好，屋裏的臭味實在難聞。
禮拜二依然是個令人不安的日子。緊張地工作一整天之後，我沒有膽量獨身一人睡覺。於是我推開了馬利亞·阿萊漢德里娜·塞萬提斯的門，剛好她沒有閂上。樹上中國式的大燈籠還沒有熄掉，設有舞池的庭院裏有幾處柴灶，上面放着熱氣騰騰的大鐵鍋，幾個妓女正在上邊把她們的舞衣染成喪服。我看到馬利亞·阿萊漢德里娜·塞萬提斯象往常一樣，天明時還沒有入睡，也象平時一樣，家中沒有外人時就一絲不掛。她盤腿坐在“王后”牀上，面前擺着一大盤豐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燉雞、豬肉裏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個人吃也綽綽有餘。毫無節制地吃了一頓，向來是她唯一表示傷心的方式，我從未看見過她這樣痛苦過。我和衣躺在她身邊，幾乎沒有説話，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當時我在想着聖地亞哥·納賽爾慘遭殺害的悲慘命運。他不僅死去了，而且被碎屍萬段，扔得東一塊西一塊，直至最後毀滅。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諸東流了。我夢見一個女人懷裏抱着個小女孩走進房間，孩子的嘴裏喀吱喀吱嚼個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對我説：“這孩子傻乎乎地嚼着東西，有些不雅觀。”我突然感到一隻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襯衣釦子，聞到了躺在我背後的那個愛情野獸可怕的氣味，她在撫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懷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從遠處咳嗽一聲，遠遠地離開了我。
“不行，”，她説。“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發着聖地亞哥·納賽爾的氣味。維卡略兄弟在牢房裏也有這種感受。他們被關在那裏，鎮長正在想如何發落他們。“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絲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種氣味，”彼得羅·維卡略對我説。他們三天三夜沒有睡覺，雖然累了，但無法成眠，因為剛一閉上眼睛，就夢見又在殺人了。巴布洛·維卡略上了年紀時，企圖給我解釋那漫長的一天情況，脱口而出：“我好象特別清醒。”那句話使我想到，他們在牢房裏最難以忍受的可能莫過於頭腦清醒了。
那間牢房三米見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鐵條，有一個活動廁所，盆架上擺着臉盆和水罐，兩張石砌的牀鋪上鋪着草蓆。這牢房是根據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説，沒有比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館了。我弟弟路易斯·恩裏蓋同意這種説法，一天到晚，由於樂師們之間爭吵他被關在那裏，鎮長大發慈悲，允許一個妓女陪着他。當維卡略兄弟倆早晨八點鐘擺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脅以後，也許想到會有同樣的美事。那時，由於他們已經服罪而受到了優待，他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氣味持久不消。他們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絲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臉上的血跡，另外，把襯衣也洗了，不過就是沒有睡着。彼得羅·維卡略還要了洗滌劑和利尿劑，以及一卷消毒紗布，上午他小便了兩次。不過，那天隨着時間的推移，彼得羅·維卡略感到日子越來越難熬了，以致氣味的問題退到了第二位。下午兩點鐘，當熱浪簡直要把他們熔化的時候，他累得無法躺在牀上，同樣也無法站立。腹股溝的疼痛一直影響到脖頸，尿閉了，他恐怖地斷定這輩子再也難以睡覺了。“我十一個月沒閤眼，”他對我説。我對他相當瞭解，知道他的話是真的。那天他沒吃下午飯，而巴布洛·維卡略呢，給他送去的東西每樣只吃了幾口，一刻鐘之後，就上吐下瀉起來。下午六點，在解剖聖地亞哥·納賽爾的屍體時，鎮長被緊急召來，因為彼得羅·維卡略堅持説有人給他哥哥下了毒藥。“我腹瀉不止，”巴布洛·維卡略對我説，“我們一直認為那是阿拉伯人乾的勾當。”到那時活動廁所已經溢出過兩次，看守還帶他去了六次鎮政府的廁所。阿蓬特上校在那裏看見了巴布洛·維卡略。看守把他領進無門廁所，他便嘩嘩地瀉起來，他認為中毒這一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當斷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飯都是普拉·維卡略給他們送去的時候，這種看法立即消失了。儘管如此，鎮長還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帶到自己家中，進行特殊的看守，後來預審法官來了，才把他們轉移到奧阿查監獄去。
