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兄妹兩人，只有一個荷包。説得更確切些，哥哥經常借用妹妹的荷包。裝零花錢的黑皮馬蹄型小荷包，紅線鑲邊，這是女子用品的標誌。因此，安娜儘管有一隻與這個一模一樣的荷包，但他不僅沒有懷疑，還覺得這個俄羅斯姑娘也趕女學生的時髦，怪可憐的……
對了，他邀妹妹出來逛百貨商店時，看見裝飾着化妝品的玻璃櫃上的籃子，用嘴指了指那上面掛着“每件一律五十分”的牌子，妹妹説：
“我們班上的同學都有這樣的荷包吶。”
那就買一個。荷包就是這樣買下來的。
安娜也有與它一樣的荷包——像死蝙蝠的翅膀一樣，掛在擺攤上的黑色技巾，長長地垂了下來，她買炒成豆的時候，他看見了她的這個小荷包，正因為他知道她有與這相同的東西，就突然向前邁出一步，想同她搭話。安娜用黑色的翅膀摟着弟弟伊斯拉爾那副沒有穿外套的肩膀。伊斯拉爾的弟弟達尼耶爾則把沒有戴帽的腦袋，向老人的腰兜上蹭了蹭。
淺草公園一間間小戲棚的後台門口，擁出一些藝人和售票姑娘，這是流浪者引人注目的時刻。儘管那樣，俄羅斯音樂師們還是像乞丐一樣，邁着緩慢的步子，踩着裸木上結了冰的影子遠去。有個青年時而在後面，時而在前面，尾隨着安娜，好不容易才來到了公園後面的小客棧。於是，他為了能看到安娜在二樓的廊道上走的情景，就靠在馬路對面的胃腸醫院的白牆上——呆立不動。
一箇中學生像壁虎似的緊貼在白牆上，一邊伸伸懶腰，一邊目不轉睛地盯着小客棧的二樓。毫無疑問，還是尾隨着安娜來了。他原來是個高等中學的學生。兩人像要哭出來似的互相避開對方誠實的面孔，冰涼的腿約莫站了十來分鐘。突然，中學生猛地將斗篷從頭上套了下來，然後像狗一般地跑了。他走進小客棧。客棧主管人把他帶到安娜隔壁房間裏，立即説道：
“對不起，小店規定先付房費。”
“是嗎。是一圓三角錢吧。”説着他將手伸進了上衣兜裏，可是兜裏沒有荷包。他慌忙地搜遍了全身的七個口袋，都沒有找到。
因為荷包剛才已經被安娜掏走了。
安娜她們從N館的後台門口出來，又在滑旱冰的小棚前駐步，並且鑽進觀看滑旱冰的人羣裏。他站在安娜的緊後頭，讓斗篷袖稍稍觸到她的披巾。安娜想走開，猛回頭的當兒，踩中了他的腳。
他脱口説了聲“對不起”，安娜臉上頓時飛起一片紅潮，微笑了。她那瓜子臉上的眉梢和有點往上吊的嘴角，像一隻兇猛的鳥似的微笑着瞪了他一眼，爾後又低下頭來。他決意尾隨她……大概荷包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她掏走的吧。
客棧主管人在走廊上，依然雙手着地，抬着頭來嘲笑似的望着他。
“荷包可能是丟失了。明兒一早我讓妹妹給送來不行嗎？……真不好辦，深更半夜的，即使往我的公寓掛電話……妹妹也無法來呀。”
“先付款這是我們的規定，所以……”
“就是説不能住宿羅。”
“真對不起，不過……現在可能還有電車，住在本鄉的話，即使步行也能走回去嘛。”
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安娜那隻扔在門口的舞鞋，一邊走下小客棧的樓梯。一邊用英語斷斷續續地唱起俄羅斯歌曲，向本鄉的方向走去。
