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裏，我沒有錢買書。我從莎士比亞圖書公司出借書籍的圖書館借書看。莎士比亞圖書公司是西爾維亞·比奇開設在奧德翁路１２號的一家圖書館和書店。在一條颳着寒風的街上，這是個温暖而愜意的去處，冬天生着一隻大火爐，桌子上和書架上都擺滿了書，櫥窗裏擺的是新書，牆上掛的是已經去世的和當今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那些照片看起來全像是快照，連那些故世的作家看上去也像還活着似的。西爾維亞有一張充滿生氣輪廓分明的臉，褐色的眼睛像小動物的那樣靈活，像年輕姑娘的那樣歡快，波浪式的褐色頭髮從她漂亮的額角往後梳，很濃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鵝絨外套的領子相齊。她的腿很美，她和氣、愉快、關心人，喜歡説笑話，也愛閒聊。我認識的人中間沒有一個比她待我更好。
我第一次走進這家書店的時候心裏很膽怯，因為身上沒有足夠的錢參加那出借圖書館。她告訴我可以等我有了錢再付押金，就讓我填了一張卡，説我可以想借多少本書就借多少。
她沒有理由信任我。她並不認識我，而我給她的地址，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路74號，又是在一個不能再窮的地區。但她是那麼高興，那麼動人，並且表示歡迎，她身後是一個個擺滿着圖書也就是這家圖書館的財富的書架，像牆壁一般高，一直伸展到通向大樓內院的那間裏屋。
我從屠格涅夫開始，借了兩卷本的《獵人筆記》和戴·赫·勞倫斯的一部早期作品，我想是《兒子與情人》吧，可西爾維亞對我説想多借一些也行。我便選了康斯坦斯·迦納譯的《戰爭與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賭徒及其他》。
“如果你要把這些都讀完，就不會很快回到這兒來，”西爾維亞説。
“我會回來付押金的，”我説。“我在我的住處有錢。”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説。“你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時候付。”
“喬伊斯一般什麼時候上這兒來?”我問道。
“要是他來，平常總要在下午很晚的時候，”她説。“你見過他嗎?”
“我們在米肖餐館見到過他跟家人在一起吃飯，”我説。“可是在人家吃飯的時候盯着人家看是不禮貌的，而米肖餐館的價格又很貴。”
“你常在家吃飯嗎?”
“現在大都這樣，”我説。“我們有個好廚師。”
“在你那地區附近沒有什麼餐館，是嗎?”
“沒有。你怎麼知道的?”
“拉爾博瓦萊裏·拉爾博(ＶａｌｅｒｙＬａｒｂａｕｄ，１８８１—１９５７）為法國小説家、詩人、評論家，曾把柯勒律治到喬伊斯等歐洲作家的作品譯成法語出版。在那兒住過，”她説。“他非常喜歡那地段，可惜就是沒有餐館。”
“最近的一家價廉物美的飯店要跑到先賢祠那一帶。”
“那一帶我不熟悉。我們都在家就餐。你跟你的妻子哪天務必上我家來玩。”
“等我來給你付押金的時候吧，”我説。“但是非常感謝你。”
“書別看得太快啦，”她説。
在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路的家是一個有兩居室的套間，沒有熱水也沒有室內盥洗設施，只有一隻消毒的便桶，用慣了密歇根州那種户外廁所間的人是並不覺得不舒適的。但是可以眺望到美麗的景色，地板上鋪一塊上好的彈簧褥墊做一張舒適的牀，牆上掛着我們喜愛的畫，這仍不失為一個使人感到歡樂愉快的套間。我拿了這些書回到家裏，把我新發現的好地方告訴我的妻子。
“可是，塔迪，你一定要今天下午就去把押金付了，”她説。
“我當然會這樣做的，”我説。“我們倆都去。然後沿着塞納河和碼頭去散步。”
“我們可以沿塞納河路散步，去看所有的畫廊和商店的櫥窗。”
“對。我們可以上任何地方去散步，我們可以上一家新開的咖啡館去待會兒，那兒我們誰也不認識，也沒人認識我們，我們可以喝一杯。”
“我們可以喝上兩杯。”
“然後可以找個地方吃飯。”
“不，別忘了我們還得付圖書館押金呢。”
“我們要回家來，在家裏吃，我們要吃一頓很好的晚餐，喝合作社買來的博訥酒產於法國中東部的博訥城的一種普通乾紅葡萄酒。，你從那窗口就能看到櫥窗上寫着的博訥酒的價錢。隨後我們讀讀書，然後上牀做愛。”
“而且我們決不會愛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愛。”
“對，決不。”
“多麼好的一個下午和傍晚啊。現在我們還是吃中飯吧。”
“我餓極啦，”我説。“我在咖啡館寫作只喝了一杯奶咖。”
“寫得怎麼樣，塔迪?”
“我認為不錯。我希望這樣。我們午餐吃什麼?”
“小紅蘿蔔，還有出色的小牛肝加土豆泥，加上一客苦苣色拉。還有蘋果撻。”
“那麼我們就可有世界上所有的書籍閲讀了，等我們出門旅行的時候就能帶這些書去了。”
“這樣做對得起人嗎?”
“沒問題。”
“她那兒也有亨利·詹姆斯的書嗎?”
“當然。”
“哎呀，”她説。“我們運氣真好，你發現了那個地方。”
“我們一向是運氣好的，”我説，像個傻瓜，我沒有用手去敲敲木頭西方迷信，人們認為在誇自己有好運氣以後要用手敲敲木頭，以免好運氣跑掉……公寓裏也到處有的是木頭可以讓人去敲啊。