孿生兄弟的擔心和外邊人的情緒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報復，但是除了維卡略兄弟兩人外，誰也沒有想到會有人投毒。人們更多的猜測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從天窗裏倒進汽油，將兩個囚犯燒死在牢房裏。不過，這種猜測也是很荒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們在本世紀來到加勒比海地區的村鎮定居，當然，也有窮鄉僻壤定居的。他們在那兒賣彩票和零零碎碎的小雜貨。這些人團結、勤勞、誠實，他們在自己人之間通婚，從外地買進小麥，在院子裏養羊，種牛至和茄子，他們唯一的癖好是玩紙牌。成年人還象在他們國家那樣繼續講農村阿拉伯語，在家裏，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這種語言，到了第三代——聖地亞哥．納賽爾例外——只是聽父母用阿拉伯語講話，而回答他們時則用西班牙語。所以，不能設想，他們一夜之間就改變了自己的平和氣質來為一個人的死報仇，而對這個人的被害我們大家都是負有責任的。同樣，沒有一個人想到普拉西達·裏內羅一家會報復，雖然他們家在破落之前有權有勢、戰功累累，而且當初在權勢的庇護下，這個家庭中還曾出現過兩三個狂飲無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聽了流言很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訪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萬分，祭壇上放着服喪的標誌，有的人還坐在上面嚎啕大哭，但是沒有一個人有報仇的念頭。殺死聖地亞哥·納賽爾的早晨，由於當時的氣氛，他們有過反應，但是就連罪犯本人都承認，他們並沒有挨阿拉伯人打。不僅如此，還是阿拉伯人的百歲族母蘇塞梅·阿布達拉建議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蓮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維卡略的類霍亂症，並使他的孿生兄弟尿道暢通。這以後，彼得羅·維卡略終於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復元以後也安安靜靜地睡了一覺。當鎮長在禮拜二凌晨三點把普拉·維卡略帶去跟她的兒子告別時，就是見到他們這樣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議下，普拉·維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兒們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們走時，眾人都在沉睡，誰也沒有發現他們，當時我們這些在那個不可挽回的日子裏醒着的人，正在安葬聖地亞哥·納賽爾。他們是遵照鎮長的決定出走的，走時心情已經漸漸地平靜下來，可是再沒有回來過。普拉·維卡略用一塊布為被休的女兒安赫拉·維卡略包上臉，不讓別人看到傷痕，並且給她穿上大紅的衣服，避免人們懷疑她為私通的情夫穿孝。臨行前，普拉·維卡略請求阿馬多爾神父為獄中的兒子懺悔，但是彼得羅·維卡略拒絕懺悔，他還説服了哥哥，讓他相信他們沒有任何後悔的。就這樣，兩個人孤孤單單地留了下來。在把他們轉移到里奧阿查去的那天，兄弟倆精神已完全恢復，堅信他們做得有理，因而不願意象家裏人那樣夜間被帶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離去。父親龐西奧·維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為精神上的創傷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維卡略對我説。孿生兄弟被赦以後，便留在里奧阿查，這兒離馬那烏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們全家就住在那裏。普魯登西婭·科德斯去那裏同巴布洛·維卡略結了婚。巴布洛·維卡略在他父親的作坊裏學會了做金銀首飾的手藝，並且成了個有名的師傅。彼得羅·維卡略，既沒有結婚，也沒有職業，三年之後又重新入伍，榮獲了上士的官銜。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他帶着巡邏隊唱淫穢的歌曲深入游擊隊活動區，從此下落不明。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只有一個受害者，即巴亞多·聖·羅曼。悲劇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嚴地、乃至頗為傑出地完成了生活賦予他們的使命。聖地亞哥·納賽爾受到了懲罰，維卡略兄弟倆表明了他們象個男子漢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獲得了榮譽。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亞多·聖·羅曼，“可憐的巴亞多，”人們多年來想到他時都這樣説。不過，兇殺案發生後，直到第二個禮拜六的月蝕之前誰也沒有想起他，那天老鰥夫希烏斯告訴鎮長説，他看見一隻磷光閃閃的小鳥在他原來的房子上空盤旋，他以為那是他妻子的陰魂來索取她的東西。鎮長在自己的額頭拍了一下，根本沒有理睬老鰥夫的幻覺。
“他媽的！”他叫了一聲。“我怎麼把那個可憐的人給忘了呢！”
他帶了一支巡邏隊上了小山，敞蓬汽車仍然停在別墅門前，寢室裏有一盞孤燈，他叫了一陣，但是沒有人回答。於是他們從一側破門而入，察看了由月蝕的餘光依稀照亮的各個房間。“屋裏的東西好象是擱在水底下似的，”鎮長對我這樣講。巴亞多·聖·羅曼不省人事地躺在牀上，仍然和禮拜二清晨普拉·維卡略看見他時那樣，身着那條考究的褲子和絲綢襯衣，但沒有穿鞋。地上扔滿空酒瓶，牀邊還有更多的沒有打開的酒瓶，但是沒有一點吃食。“他已嚴重酒精中毒，”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對我説，當時對他進行了急救。沒過幾個小時他就恢復過來了，一有知覺，他就毫不客氣地把那些人打發了出去。
“誰也別來扯談，”他説。“就是我的親爸爸也別來管我。”