“歡迎惠顧。”第二天晚上，客棧主管人佯作不認識似的歡迎他。他從隔扇的縫隙窺視安娜的房間。只見壁龕裏放着安娜兄妹們的滿是皺紋的貼身汗衫，兩個又舊又髒的箱子，箱子上面放着炒成豆的袋子、生鏽了的口琴，衣服架上放着一個落滿灰塵的花環，還有一具用木板組成的小木馬——除此別無他物。倒下來的木馬脖子上掛着一塊似乎不是玩具的俄羅斯勳章。
“少爺。”來鋪牀鋪的女傭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名詞招呼他，爾後嘎噔一聲，把隔扇打開了。“如果您喜歡這裏的那個外國姑娘，我可以幫您忙。”
“啊。”
“能出二十圓嗎？”
“可是，可是，那個姑娘才13歲呀。”
“哦。13歲嗎？”
安娜她們回來之後，跟弟弟們説了兩三句話，馬上就入睡了。他在硬邦邦的卧鋪上哆哆嗦嗦地發抖。
第三天晚上，他從朋友那裏籌借了二十圓錢。但是，到他房間裏來的，是另一個女傭。
父親和弟弟入睡之後，安娜還在小聲唱歌。窺視了一下，就見她坐着，只把兩隻腳伸進鋪蓋裏坐着。她把裙子摺疊得整整齊齊，攤放在牀鋪下。膝蓋上摞着一摞貼身汗衫。安娜用日本針縫了起來。
傳來了一陣街上的汽車聲。再窺視一下，只見同伊斯拉爾摟在一起睡覺的安娜的頭髮。父親和達尼耶爾睡在另一張牀鋪上。他悄悄地打開隔扇，像爬行似的爬了過去，將荷包——黑皮馬蹄型紅線鑲邊的小荷包放在安娜的枕邊。這是他今天特地從百貨店買來的、同上次一樣的東西。
他睜開哭腫了的眼睛，發現他房間的隔扇邊上，竟並排擺放着兩隻相同的小荷包。新的荷包裏裝着昨夜的二十圓錢，舊的荷包裏裝着十六圓多錢-一這是安娜前些日子從他那裏偷走的錢，她如數奉還了。隔壁房間裏的衣服架上只剩下落滿灰塵的花環。安娜他們逃走了。他盡了一片稚嫩的心，卻反而嚇住了安娜！他從花環上摘下一朵人造菊花裝進荷包裏，爾後急步向N館走去。在節目單上沒有安娜他們的名字。
魯波斯基姐弟被革命攆了出來，是漂泊無着的俄羅斯貴族的孤兒，住在N館裏。在電影幕間，13歲的安娜彈鋼琴，9歲的伊斯拉爾奏大提琴，7歲的達尼耶爾演唱俄羅斯搖籃曲。
他回到公寓裏，對妹妹説：
“前些日子丟了的荷包找回來了。我去了一趟淺草警察署，原來是可憐的俄羅斯少女給撿起來的。”
“那太好了。是不是給那孩子一點謝禮？”
“她是個流浪的姑娘，不知上哪兒去了——以為丟了，本來已經死心……我想買點俄羅斯的什麼東西送給她做個紀念。”
“革命後，俄羅斯沒有什麼東西進口呀。進來的只有條紋呢絨。”
“對我們來説，這是很奢侈的啊，買點耐用的東西吧。”
他在那家百貨店給妹妹買了一個紅色皮革的化妝盒子——三四年後，妹妹旅行結婚時，還帶着那個化妝盒子呢。
3月間的一個晚上，一羣像是不良的少年，在銀座人行道上撒開走了過來。他躲避到街村旁給他們讓路。他看到這羣人的後面有個像蠟偶人似的白皙的美少年。身穿久留米碎白花粗布的衣裳，眼窩深陷，頭戴黑色舊吊鐘帽子，身披下襬開叉的學生斗篷，光腳穿樸齒木履，美得令人真想咬上一口——是女子嗎？擦肩而過時，他不禁脱口説出：
“啊！是安娜，安娜。”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呀。”少年明確地説，像一陣風似的消失了。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呀。”他喃喃自語，突然伸手摸摸西服內兜，荷包果然沒有了。
（葉渭渠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