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説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着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麼樣，但他覺得當着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説，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麼。”
“你們究竟要做什麼？”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説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説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説，“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麼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復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於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並不能説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呵！”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嘆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願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衝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説，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説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藉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着表示贊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一邊。”編輯繼續説，“他們説，只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籤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面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呼籲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着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願書，唯一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麼關係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牆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牆觀望，只是不敢這麼説。牆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着他説：“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説：“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説：“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過名嗎？”或者説：“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在赦免請願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麼説，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説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願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只是許許多多的藉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託烏斯還能説什麼呢？
他終於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着牆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籤還是不籤，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於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後説，“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
“什麼時候都可以，”編輯説，“不幸的是，請願書等不了，我們打算明天就將它遞交主席。”
“明天？”托馬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麼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
“沒有什麼要想的。”兒子的話雖然咄咄逼人，語調卻近乎祈求。現在，他們雙雙對視着，托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貫注時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翹起，這正是自己平常從鏡子裏看鬍鬚是否刮乾淨了時，在自己臉上看到的一種表情。從其他人臉上發現這一點，使他感到不安。
當父母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過孩子的童年時，他們會慢慢習慣這種相似性，他們會覺得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們中斷這種相似以後再回頭想到這些，或者還會覺得有趣。但托馬斯有生以來是第一次與兒子談話！他還不習慣與自己這張不相稱的嘴巴面對面地坐在一起！
試想你有一條斷臂移植在別人身上，試想那人就坐在你對面，用你的手臂衝着你打手勢，你一定會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見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愛的手臂，它接觸你的可能想必會使你魂飛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邊嗎？”他兒子補充説。托馬斯突然明白了，他們所演的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與兒子的關係。他簽字，他們的命運就聯繫在一起了，托馬斯多多少少得盡責地與他友好；不簽字呢，他們的關係就會象以前一樣不存在。不取決於兒子的意志也不取決於他的意志，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他處在一種棋場敗局的境地，—無法迴避對方的將軍，將被迫放棄這一局。他籤與不籤都沒有絲毫區別。這對他的生活或者對那些政治犯們，都不能改變什麼。
“拿來吧。”他接過那張紙。
似乎是要報償他的決定，編輯説：“你寫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兒子把筆遞給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彈一樣有力。”
編輯的讚許使他高興，但兒於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適當：“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個，”他説，“多虧了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給我的病人做手術了。”話語聽起來很冷，甚至含有敵意。
編輯顯然是希望緩和這種不協調的語氣，帶有歉意地説：“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從孩童時代起，托馬斯就把“拯救”這個詞與一樣東西相聯繫，只與這一樣東西相聯繫：醫藥。文章如何能夠救人？這兩個人極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個一生歸結為單是一個關於俄狄浦斯的小小觀點，甚至歸結得更少一些：衝著當局吐一個簡單的字，“不！”
“也許它救了人，也許它沒有，”他説（聲音仍是冷冷的，雖然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但作為一個醫生，我知道我救過幾條命。”
又沉默了下來。托馬斯的兒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馬斯從孩子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結結巴巴是多麼奇怪。
“你知道，你寫得最好的，是什麼嗎？”孩子繼續説，而托馬斯只能看到他説話付出的努力。“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內疚意昧着什麼。殺人犯的藉口，是母親不愛他們。可是，你突然出來説：沒有什麼藉口。沒有人的靈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已。”
托馬斯把視線從兒子的嘴上拉開，努力想投向那編輯。他有些惱怒了，象是跟他們爭辯起來：“但這統統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麼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人是野蠻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他有很多話要説，但突然記起這地方也許安裝了竊聽器。他沒有絲毫野心要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來廣徵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尋章摘句。這不正是他們要從他這兒得到的麼？不正是對那篇文章的譴責嗎？他不願意把這一思想從自己嘴裏餵給他們。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在這個國家裏，任何時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廣播。他閉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麼東西使你改變了主意。”編輯説。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麼東西使我寫了個東西。”托馬斯馬上想起來了：她象一個放在草籃裏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牀邊。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書，追隨那些羅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現在，她又與他在一起了，他看見她用紅頭巾把烏鴉包起來擁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靜下來，似乎在告訴他，特麗莎還活着，與他住在同一座城市裏，其他什麼都是無所謂的。
這回是編輯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畢竟也不喜歡那種懲罰觀念。”他笑着補充，“我們不是為了懲罰而呼籲懲罰，是要用懲罰來消滅懲罰。”
“我知道。”托馬斯説。幾秒鐘之後，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卻是完全、絕對毫無用處的事（因為這不能幫助政治犯），還是一件使他不高興的事（因為這是那兩個人壓着他乾的）。
“簽字是你的責任。”他兒於幾乎是在懇求。
責任？他兒子向他提起責任？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麗莎的幻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記起特麗莎用手臂抱着那隻烏鴉，記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記起她的手又開始顫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個偶然性的產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帶來的果實；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對立面——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
為什麼竟然去想什麼籤還是不籤？他的一切決定都只能有一個準則：就是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托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麗莎幸福。他甚至並不能真正做到那一點。但如果他在請願書上簽名，可以確信，密探們會更多地去光顧她，她的手就會顫抖得更加厲害。
“把一隻半死的烏鴉從地裏挖出來，比交給主席的請願書重要得多。”他説。
他知道，他的話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無窮。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毫無預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襲來。當年他嚴肅地向妻子宣佈再不希望見到她和兒子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闊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斷送自己醫學事業的文章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對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願意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