鎮長把這件事用加急電報報告了佩特羅尼奧·聖·羅曼將軍，在電報中連將軍兒子説的最後那句話也一字不少地寫了進去。聖·羅曼將軍可能完全順從了兒子的意志，因為他沒有來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帶着女兒們來的，另外還來了兩個成年婦人，看來是將軍的姐妹。她們乘的是貨輪，她們為巴亞多·聖·羅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頭散髮。在登岸之前，他們脱掉鞋子，在中午滾燙的土路上赤腳穿過大街，向小山走去。她們不時地揪抓頭髮，放聲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彷彿是由於高興而發出來的。我站在瑪格達萊娜·奧利維家的陽台上看着她們走過。我記得我曾這樣想：裝出那樣一副痛苦的樣子只能是為了掩蓋其他更大的羞恥事。
拉薩羅·阿蓬特上校陪同她們去了山上的別墅，過了一會，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騎着他緊急出診時騎的騾子來了。當炎熱稍退的時候，鎮上的兩個男人在吊牀上穿了一根棍子將巴亞多·聖·羅曼抬下了山，他的整個身子被毯子蓋得嚴嚴實實的，一羣哭喪婦跟在後面。瑪格達萊娜·奧利維認為巴亞多·聖·羅曼已經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慘呀！”
由於酒精中毒，巴亞多·聖·羅曼再次昏迷過去，但是很難相信抬着的還是活人，因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親多次把它放到吊牀裏，可是馬上又耷拉下來，結果從懸崖邊到輪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長道印跡。那是巴亞多·聖·羅曼最後留給我們的東西，一種對受害者的記憶。
別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來。每當休假時，在狂歡的夜晚，我都和弟弟們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遺棄的房舍裏，值錢的東西越來越少了。有一次，我們找到了一隻手提箱，那是結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維卡略向她的母親要的，不過我們根本沒有重視它。裏面裝的看來都是女人的衞生用品和化妝用品。多年以後，安赫拉·維卡略告訴了我，為了騙過她的丈夫，別人教給她一套產婆用的法子，我這才知道了那些東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個只過了五小時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東西。
過了些年，當我回去為這篇記敍文蒐集最後一些材料時，連約蘭達·德·希烏斯珍貴的遺物也不復存在了。儘管拉薩羅·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嚀要對這幢房子嚴加看守，可是裏面的物品還是漸漸地不翼而飛，包括有六塊穿衣鏡的大衣櫥。這衣櫥由於從門口抬不進去，蒙帕斯的歌唱家們只好在房子裏組裝它。老鰥夫希烏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遺物，她的陰魂自己會來拿走的，因而現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為此，拉薩羅·阿蓬特上校曾恥笑過他。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舉行一次招魂彌撒，以澄清傢俱等等怎麼會神秘地失蹤的。據説，約蘭達·德·希烏斯的陰魂親自向他證實，確實是她通過那件人命案來索回她的幸福生活中使用過的用品的。別墅開始損壞了。門前新婚夫婦的汽車漸漸地被糟蹋壞了，最後只剩下在風吹雨打中變得破爛不堪的空車皮。多年以來，對這汽車的主人的情況一直不得而知。預審檔案上有他的一條供詞，但是簡短、一般，看來是最後一刻在別人的建議下履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談是在二十三年以後，他帶着敵視的目光接待了我，斷然拒絕向我提供任何有助於澄清他在這場悲劇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説實在的，關於他，就是他父母也不會比我們知道得多，他們根本不清楚他為什麼來到一個偏僻的小鎮，而看上去除了找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女人結婚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相反，關於安赫拉·維卡略，我卻一直不斷聽到關於她的消息，從而在腦海裏產生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個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過一些日子，想説服最後幾個她所崇拜的人入教。在那個被加勒比海水環抱的村子裏，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談。她母親把她送到那裏，目的是使她與世隔絕。“你的表妹問候你，”我的妹妹馬戈特總是這樣對我説。她頭幾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維卡略，她説家裏給安赫拉購置了一幢簡陋的房子，有一個大院落，海風能時常迎面吹來，唯一的問題是，在夜晚海水漲潮時，廁所的糞水常常漫溢出來，黎明時海魚在卧室裏亂蹦亂跳。那期間所有看見過安赫拉的人都説她在全神貫注地、熟練地用機器繡花，在忙碌中忘卻了過去的事情。
許久以後，確切的時間已記不清了，我想了解一點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帶的村鎮賣百科全書和醫學書籍，偶然來到了那個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邊一幢房子的窗前，有個女人在用機器繡花，那時天氣很熱，她半穿着喪服，戴着金絲邊眼鏡，金黃色的頭髮已經開始花白，頭的上方掛着一隻鳥籠，一隻加百利小鳥不住地歌唱着。看見這個女人這般模樣坐在富有詩意的窗户裏，我不願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個女人，因為我不願承認生活最終竟是與拙劣的文學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確實是她：那場悲劇發生二十三年之後的安赫拉·維卡略。
她象從前一樣，把我當作一個遠房親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並且十分風趣。她是那樣的成熟和機敏，真難相信那是原來的安赫拉·維卡略。最使我驚愕的是她是怎樣終於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過了幾分鐘，我就發現她不象我第一眼見到時那樣衰老，而是象我記憶中那麼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歲那年被迫毫無感情地結婚時沒有半點共同之處。她的母親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老，她象對待一個難以對付的幽靈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絕談及往事，因而在這篇記敍文中我只是摘錄了她同母親聊天時的片言隻語，以及我記得的她的一些話。她竭力使女兒在社會上銷聲匿跡，但是女兒並沒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為她從不隱瞞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對所有願意知道這件事的人，都詳詳盡盡地講述一番，當然那個永遠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誰、以什麼方式和何時真正損害了她，因為沒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聖地亞哥·納賽爾乾的。
他們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誰也沒有看見過他們在一起，更不用説單獨在一起了。聖地亞哥·納賽爾過分高傲，不會把她放在眼裏。“你表妹是個傻瓜，”當不得不提到她時，他總是這樣對我説。其次，正如我們當時所説的，他是一隻專門捕捉小鳥的老鷹。他象父親一樣，總是隻身行動，在那帶山區長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沒有哪一個不在他的涉獵之內。但是，在這個鎮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蓋爾保持一種正常關係以及馬利亞·阿萊漢德里娜·塞萬提斯曾使他喪魂落魄達十四個月之久外，不知還有別的什麼風流韻事。人們都説——也許這種説法最含惡意，——安赫拉·維卡略為了保護她真正愛着的人，才説出了聖地亞哥·納賽爾這個名字，因為她以為她的兩個哥哥絕不敢把他怎麼樣。我將此文的情節安排就緒後，第二次去採訪她，打算親自從她嘴裏掏出實話。可是，她繼續繡着手中的花，頭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拐彎抹角啦，”她對我説：“就是他。”
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災難，她都一五一十地講給了我聽。她説她的女友們教給她在牀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覺，要裝得羞羞答答，讓丈夫關上燈，為了偽裝貞潔，要用紅汞水染在牀單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裏晾曬。這些專拉皮條的女人只有兩件事沒有考慮到：一是巴亞多·聖·羅曼堅決滴酒不進，二是安赫拉·維卡略由於自己的偏見而無法擺脱愚笨，內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貞潔。“她們説那些事，我一件也沒有做，”她對我説。“因為我越想越覺得那一切純粹是卑劣的行為，對誰也不能那樣做，何況是對那個同我結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燈光明亮的卧室裏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顧她的一生會毀掉。“事情很簡單，”她對我説，“因為我決心死。”
事實上，她毫無羞恥地講她的不幸，是為了掩飾另一個不幸，即真正的不幸，這不幸使她痛苦萬分。在她決定告訴我聽之前，誰也不曾想到，自從巴亞多·聖·羅曼將她送回她家之後，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對好的最後一次打擊。“媽媽一開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記起了他，”她對我説。拳頭打在她身上她卻並不覺得痛，因為她知道那是為他而捱打。當她倒在飯廳的沙發上嗚咽時，還在繼續思念着他，對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驚訝。“我不是為他而哭，也不是為發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對我説。“而是為他而哭。”在母親給她臉上敷上山金花酊藥布時，她仍然想着他；當聽到大街上人聲鼎沸，教堂鐘樓的鐘聲齊鳴，母親進來告訴她，最糟的事情已經過去，她可以睡覺了的時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相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親到里奧阿查醫院去檢查眼睛時，她們路過“港口”飯店，由於認識老闆，便走了進去。普拉·維卡略在冷飲部要了一杯飲料。當她揹着女兒喝飲料時，女兒在大廳的多面鏡裏看到了她自己腦子裏思念的人。安赫拉·維卡略鼓起勇氣回過頭去，看見了這個人從她身邊走過去，但他沒有看見她，她看見那個人走出了飯店。然後她又萬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親。普拉·維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鏡在櫃枱那兒對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維卡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親，一個盡力掩飾她的缺點的可憐女人。“混帳，”安赫拉自言自語地説。她完全神經錯亂了，回家時一路上高聲唱着歌，回到家裏就撲在牀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為他發了瘋，”她對我説，“完完全全地發了瘋。”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見他，聽見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牀上時半夜也會感到他那火熱的身體而醒來。那個禮拜的最後一天，由於一直坐卧不安寧，她便給他寫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訴他，她看見他從“港口”飯店走出去，並説她當時是多麼希望他能看見她呀。她坐等回信。兩個月之後，她等得不耐煩了，又寫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樣語氣平靜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責備他沒有禮貌。六個月之後，她已經寫了六封信，但都沒有得到回答，不過她相信他會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安赫拉·維卡略發現愛和憎是兩種互相關聯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和火焰燃燒得越旺盛，對她母親也就越是又愛又憎。“我一看見母親就心如刀割，”她對我説。“可是，每當我看見母親，也就記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後，還如同做姑娘時那樣過着單調的生活，總是和女友們一起用機器繡花，如同以前做絹花和紙鳥一樣，但是，當母親躺下時，她便留在房間裏寫那些毫無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變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變成了處女，僅僅屬於他的處女，她只聽他的話，對他百依百順。
這半生以來，她每禮拜寫一封信。“有時我想不起來要説些什麼，”她樂不可支地對我説。“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給他寫。”起初是婚約書，其後是偷偷地情書，一見鍾情的戀人的香氣撲鼻的簡信，婚前的誓約，重温辦理結婚證件的往事，最後是一個被拋棄的妻子的不光彩的書信，假稱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歸來。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灑到了剛剛寫完的信上，她沒有撕掉，而是在信後寫了一句附言：為了證明我對你的愛，給你寄去我的淚水。有時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瘋狂的行為。郵差換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郵差的協助。她唯一沒有想到的是放棄寫信。但是，他似乎對她的痴情無動於衷，彷彿她的信是寫給一個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個有風的黎明，她忽然醒來，恍惚覺得他赤身躺在她的牀上，於是她給他寫了一封長達二十頁的熱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飾地敍述了自從那個倒黴的夜晚以來已在她心中腐爛了的痛苦。她説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恆的印記，説他談吐風雅，説他有非洲人那種火一樣的熱情。她把信交給了一位女郵差。這個郵差每禮拜五下午都和她一起繡花，並且把人們的信帶走。她確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後一次抒發心中的激情。但是，還是沒有回信。從那以後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寫些什麼，也不大知道在給誰寫，但是十七年之間她一直在不斷地寫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們一起繡花，感到有人走到門前。她無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誰。“他胖了，頭髮開始脱落，看近的東西要戴眼鏡了，”她對我説。“可是，那是他，媽的，是他！”她吃了一驚，因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樣，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愛情會象她那樣強烈。他身上的襯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場第一次見到他時那樣；系的還是那條皮帶，肩上還是那個飾着銀邊的綻了線的皮褡褳。巴亞多·聖·羅曼向前走了一步，沒有去理睬那些由於驚愕而變得呆若木雞的繡花女人，他把褡褳放在縫紉機上。
“好吧，”他説，“我到這兒來啦。”
他帶着衣箱準備留下來，另外一個大小相同的箱子裏裝着她寫給他近兩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綵帶扎着，一封也沒有打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